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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

  中苏两党之间就意识形态分歧展开斗争后,苏联想以势压人,依仗多数,迫使中共服从苏联的指挥棒。苏联首先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斗争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从而在恶化中苏关系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共的不屈服态度,使赫鲁晓夫恼羞成怒,决定把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通过经济制裁手段压服中国。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通知中国,要把苏联专家和顾问从中国召回。不等中国答复,7月25日苏联又通知说,全部苏联专家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开中国。中国希望苏联重新考虑并改变这一决定,苏联坚持己见,在一个月内撤走了1390名专家;撕毁了两国政府间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议定书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废除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苏联这一行为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伤害了中国对苏联的友好感情。同时,苏联也没有达到他们最初以此压服中国的愿望。后来苏联几次提出重新派遣专家的建议,但中国不想再接受这代价太高的帮助。

  苏联恶化中苏国家关系的另一表现是开始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边境事件。中苏之间早就存在边界争议问题。在中苏关系友好的情况下,中国顾全大局没有提出解决这一问题。双方维持现状,边境地区是安宁、和睦的。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与中国的争论没能如愿后,在经济上给中国制造困难的同时,在边境地区制造事端。1960年7—8月,第一次发生了苏联边防军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驱赶中国牧民的事件。以后苏联不断破坏边界现状,包括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在中国境内修建军事设施,干涉中国边境军民正常生产和通行,殴打绑架中国边民,阻挠中国边防人员的正常巡逻活动等等。1962年,在中国处于经济困难、台湾当局又叫嚣要“反攻大陆”的情况下,苏联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进行大规模颠覆活动,策动和胁迫6万多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造成严重的威胁。苏联这一行动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中国政府因此关闭了在新疆的所有苏联领事馆。

  边界争端发生后,中国政府就明确提出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在未解决前应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中国的倡议下,1964年2—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了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中国认为,中国清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有关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中方仍愿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苏联不仅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而且不同意以那些条约作为唯一基础来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没有取得结果也没有继续举行。

  苏联恶化中苏国家关系的又一表现是企图剥夺中国独立发展自己核防御能力的权利。1959年苏联背弃了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承诺后,中国决心自己搞。但苏联为了实现“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梦想,要把中国的这一条路也堵死。1962年8月,苏联通知中国,美国建议签订一项协定,内容是:第一,核大国将承担义务,不把核武器及其生产所需要的技术情报转交给无核国家;第二,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承担义务,不生产、也不向核大国索取这类武器,不接受核武器生产所需的技术情报。苏联政府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对此,中国在1962年9月、10月和1963年6月三次向苏联表明,苏向美承担义务是苏联自己的事,但希望苏联不要破坏中国的主权,代替中国承担义务。苏联听不进中国的劝告。1963年7月2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明显是针对中国等刚刚起步进行研制核武器的国家,妄图剥夺中国进行一般核试验的权利。中国于7月31日、8月15日、 9月1日多次发表声明,尖锐揭露这一条约的歧视性,愤怒谴责苏联迎合美国需要,束缚中国手脚的卑鄙做法,严正声明中国关于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主张。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中国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改弦更张,认为这可能是改善中苏关系的一个机会。因而主动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然而苏联新领导人却表明他们在路线上与赫鲁晓夫并无区别,苏方还提出中国也需更换领导人,中苏就能和好的无理建议。中国代表团乘兴而去,扫兴而回。

  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将越南战争扩大到北方后,1965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越途经北京,向中国提出了联合援越问题。由于中苏在如何认识和对待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和和平手腕存在严重分歧,中国拒绝了苏联采取援越联合行动的建议,并认为苏联实际上是在与美国联合行动,共同对中国构成威胁。1966年3月,中国拒绝派代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由此中断。

  1966年中国开始进行以反对和防止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为目标的“文化大革命”后,中苏关系全面倒退和极度恶化。两国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两国的教育文化交流完全中断。中国一些群众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作了不少违反国际惯例破坏两国关系的打砸抢行为。苏联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进行了报复。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分歧已发展为两个民族普通民众之间相互的仇视和情绪的对立。

  由于中苏政治外交关系的恶化,苏联方面对中苏贸易不断设置障碍,加上中国国内先后受“大跃进”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了困难,因而中苏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呈逐年下降和低落的趋势。到60年代后期,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已濒临于中断的边缘。在1968年和1969年,甚至停止了互派政府贸易代表团商谈签订年度换货议定书的常规做法,改为只由双方常设商务机构同驻在国的对外贸易部签署换文,以确认双方已签合同有效和规定银行支付结算。

  60年代初,中苏之间的经济贸易还有一定的规模。1960年两国双边贸易额为16.6亿多美元,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43.7%;1961年两国贸易额为8.2亿多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8.2%。到1969年,双边贸易额降到0.5亿多美元,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降至1.3%。1970年降至最低点,双方贸易总额仅0.47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03%(见表2)。

  表2:1960—1970年中苏贸易额一览表(单位:万美元)【本表为军事科学院于兴卫根据《中苏贸易史料》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和《中国对外贸易年鉴》对外贸易出版社1984年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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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两国经贸关系的低落,已进行了一年多的两国商业部门之间的消费品交换在1960年便停止了。刚刚开展起来的两国毗邻地区的边境贸易也在1962年以后相继中断。

  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两国经济、科技、文化交流都是一个打击。据苏联学者统计,中苏贸易额在1960年比1959年减少19%,其中苏联出口额减少14%,进口额减少23%。1961年两国协议规定这一年的换货额为78900万卢布,实际比1960年减少47%,其中苏联出口减少63%,进口减少33%。1962,1963,1964这三年中苏贸易额又分别减少18%,20%和25%。在经济合作方面,1962年两国的经济合作规模只达到1959年的5%。在科技合作方面,1963年两国议定的合作项目仅51项,1964年又在此基础上减少了80%。在文化合作方面,1961年两国文化合作计划比1960年减少了30%。新闻广播、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交流也大幅度缩减。【鲍里索夫、科罗斯科夫著:《苏中关系,1945—1980》,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16—217页,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