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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 二十四岁

1月 赴伦敦采访国际新闻,住南开同学常策欧寓所。先后为《益世报》撰写《一九二二年开幕后之欧洲》、《英法问题最近之趋势》、《继爱尔兰而起者之埃及》、《珈恩会议与法内阁》、《英伦岛上之选举潮》等。

  2月6日 为《益世报》撰写通讯《劳动世界之新变动》。文中指出:“劳动问题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各国已结成不解之缘”,“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凡是劳动界中人,都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应这个需要”。尽管社会主义派别很多,在欧洲“更是五花八门”,但是“旧派的社会主义已渐渐失掉劳动界的信任”,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大致的趋势,总是由右向左的”。劳动阶级“深知若不能整齐军旅,来同这样一致而又坚固的资本阶级奋斗,结果只有败退”。

  3月初 因德国生活费用低廉,由巴黎迁到柏林,住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五十四号。旅德期间,和张申府、刘清扬以及原在柏林的共产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经常来往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作过多次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

  3月 致信国内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叙述自己一年来居法积感和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并表示:“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也就够了。”在分析、比较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后,强调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 得知觉悟社社友黄爱(正品)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十分悲愤,写《生别死离》诗一首,随信寄给国内觉悟社社员李锡锦、郑季清,以表心志和悼念之情。诗中写道: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信中说:“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并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4月下旬 和张申府、刘清扬等联名致信在法国的赵世炎,商议五一节成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问题。后因筹备不及,延期召开。

  5月5日-10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5月底 为成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赵世炎、周恩来联络旅居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中国青年三十多人,并通知派代表到巴黎参加成立大会。

  6月 出席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小空场召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大会。到会二十三人。会议由赵世炎主持,通过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会后,周恩来返回柏林。

  7月16日-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制定了党的纲领,提出反帝反封建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等。

  8月1日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

  8月16日 为《少年》撰写《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文章批判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阐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指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因此目前中国“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

  8月 为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言论,撰写《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①一文。文章指出: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

  备注:

  ①本文曾发表在法国印行的《新刊评论〈无所谓宗教〉》,后又发表在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少年》第二号上。

  9月1日 在《少年》第二号上发表《告工友》一文。文中针对旅法华工在华侨教育经费问题上与勤工学生之间存在的误会,指出:两方“同是现社会的被压迫者”,“劳工朋友必须急图团结组织,勿放松一切机会,勿远离可引为友的勤工同学”,呼吁双方必须无条件地携起手来,以图工学前途的发展。

  10月下旬 在柏林住所接待为寻找救国真理和共产党组织而来的朱德,在倾听朱德陈述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后,同意他的申请。十一月,和张申府介绍朱德以及一同赴欧的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

  10月 赴巴黎,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的会议。会议举行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五人当选。

  11月20日 和赵世炎一起,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并委派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

  12月1日 在《少年》第五号上发表《十月革命》一文。文章分析论述了十月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和成功之道,指出:“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奠定了革命始基”,实现全世界的革命,“俄罗斯现在已是这样地一个领路者了”。

  12月15日 在《少年》第六号上发表《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和《评胡适的“努力”》三篇文章。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批驳胡适宣扬的“好人政府”主张,指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的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而想“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文章强调革命军队的重要性,说:“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一文中指出:“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在《论工会运动》一文中,论述了工会的性质、组织、工运目标以及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等,指出工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取得政权后则是建设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