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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

  在中苏关系由友好转向对立的过程中,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斗争对两国国家关系的演变起了直接的影响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两国在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冲突也常以意识形态分歧、斗争的形式出现或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交织在一起。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时中苏领导人面对面的激烈争吵,不仅标志着中苏友好时期的结束,也拉开了中苏分裂论战时期的序幕。

  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源于1956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首先,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秘密报告,其主要精神是对斯大林的批判,并由此导致全盘否定斯大林。其次,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还将“和平共处”确立为苏联对外关系的总战略,由此发展出“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重要思想。

  开始,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但不同意他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领导人尤其不赞成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方法。中国的这种态度体现在当时中国发表的两篇社论文章中:一篇是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另一篇是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概括中国党和政府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当时说的一段话最有代表性。他说:“我并不认为斯大林一贯正确,这个话过去不好讲。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的。过去我们只讲是我们自己错了,没有联系到斯大林。那时我们党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对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倒三七,还是四六开?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12页。】他在4月6日接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时明确指出,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如对斯大林。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他在4月29日接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时进一步指出:“我们认为,斯大林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大体一,他是七功劳,三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否认他好的东西是不对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31页。】根据毛泽东的基本观点,上述两篇文章明确指出,苏共二十大有积极意义,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一切是不对的。没有肯定斯大林正确的东西,造成右倾的危险,结果是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

  关于“和平共处”的问题,赫鲁晓夫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有人认为:苏联提出和平共处原则,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权宜的考虑。但是,人人知道,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起,我们就以同样的坚定态度主张和平共处,由此可见,和平共处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原则日益广泛地获得国际上的承认。……而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路是没有的。”根据这种观点,苏共二十大就将“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当时确立的总战略或基本原则,显然是要与美国改善关系。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苏联与美国之间建立持久的友好关系,对巩固世界和平将有重大的意义。如果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成为苏联和美国的关系的基础,那么这会对全人类有着确实伟大的意义……这些原则——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经济合作——现在已经得到20多个国家的赞成和支持。……我们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合作。我们提议这样做,是心怀善意的,并不是口蜜腹剑。”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赫鲁晓夫进一步论述了“和平过渡”的问题。他指出,虽然“有这样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目前,情况已经根本改变。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并且已经成为强大的力量,在这个阵营中,和平力量不仅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精神手段,而且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手段。此外,还有一大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地反对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今天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拥护和平的运动已经产生,并且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因此,“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能的。【转引自《中苏关系内幕,1949—1984》,第9—13页。】

  对于赫鲁晓夫将“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对外关系的总战略,中国当时没有公开反对,但实际上不赞成。中国在起草和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根本没有提起,在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社论文章时曾有一段是关于和平过渡的。认为这个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来的,是中苏两党当时主要分歧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中几次提到这个问题,所以,第二篇社论的修改稿中作了回答,正面提出要准备两手,即:从战略上讲要准备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但为了争取群众,从策略上讲可以提出愿意和平过渡。“毛主席反复考虑在这篇文章中讲不讲这个问题,最后还是决定暂时不讲。政治局会议也同意了,于是删去了这段文字”【《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80页。】。中国第一次向苏联公开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是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时候。当时,中国代表团就这个问题向苏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即《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毛泽东在访苏回国后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阐述了他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他说:“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报告里面,认为和平共处是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152页。】

  总之,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到1959年上半年,中苏双方虽然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如何对待“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为维护团结,没有进行公开的争论。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是个标志,双方在这次会谈中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纷争,导致了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争论的公开化。这种争论的公开化,说明双方对于相互之间的矛盾分歧都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就是在这次访问中国期间,赫鲁晓夫进一步表达了他关于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在提到他最近的美国之行时,他说,“现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刚从美国回来,在我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他还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士越来越不得不考虑现实,重新建立国际关系,因为在我们的世纪里,除了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无法成功地解决两个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出使苏联八年》,第74页。】现在看来,赫鲁晓夫的这段话是有道理的。当时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下的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这样的认识。但问题是,当时赫鲁晓夫用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企图压服中国,使中国纳入苏联全球战略的轨道,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因而不得不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与赫鲁晓夫完全不同的观点,并对其观点进行批判。

  即使在这次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双方进行了争吵之后,中国对赫鲁晓夫的上述观点是否已经发展成为“修正主义”还存有疑问。毛泽东在1959年12月份的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中指出:“修正主义是否已成了系统,……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232页。】但赫鲁晓夫在回国后却采取了将中苏分歧公开化的行动。其突出表现就是1960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赫鲁晓夫先后两次公开攻击中国:一次围绕中印边界问题,一次是攻击毛泽东本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赫鲁晓夫指责中国违背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说“有人要苏联为首,可是‘为首’能给什么呢?既不能给面包、黄油,又不能给道义、政治支持。”他甚至不指明地骂起了毛泽东,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是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是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赫鲁晓夫在招待宴会的致词中公开指责中国拆苏联的台。苏联领导人在会见中国代表团时还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了批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第251—252页。】中国派观察员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在发言中表达了与苏联明显不同的立场观点,实际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

  1960年4月,利用列宁诞生90周年之机,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纪念文章,详细阐述了中共对当前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驳斥了苏联对中国的种种指责,同时对苏联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不点名地进行了批判。6月上旬,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上会下,中国代表在发言和交谈中不断尖锐批评了苏联的观点。苏联不甘示弱。6月中旬,在纪念列宁发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四十周年活动中,苏联连续发表几篇长文,影射批评中国的内外政策,并声明苏联的理论权威地位不容损害。6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共三大期间,利用各国兄弟党代表团会议机会,苏共对中共发动了突然袭击。苏共代表团片面地向参加大会的各党代表团散发和宣读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赫鲁晓夫在向大会的致词中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派冒险主义”等等。

  在苏联的带头发难和直接指挥下,其他不少党代表团对中共代表团展开了猛烈的围攻,从中共的理论观点到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全面的严厉的批评。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对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26日,中共代表团散发了书面声明。声明揭露苏共代表团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破坏兄弟党关系准则和事先的协议,批评苏联共产党极其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在国际共运中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声明指名批评赫鲁晓夫,指出中共同他在马列主义一系列基本原则上存在根本分歧,表示中共绝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棒,绝不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同时,声明也提出从两党整个关系来说,两党都是马列主义政党,应该平心静气地进行同志式的商谈,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基础上,使国际共运的团结得以巩固和发展。而对中苏之间的尖锐分歧和激烈斗争,布加勒斯特会议协商决定在1960年11月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1960年11月,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前夕,苏共领导向各党代表团散发了一封长达6万字的信件。信件对中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批评指责。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既与苏共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又作了必要的妥协,会议最后达成了协议,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

  但是,国际共运的这种团结是表面的,争论的平息也是暂时的。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赫鲁晓夫再一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并把斯大林的陵墓迁出红场。二十二大在坚持二十大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等原则基础上,又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二十二大上苏联还对不紧跟苏联指挥棒转并表示同情中国的阿尔巴尼亚进行攻击。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必须对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和主张作出实质性的回答。委婉地说,我们不同意他的立场。实际上我们对他已经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作的报告,你就会发现我有许多话都是针对中国讲的,只是没有点中国的名罢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们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75页。】中共对苏共的这些主张和做法极不赞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退出会场提前回国,显示了中共的不满和抗议。从1961年11月开始,赫鲁晓夫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指责中共和阿共。在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相继举行的保、匈、捷和东德党的代表大会上,又通过决议或发表文章指责中共、阿共。鉴于这种情况,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9日,中共先后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等8篇文章,对苏共和其他一些党的攻击指责予以辩驳。当时,中共从大局出发,为了团结,仍然没有点名批评苏共。

  1963年3月,苏共中央给中共来信,建议召开各国党代表会议以解决争端,并表示要停止公开争论。中共中央提出在召开各党会议以前先进行中苏两党会谈,同意在保留公开答辩权利的前提下,暂时停止作公开的答辩。3月30日,苏共同意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并来信提出把他们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主张作为会谈的基础和主要内容。6月14日,中共中央回信提出了自己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并予以公开发表。7月5日,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开始会谈。双方只是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批评对方的观点,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7月14日,苏联发表了《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7月20日,会谈不欢而散。

  从1963年9月6日起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先后发表9篇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章从中苏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世界形势、时代、主要矛盾问题,关于斯大林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等方面,深入、全面地阐明了中共的立场和观点;对苏联的路线、主张作了尖锐、激烈的批判。与此同时,苏联的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文章,苏共各级领导也不断发表讲话,批判谴责中共。这就是中苏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场大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