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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一九四一年)

  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2]化,在最近几年来,是加速度进行着。对马列主义的精通与对中国革命运动规律性的把握,是有极大的提高。特别党中央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是超过党的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超过除开联共(布)党以外的任何一国的共产党。由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与中央正确而坚强的领导,所以使党在革命斗争中也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胜利与成功。然而,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各方面,在各个地方,各个组织中,并不是平衡的。而且由于统一战线的环境,党在各方面的胜利,大批非无产阶级成份的加进党,使得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在发展着。必须予这些倾向和意识以毫不让步的打击,然后才能更加巩固我党,并推动我党向更高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程度前进。必须在党内开展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反对丧

  *这是刘少奇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所作的报告,报告时间约在一九四一年夏秋间,同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的内部刊物《真理》第三期上发表。

  失党的立场、离开党的原则的斗争,反对不服从党的组织、不服从中央与上级的指示、违反党的纪律的斗争,反对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斗争。必须在党内发展自我批评,开展这些斗争,严肃党的组织与纪律。然后才能在党性上具体的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这些不良倾向,现在我提出以下几种来加以说明:

  第一种,是在统一战线的环境与工作中,丧失自己立场与独立性的倾向,以及在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

  统一战线也和其他一切东西一样,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在今天中国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民族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的各阶层,对于统一战线都各有各的政策。所以只有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而没有超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抗日的各阶层,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一方面集合在一起,建立一条统一的对付共同敌人的战线(所以有各阶级共同的联合战线);另一方面,各阶层又各有其独立的政策,在统一战线中和其他阶层的政策对立着与斗争着。看是那一个阶级站在当时当地统一战线的实际领导地位,统一战线主要就实行它的政策去对付共同的敌人,其他阶级的政策,是不能实行或不能完全实行的。比如,今天在敌后主要是实行我们的政策去对付敌人,是因为我们在敌后统一战线中已有实际的领导地位。而在全国,则不能实行我们的政策,也是因为我们在全国的统一战线中,还没有实际领导地位。所以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独立的政策。它没有超越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党派性,它与

  目前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阶级对统一战线的政策,均有其不同点。它代表无产阶级最高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中国全民族解放的利益(这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一致性之特殊条件而产生的,其他阶级都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就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统一战线教育,就是阶级教育,就是教育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在革命中如何去与其他阶级进行统一战线。

  只有提高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的阶级觉悟,只有划清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界限,才能使无产阶级与农民正确的真正的去与资产阶级和地主进行抗日的统一战线,才能保持自己的立场与独立性。否则是不可能的。

  但是党内有不少的同志,甚至负责同志,是不了解这一点的。他们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对抗起来,把党的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对抗起来。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看作是超阶级、超党派的东西,把党的统一战线教育看作是超党派的教育。因此,他们就不站在党与无产阶级的坚定的立场上,去和其他党派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去教育群众与教育党员;他们站在一种超阶级、超党派的立场上,去和其他党派阶级进行统一战线与教育群众和党员。因此,就必然要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作其他阶级的俘虏,必然要引导党与群众去作其他阶级的尾巴,在党内和群众中散布其他阶级的影响。

  除开阶级政策外,是没有超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的。

  只有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家和自欺欺人的剥削者,才会假造出一个超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来。

  他们认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阶级政策是不相容的。如是他们的公式就是这样:要末是统一战线政策,阶级政策与阶级教育就不要了(这就要成为阶级的叛徒);要末是阶级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就不要了(这就要成为“左”倾的统一战线的破坏者)。所以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同时也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本质。

  有些同志以为:在抗日与统一战线时期,无产阶级与农民不得不相当限制自己的阶级斗争(如停止土地革命与暴动政策等),不得不在抗日的问题上去与其他一切可能抗日的阶级合作,如是他们就认为要提倡劳资合作、阶级调和的理论了,要停止或取消工农的阶级斗争了,工农的阶级觉悟不应该提高,不应该在工农的思想上、组织上明确的划分劳资界限及农民与地主的界限;相反,应该使工农的阶级觉悟降低,阶级界限模糊起来才好。他们把我党目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欧洲社会民主党[108]的阶级合作政策,很庸俗的看作是一样的、同格的。因此,他们在统一战线中就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与党性,在党内和群众中公开宣传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的理论。他们认为统一战线政策与阶级斗争是不相容的。如是他们的公式是:或者统一战线,阶级斗争便应当取消、停止;或者阶级斗争,统一战线便应当取消、抛弃。如是他们在一个时候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另外的时候又表现为“左”倾机会主义。他们不懂得党的统一

  战线政策离开不了阶级斗争。党为统一战线所进行的一切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统一战线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在统一战线中一方面是统一,另一方面是斗争。离开斗争就没有真正的统一战线,就没有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独立地位。但在统一战线时期,党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为了发展、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不是破坏与抛弃统一战线。因此,党在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就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有其各种不同的一定的限度。停止土地革命与暴动,有理、有利、有节,就是这种限制之一。所以在统一战线时期,适当的发展工农阶级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提高工农阶级觉悟,在观念上、组织上划清工农与资本家、地主的阶级界限,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些,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和农民去与其他阶级进行统一战线。但是,斗争是为了统一战线,是以斗争求团结,统一战线也离不了斗争。

  我们的同志,常常是不注意去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轻视这种工作,不了解这种工作的充分进行,及统一战线的开展,对于我们的胜利及工作的开展是具有极大关系的。此外我们还有许多同志,是不善于去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这些,都是同志中极大的缺点。须知我们如果没有很好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很好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某些同志的关门主义作风——只欢喜自己的一套,不与外界接触,不悬挂国旗与孙中山的像片等等,是一种最坏的妨害党与无产阶级利益的作风。这些都不表示他

  们为觉悟的中国无产者的特性,而表示他们为小资产阶级的关门主义的特性。但是我们另外一些同志,就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明白丧失自己的立场与党性。他们与异己的各阶级的人们接触,在思想上、政治上、生活上,就接受异己阶级的影响,就完全相信这些人的一切,就麻痹自己的警惕性,并且把这些影响传达到党内与劳动群众中来。他们甚至自觉的抛开自己的立场,接受异己者的收买与贿赂,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和异己分子打成一片,他们觉得自己和剥削阶级的人在一起,是更接近、更痛快一些,而和工农劳动者在一起,则是格格不相入的。他们对党内组织上、纪律上的严格性,不独是不能自觉遵守的与拥护,而且认为简直是可怕的,用一切办法来逃避。这种人,虽然或者还保留了他们的党籍,但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完全没有了的。他们资本主义化了。如果不痛加改正,他们的党籍迟早是保留不了的。

  由于地主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革命性与动摇性,我们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在抗日时期就不能不采取一面联合一面斗争的政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即联合其革命的抗战的方面,而反对其动摇的妥协的反动的方面。这种政策在执行的时候,又依照各种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依照各种不同的具体的对象,有时我们强调联合,有时我们又强调斗争。但在整个抗战的时期,即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期,一般的我们是强调联合的。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更广大的在更长的时间和更高的程度上联合一切可能抗日的阶级

  继续抗日。但是党的这种政策,许多同志是没有完全了解的。有些同志就不知道对地主资本家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如何去执行?他们在实践上,在联合的时候,就只知道联合,而不知道斗争,在斗争的时候,就只知道斗争,而不知道联合。或者他们联合得不恰当,斗争得也不恰当,他们始终未能根据具体的情况与对象来正确执行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

  现在我们要在党内来讨论一下,对于某些阶级和党派如何来执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目前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和实际政策中的错误,来得最严重的还是“左”倾的错误。在各根据地中,在统一战线政策上,无例外的或多或少的都犯了“左”的错误。

  有些同志就不知道具体去区别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中的各派与各种不同的阶层,不知道那些人应当算作汉奸?那些人应当算作投降派?那些人及什么样的人应当算作顽固派?那些人及什么样的人应当算作中间派或中间分子与中间势力?那些人及什么样的人应当算作进步分子与进步势力等等。他们甚至把所有的地主、资本家笼统的看作都是投降派或顽固派,而他们对于投降派与顽固派又只实行斗争,不实行联合。所以他们在实际工作及实际政策中就必然要冒犯严重的错误。

  我们可以说:目前还在我们根据地中的地主资本家,除开极少数以外,他们在政治上是没有一定的成见的,他们并不是一贯的顽固的反共分子,他们也没有加入一定的政治

  派别(虽然他们与各方面有密切联系)。对于他们,只要我们能够遇事向其很好的解释,不过分去侵犯他们的利益,不去侵犯他们的安全,在政治上给他们以自由及参政的权利,不去伤害他们的面子,他们是不一定要反对我们的。他们是可以对我们守善意中立或在一定程度上赞助我们的(虽然还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在政治上来说,他们中之大多数是中间分子,是我们必须要联合与争取的。如果把他们笼统的看作都是反对我们的,都是顽固派与投降派,那在实际工作与实际政策上就必然要冒犯严重的错误。

  争取中间势力,争取中间分子,使之站在抗日的一方面,站在我们的一方面,或对我守善意的中立,是一个绝大的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中间势力与中间分子的背向,对于我们所进行的革命,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中间势力占着极大的比重。中间势力站在那一方面,那一方面就可能胜利。相反,就不能胜利。这个问题在目前对于我们,还有其更加重要的意义,就是大资产阶级也正在用一切方法争取中间势力。所以在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上,还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看谁的力量强大?谁能更多的适合中间分子的要求与给中间分子以更多的权利?谁能更少的侵犯中间分子的权利与保障他们的权利?谁就能够争取中间分子站在自己一方面。

  至于中间分子的动摇性,那是中间分子的特点。在政治上不动摇的人,就不能成其为中间分子。所以我们也必

  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斗争来稳定与停止中间分子的动摇;但我们不能因为中间分子还有某些动摇,某些不可靠,在某种时候(特别是当我们的政策错误侵犯他们利益的时候),还有反对我们的可能,就不去争取他们,或给他们以打击,或把他们当作反动分子来惩办。这是不对的。对于中间分子我们要实行坚定的谨慎的政策去争取他们。不可以因为一点小事,因为他们有某种动摇与某些不满的表示,因为贪图小利等等,而放弃与违背我们争取他们的政策。

  许多同志似乎总有这样一种成见:认为在我们根据地中普通的地主资本家是天生反对我们的,我们和他们总是会弄不好的。因此,他们在实际上就不相信在抗日的时期我们能够争取普通的地主资本家和我们站在一起来抗日,建立政治上某种同盟来实现民主。他们忽视在抗战以后地主资本家的政治态度比抗战以前有了一般的变动。他们还是用内战时期的眼光来看今天的地主资本家。他们片面的夸大我们与地主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而忽视我们与地主资本家之间在抗战时期关于民族独立和民权自由的共同要求,所以他们就不能忠实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一切可能抗日的各阶层的人民来继续抗日。他们常常只是站在一种暂时利用的观点上来和一切人们进行联络,但一有某种变动,便对昨日的朋友“不客气”,给以种种难堪。这当然是不对的,违犯党的政策的。

  不错!我们与地主资本家间一般是存在着基本矛盾的。准看不见这一事实,准就不能成其为共产党员。但在

  今天来说,中国的具体情况,地主资本家就不只是和我们之间存在着基本矛盾;他们和日寇伪军之间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之间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对这三方面都存在着矛盾。他们今天的政治态度,大多数就依照他们对这三方面矛盾的情形来决定。看他们对准一方面矛盾更大,更危害他们的生存,他们就与准弄不好,就会要反对准!一般来讲,在敌后的地主资本家,他们与敌人伪军之间的矛盾是更大的,他们与顽固派之间也有极大的矛盾,如果我们能正确实行中央的统战政策,那他们与我们之间的矛盾,还比较小一些。而我们中央的统战政策,如“三三制”[119],税收政策,除奸政策,土地农民政策,劳动政策等,都一般的照顾到地主资本家的利益,都严禁过分侵犯他们与加重对他们的负担,都对他们有很大的让步。目的就是为了缩小一些我们与地主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上和他们更多的建立一致。因此,只要各地能正确的切实的执行中央的政策,在敌后根据地中一般的争取地主资本家站在我们方面,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应该完全相信这一点。只要是在政治上没有一定成见的地主资本家,我们是能和他们弄得好的。因为敌人伪军及顽固派和他们中之大多数弄不好。

  当然在敌后根据地中,我们对中间阶层的让步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这种限度就是;要不妨害我们在敌后长期坚持抗战,保持我们的独立性与领导地位,最低限度的改善劳苦群众生活状况的要求。超过这些限度的让步,是错误

  的,是右倾。但是在中央已经决定了让步的,已经规定与宣布了的各种政策,必须爽快的完全的执行。

  现在我们最大的缺点,就是各地不能完全正确的全部的执行中央的政策。一方面我们许多同志还缺乏对于中央政策的真正了解,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如何将中央的政策在各地不同的情况下去具体运用。所以常常发生错误。因此,某些中间人士对我们就有这种批评说:“只要你们的党员真正能听你们党的话,那你们治天下就完全无问题。”意思就是说:现在你们的党员并不能真正听党的话。你们上面所答应的,在政策上所宣布的,你们并不能真正照着去作。你们所宣布的政策,与你们的实际行政之间不一致。你们的下面与上面不一致。还有你们的军队与政府又不一致。这个军队与那个军队也不一致。

  某个士绅和我们谈话之后,最后向我说一个“信”字。意思就是批评我们有点“无信”,批评我们说得好,宣布的政策好,上面讲得好,但作得并不好。说我们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作。他们就有点“今为座上客,明为阶下囚”之感。他们说我们“转眼无情”。说我们今天这个人和他们交朋友很好,明天我们那个人又去对他们不客气。

  同志们!这些是从中间分子那里来的对我们致命的批评。

  在这里不只是表现我们各个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好,而且是表现我们在党性上的极大的弱点。表现我们在政治行为上的全党的统一性与集中性完全不够。表现我们的散漫,

  轻率、不一致、不团结。这与中央在关于党性决定上强调全党统一性、集中性的指示[120]完全不相符合。这种现象如果不完全改正,那就要使我们不能去进行统一战线,不能争取中间势力,不能战胜我们的敌人。所以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不能允许的。

  这种现象的存在,必然要给敌探奸细及反动分子利用来反对我党,破坏我党,并给他们在我党内部进行挑拨离间的各种机会。

  我们必须遵照中央的指示完全克服这种现象,必须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必须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必须做到我们内部的完全一致。做到上下的完全一致,军政的完全一致,实际的行政与宣布的政策完全一致,全党与中央完全一致。只要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增加无限的力量。

  第二种,是在党内一部分同志中发展着的个人享乐主义的倾向。

  个人享乐主义,在中国封建阶级中是一种普遍的腐化的人生观。他们认为:人生在世界上最高贵的就是能享到个人的快乐,否则是可鄙的不值得的。中国的旧文学中反映不少这种人生观。中国目前社会上这种人生观也很普遍。在我们的一些党员中,也传染了,并且发展着这种个人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党员(任何人都一样)只要一传上这种人生观,就要丧失党员最可宝贵的品质——前进心、责任心、创造心,而变为落后的、没有出息的、腐化的废物,变为党的

  一种单纯的负担,甚至变为危险的人物。在最初的时候,或者他们就觉得:在社会上凭他自己个人的努力,是享不到什么快乐的,而要加入到党与革命的队伍中来,或者采取投机的偷窃的行为,掠到什么东西,就快乐一下;或者在党与革命队伍内尽一番努力,立下一点功劳,然后以功臣自居,向党提出要求。某些人在最初加入党的时候,或者是为了革命,但到现在就变了,他们似乎要这样说:给我一切应有的享受吧!因为我是经过了艰苦斗争的干部,有功于党,我的责任已经尽了(?),我今天已经对党没有什么责任了(?),党欠了我的债(?),我今天对党就只有提出要求,给我报酬吧!如是一大堆的私人要求提出来了,吃饭、穿衣、睡觉、走路、再加上补药针……都要党来给以满足。一切的风头,党内一切的荣誉,他都要求享受。党内一切的东西,他都认为有权拿来个人享受。地位必须比别人——至少要比那些党龄较短、有能力、负责任、进步的党员——要高些,权利必须比别人要大些,享受必须比别人要好些,但是工作与责任,学习与进步,党与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他却是不大关心的,或者是忘记了。如果你说起来,他也还会记起来,会向你说一大套关于党与革命利益的空话,并可再三向你申明:不要误会他。可是要求还是要满足,工作还是没有心思去管。他在党内的工作与功劳是有限的,但他的要求与欲望却是无限制的。因为他在党内善于专门作一种关于资格上享受上的比较(而同志中工作上的比较他就特别外行)。水涨船高,他的党龄总是一年年提高的,他的要求也就可以一步步提

  高。他可以向你说:某某人以前是在我下面作什么的,我作什么的时候,他还作什么,而他现在(因为工作的努力与成绩)又作什么了,他已有了什么什么,……。他觉得:他总要比后来的同志不论在那方面(除开工作以外),都要高出一等两等才好,才算公平,否则,他就认为“不平等”。他更可利用党爱护干部的指示来提高要求,但当他去管理干部的时候,他又把党爱护干部的指示忘记了,他可以向干部提出不近情理的要求。他把这些什么什么东西看得比共产主义、全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还重要得多,他对这些什么什么感到无限的兴趣。因此,他的要求是无法满足的,他对于党也成为一种负担。如果你不能满足他,他可不满意,他的牢骚可会很多,他可不负责任的在一些角落里去进行对党不满的广播。如果这样还不能满足,他又不学习与进步,如是他就可能另想以下三条出路:或者在有机会的时候发发洋财,在工作中进行某种非法行为,去满足自己的享受;或者卷款潜逃,投敌;再或者,就没有出路的自杀。这三条路,是这种倾向发展下去的最后结果,危险的结果。

  这种意识表现为封建阶级享乐主义影响下的农民落后意识的特性。这与前进的共产党员的党性是不相容的。

  这种人,因为他脱离生产,脱离阶级太久,反映不到群众中的前进的革命情绪,因为他被革命的艰苦斗争所吓住,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及共产主义事业中的艰苦性,他深受旧社会腐化生活的影响,他已经或正在开始蜕化为社会上的游离分子,而日益离开党与无产阶级,思想上、行动

  上、甚至生活上,已经表现不是一个前进的共产党员,但由于他的历史关系,组织上还留在党内。对于这种人,必须给以严格的批评、揭发与教育,使他警觉起来,进步、学习与工作,才能挽救他的没落。

  对于这一类的党员,党应该采用如下的办法:(一)记录他们以前的工作与艰苦斗争,不要抹煞,在他们改正错误、拥护党的方针政策、负责工作的条件之下,号召党员对他们要有相当的尊重,并给以相当的待遇;(二)严格的批评与揭发他们错误的思想、言论、行动,警觉与教育他们,要他们改正过来,努力学习进步,在党组织指挥之下努力工作,否则给以撤职和处分;(三)如果不能工作,或者残废,有病,在他们拥护党、不在党内散布不满情绪的条件之下,要他们休养。必要与可能时,可设立休养所;(四)如果不愿继续在党内工作,要求脱党并脱离工作时,在他不投敌、不反党、不泄露党的秘密的条件之下,允许他脱党。

  第三种,是在某些同志特别在某些负责同志中存在与发展着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

  个人英雄主义,个人权位思想,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是还不能完全打破的。一到某种环境下,特别是胜利与成功的时候,这种思想就在一些同志中发展起来。但这是一种个人主义。因此,它可以发展到完全离开党与阶级并走到反党反中央的地步。这种思想,对于一些工作能力强、地位高、担负独立工作,而党性修养不够、党的组织观念不强、暇从命令的精神欠缺的同志,就特别危险。因为他有使个

  人英雄主义发展到最高度的一切条件,因为他有相当的能力、相当的资格和地位,他就可能善于粉饰自己,把自己打扮得如何革命与忠实于党,他可以利用他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地位,去造成个人威信,以不正确手段去拉拢干部,排斥那些不服从他个人的忠实于党的党员。这种人的毛病和危险性,在其严重错误未形成时,不容易为党内所发觉,积久可能造成尾大不掉,并可能使党遭受最大的损失。

  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的,是无数千万与万万人来共同创作的。任何一个人,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多少的努力与成功,都多少种下一定的影响,都多少为共产主义的总仓库添加资本。百余年来,由于全世界无产阶级不断的发展,及无数的英勇斗争,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理论上、实际上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空前伟大的贡献,由于苏联无产阶级的胜利及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由于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在世界上数十年的努力,再由于中国共产党二十年来的英勇斗争,数十万党员先烈的牺牲流血,及其最近在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的发展,由于这一切,就造成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在世界上、在全中国今天的巩固地位,及其在劳动人民与进步人士中无限的威权。今天共产主义是以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世界,为任何反动势力所不能阻止、不能战胜。共产主义事业这一笔不可计算的空前伟大的资本,从马克思以来无数先烈共同的宝贵的遗产,都为我们今天一切男女共产党员所接受,所继承。我们今天来参加共产主义的伟大行列,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这样的条件之下,

  来参加的。当然,我们比以前的共产党员,是讨了很多便宜。我们是在共产主义已有这样一笔伟大资本和遗产之上,去开始与进行我们的工作的,所以在我们的工作与斗争中,在许多方面就比较更容易的得到胜利与成功,虽然共产主义事业还要经过很多艰难斗争,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无产阶级与共产主义事业,从过去百余年来在历史上的成功所给予我们今天在工作上的影响,这一点,是为我们许多自高自大,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党员所忽略,所不了解的。由于党在广大群众中有最高的威信,为广大群众所欢迎与拥护,一部分反动分子也在党的这种威力下面慑伏着,而向党乞怜与投机取巧,所以我们的党员,我们的队伍,就到处得到群众拥护与赞助,大批的先进分子涌到我们队伍中来,某些反动势力也不敢抵抗我们,我们所要进行的工作与我们所要取得的一切,也比较容易成功,胜利与成绩比较容易取得,困难与危险也比较容易克服,容易挽救。如是,这就冲昏我们一些党员的头脑,他把这一切的胜利与成功,都上在他个人的账上。他认为取得这些胜利与成功的原因,完全是由于他个人的本事,个人的能干。他自以为:什么都行,什么都能干,比什么人的本事都高,什么他都不怕。他自以为:已经是“了不起的人物”,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并不会比他更高明,党的中央,中央的各领袖,更不会比他高明的,“他们还不了解我这里的特点”,“不懂得我这里的情形”,“中央对我这里的工作与胜利并没有什么帮助”“这里的一切全都是由我干出来的”,“我还有什么不行呢?”如是,他就

  可以自作聪明,独干一切,武断一切,一切都拿在自己的统治之下,一切都自成风气,形成为独霸一方的“英雄好汉”、土大王。如是,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与伟大事业,党与无产阶级的战斗利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等等,就早已和他的脑袋分了家,他也早已“吾不复梦见周公”矣。共产党员的党性,自然就根本说不上了。

  如这种可笑的、渺小的、甲虫一样的“英雄”,在我们党内已经产生过了。如过去的张国焘[54]。在以后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是还有可能产生的。而每次这种“英雄”的产生,都要给党以极大的损害。这种“英雄”是没有不失败的,因为他忽视党的伟大影响。他的胜利与成功,是当他还是共产党员,在党的伟大影响与直接帮助之下达到的,所以到他一脱离党、反党的时候,他就完全是孤立的。最后,他非失败不可。

  关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切工作,党的一切工作,都是具体的,都是经过各个具体的党员和革命者去作好的。除此以外,没有所谓抽象的、一般的革命工作。某些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某些作过很多具体革命工作的“功臣”,他们厌恶与轻视那些切实的具体的革命工作,总觉得他们不是作这种“麻烦琐屑事情”的人,总觉得除开这些具体的但是革命的工作以外,似乎还在某个神秘的地方存在着一种神通广大的、足以使他们扬名后世的、抽象的、一般的、并不麻烦的什么革命工作。他们要求党分配这样一件神秘的工作给他们去作,那他们就会称心如意的,就会马到功成

  的。然而党是找不到这样一件工作分配给他们,他们自己也说不出这样一件工作来。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硬以为有这样一件工作,被什么人收藏起来不让大家知道,他们可以为此烦闷,对党表示不满,抱怨党不栽培他们。其实,他们所理想的这种革命工作,完全是他们主观上的一种幻想。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件抽象的革命工作。如果要有的话,那就只是那些“革命”的空谈、漂亮话。但是列宁又说过:“漂亮话少说点!细小的日常工作多作点!”可见那些“话”虽“漂亮”,惜乎是不大“革命的”;那些“日常工作”虽“细小”又麻烦,但又偏偏是革命的。不然,列宁又为什么要我们少说漂亮话,多作细小的日常工作呢?那末,他们又可以问:就不说漂亮话,说老实话如何呢?说老实话,是可以的,但老实话,不是空谈。老实话也是具体的。一切革命经验的抽象,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是具体的,都更深刻反映事物的本质。即真理总是具体的,没有抽象的、一般的真理。马克思写《资本论》,是说老实话。列宁办报纸、大会作报告,是说老实话,为党出主意、定方案、提计划,也是说老实话。但这些都是具体的,而不是空谈。因此,也就是麻烦的。马克思毕生之力,还没有把《资本论》写完。你如果能够说老实话,那就分配你去办报纸、办杂志、教书、大会作报告、定计划、提方案、出主意……,即使不写《资本论》,写什么“论”都可以。只要你能够作,作得好,作得对党与无产阶级的战斗有利,党都可以毫不吝啬的分配你这些工作。如果你对这些工作不能作的话,那末最好你还是听列宁的指示:

  去多作一点细小的日常工作吧!这比说漂亮话要革命得多!对党与阶级的战斗有利得多!而在这些细小的日常工怍中,也并不是完全作不出英雄来的。苏联英雄斯大哈诺夫[90],是在挖煤炭的细小工作中挖出来的。大科学家瓦特、牛顿是观察开水壶、苹果从树上落下来的细小事情中发明的。任何轻视具体切实日常工作的倾向,都是不对的。

  党的一切工作,都是经过各个党员作好的。我们完全不否认个人在具体工作和具体斗争中的决定的作用。但这一事实在另外一些同志中又发生另外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们只看到这一点,夸大这一点,而忽视党的伟大影响对他们今天工作与斗争的作用。他以为工作是他个人作好的,如是就认为完全是由于他个人的力量。胜仗是他打的,地方是他打开的,根据地是他建立的,人马是他扩大来的,枪是他缴来的,还有钱、粮食、衣服、以及其他一切的东西,都是他搞来的。如是他就觉得:他的功劳很大。他认为他有全权支配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作为他个人所有,似亦不为过分。如是钱就可以上腰包或者扣留起来,好东西收起来,枪和马固然是他的了,最后把队伍也看作是他的,干部也是他的,根据地也想作为是他的才好,如果还有其他的党员在这里工作——办报纸、作县长、区长、与收税……那还要他特别“宽大”哩!因此,你如果要调他的人、枪和马,要他的东西和钱,他可不满意,他可认为你不应该。因为这些,都是“他的”,或者至少是他搞来的。他可以向你说:“这个地方是我打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应该归我,或至少我可

  以在这个地方横行一切,支配一切,你,党,不应该,没有权力来支配这个地方。这种观点在我们某些干部中是存在的。

  这种人不了解:他之所以能够胜利,能够搞到钱、枪和人马,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的奋斗,同时主要的是由于党的力量,由于党的伟大影响。倘若在世界上、在中国,没有共产党,没有从马克思以来百余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努力,即使他个人有何等大的本领,他也是不能胜利的,他也是不能搞到钱、枪和人马的。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是工农出身,而今天已作了团长、旅长和司令,他们打胜仗,搞来了很多人、马、钱、枪,这都并不是由于这些工农同志怎样的了不起,他们原来和普通的工人农民一样,仅仅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受了党的教育,在党的指挥帮助之下忠实努力奋斗,他们依靠着党,就格外显出他们的神通广大,能够战胜强敌,而获得一切的胜利品。原因就在这里。试问!倘若没有共产党,这些工农同志怎样呢?最大的可能,还依然只是工人农民,依然和普通工人农民一样,工作、种地、老死乡井而已。即或跑出门来,至多也只能弄到自己一家的衣食。说得上什么团长、旅长、打胜仗……呢?!和这些同志一样的工人农民,世界上真是千千万万,也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加入共产党,没有受过党的教育与在党的指挥下忠诚奋斗,他们被旧制度压制住,所以他们不能和我们今天这些同志一样,享受共产主义英雄的荣誉。倘若他们也加入共产党,并这样作了,那他们也可能有同样的发展。所以,一切都是党的力量,应该

  一切归功于党。一切只有依靠党,离开党就没有一切。任何党员的胜利(以及人、马、钱、枪)都是党的胜利(党的人、马、钱、枪)。只有党的胜利与发展,党员个人才能胜利与发展。

  不依靠共产党,任何个人,对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都是无能为力的。

  然而,某些同志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已经受了党的长期教育,已经在党的指导之下干出了许多不平常的英勇的事迹,如果他们继续在党领导下忠诚奋斗,他们发展前途是无限的。但是共产主义的英雄他不作,而想要离开党的指导,去作个人主义的“英雄”。其愚蠢莫过于此!结果,“英雄”作不成,弄到身败名裂,走投无路。叛变了的张国焘[54]如此,某些逃跑分子如此,以后还有任何想作个人英雄的好汉,也只能如此。

  因此,为了党的利益,也为了爱护与挽救某些同志自己,党必须不留情的严格的批评那些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党员,不管他是如何的高级干部,也不要怕批评了会引起他的什么不满与丧失他的什么“威信”,方式虽应讲究,诚恳坦白和正面的说服,但是必须批评,令之改正。必须严肃党的军队的纪律,不能容许有不服从党的领导与上级指挥的事情发生。决议与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容许推诿玩忽!部队是党的,中央的,不是任何个人的。干部是党的干部,中央的干部,不是任何个人的干部,人、枪、马匹以及一切东西,都是党的,不是任何个人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一切都由党、党的中央以及中央所委任的高级指挥机关统一

  支配,不许扣留、隐藏和窃取。只有如此,才能严肃我党我军阵容,才能阻止个人英雄主义的发展,才能挽救某些害了“英雄病”的党员。

  第四种,是在一些同志中存在与发展着的本位主义倾向。

  共产主义事业,是一种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无产阶级的解放,须要全世界的统一的行动与斗争。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已开始了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的统一的战略新阶段。因此,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战略,都不是离开其他各国而孤立的,而应服从统一的世界战略的利益。这种情形,就要求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员,需要有何等远大的眼光,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就是说,要求我们的同志在决定自己行动方针的时候,不只是要根据自己所负责的一部分工作的利益,也不只是要根据全国范围内整个工作的利益,而且要根据全世界范围内整个无产阶级的战斗利益与战略要求。不是要全国全世界的革命利益来服从我这一小部分工作的利益,而是要我这部分工作的利益去服从全国全世界的革命的要求,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全世界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部分的事情。

  马克思指示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在决定自己一切行动的时候,要根据下列的原则:即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部分的利益,服从全体的利益;一国的利益,服从世界的利益。一切共产党员,必须深刻记取这个原则,并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方针。任何违背这个原则的行动和言论,

  都是错误的,都要损害无产阶级的整个战斗的利益。尤其在今天,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正要求无产阶级有统一的行动,才能战胜法西斯和反动派,这个原则就特别重要。特别要求在组织上、纪律上,保证一切共产党员遵循这个原则来行动。而共产党的党性,也特别表现在对这个原则的完全执行上。

  在我们同志中存在着的本位主义,就根本是与上述这个原则相反的东西。本位主义的原则:不是部分服从全体,而是要全体服从部分;不是目前服从将来,而是只管目前就不管将来,只管今天就不管明天。一切从他本位的利益出发,只管他自己,只要他自己一部分好就算了,就不管人家,就不管大局。不照顾大局,不识大体,妨害大局,妨害人家,来迁就他自己一小部分工作的利益,这种狭小浅近的观点,就是本位主义的实质。这种本位主义,在我们同志中,特别在部队相当负责的某些同志中是存在着的。这种错误,在过去已给我们工作的损失很多,如不改正,如让其继续存在与发展,在今后将更要给党与无产阶级的战斗利益以极大的损害。

  同志们应该知道:一切事情,如果大家弄不好,整个弄不好,你自己一部分也是无法弄好的。即使弄好了,最后也是不能胜利的。如果大家弄好了,整个弄好了,即使你的那一部分暂时吃点亏受点损失(只要于全体有利),也是不要紧的,也是可以弄好的。因此,为了大家,为了全体的利益与发展,为了主要工作部门与主要方面的胜利,有的时候需要

  减弱甚至牺牲某些部分,也是必要的,正确的。一切共产党员(有远见党性强),在这种时候,应自觉的自动减弱与牺牲某些部分。如果要牺牲我这部分,即应自动牺牲,否则就不对!

  共产党员,应该是识大体照顾大局的,平常在自己的一切工作中,固然要尽责,把自己部门的工作弄好;但同时必须照顾到人家的工作,照顾全体。在与人家发生关系时,应有充分的精神自动协助与配合人家的工作;应有充分的精神,不只使自己的工作弄好,而且也要使人家的工作弄好。不是不管,更不是去妨害,而是一番帮助同志的精神,对一切共产党员是完全必须的。这是一切党员不可缺少的党性与道德。

  一切有本位主义错误的同志,必须立即纠正。在党内应进行纠正与反对本位主义的斗争,因为这与党性是完全不相容的东西。

  为了整个的利益,党与高级机关,对于一切均有统一的方针、计划与指示。一切就应有统一的支配。一切党员忠实的服从与执行高级机关的方针、指令与命令,是纠正本位主义错误的具体办法。一切向上级隐瞒或夸大,拒绝或不忠实执行上级指示与命令的行为,应该完全消灭。这是在加强干部与党员的党性中所必须作到的。

  第五种,就是在一些同志中存在与发展着的不服从不尊重党与组织的倾向,以及在一些同志中存在与发展着的无原则纠纷与不团结的倾向。

  无产阶级战斗力量的来源,就在于无产阶级有很好的组织与纪律。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组织得最严密的一部分,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共产党员的党性,不只表现在他有最高的最明确的原则性上,而且表现在他有最高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上。共产党员不应该有无原则的言论和行动,也不应该有无组织无纪律的言论和行动。党员的一切思想、言论、行动,都应该是有原则的、有组织的、有纪律的。

  共产党不独是有思想上的一致,原则上的一致,使我们的党员能够很好的团结起来;而且还有组织上的一致,纪律上的一致,使我们的一切党员的行动,能够最高的统一起来。

  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些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一切党员都要执行的。

  党的纪律是统一的。不能有需要遵守纪律的普通党员与不需要遵守纪律的上层人物之分。

  党的决议、组织的决议,是党员全体都要执行的,党的负责人,组织的负责人,首先就要执行。不能说,党的领导者、负责人,可以不执行决议。

  我们党的组织,不是家长制,不许有任何个人站在党的一切组织之上来支配党。相反,而是党的组织支配任何个人。党的领导者,组织的领导者,只能在服从党,服从组织,服从多数的条件之下,来领导党,领导组织。党的任何领导者,都在党的组织的支配之下,都在多数的支配之下。

  共产党员,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有三个以上党员在一起,就应该有自己的组织(除开特殊情形外),就应该使自己的行动统一,成为有组织的行动。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矛盾的统一体。违反党的集中原则,是违反纪律的。违反党的民主原则,也是违反纪律的。党员、党的下级组织,对党的领导机关与上级组织,应更多的注意执行党的集中原则,注意服从;而党的领导机关与上级组织,对党员与下级组织,则应更多的注意执行党的民主原则,注意多讨论,多开会议与服从多数的意见。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与上级对下面,更民主一些吧!而党员与下级组织对上面,更集中一些吧!这样就使党员与领导机关,下级与上级,达到统一。若反其道而行之,就要使党的这种统一破坏。

  任何党员、党的下级组织,对于党的领导机关、党的负责人、党的上级,如果有政治上、工作上原则的不同意见,要向高级党部报告、提议或控告时,即越级报告、提议与控告时,均是合组织手续的,可以的。而党的领导机关、负责人、上级,阻止下面越级报告与控告者,则是违反纪律的,违反民主原则的。不替下面转达报告与控告书到上级,也是违反纪律的。就是说,必须转达,只要没有事实上的不可能。

  这些都是党的重要组织原则。在这里不详细说。但是,有些同志,由于思想上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本位主义的发展,常常走到在组织上也要发生严重的原则错误。

  服从组织,服从多数,服从上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一切党员都要执行纪律,是无例外的。但是有些党员特别是党与部队的某些负责干部,就偏偏否定这种绝对性,偏偏提出条件,并把自己作为例外。

  决议、指示、命令等等,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服从。他认为(还不是真如此)不对,就不服从。他以对与不对,作为服从的条件。但党的组织原则是:即使不对,甚至是真不对,你在组织上、行动上也必须服从的,虽然你在原则上仍可保留你自己的意见。

  此外,还有人就要看党的组织负责人如何?如资格老与不老?文化理论水准高与不高?年龄大与不大?地位高与不高?大学毕业或中学毕业等等,来作为他服从组织的条件。他的思想,就是服从怎样的个人,而不是服从组织。还有人就要看决议、指示、命令等是否对于他有利,来作为服从的条件。

  有少数的负责干部,他们以为自己是某个组织某个部队的负责人,他们就以为:我已经是负责人了,领导者了,决议与章程,一切人都要服从,纪律一切人是要遵守,但是,我!我应该不同!应该例外!决议与章程就是我写的,我颁布的,而且我要修改就修改,取消就取消,我何必还要服从呢?决议与章程是为那些蠢才写的。蠢才与老实人就得服从。我是负责人,又是聪明人,而且是调皮人,那里会和那些蠢才一样?纪律对蠢才才有用。我聪明、调皮而又是负责人,纪律对我有什么用场?我是组织的负责人,组织内的每一个党员都得服从我,由我支配,我要他们怎样就得怎

  样。那里我还受组织支配,受大家支配,服从多数与组织呢?这些人就这样把自己摆在组织之上,作为党的组织的支配者而出现,要一切服从他,大家都要遵守他的纪律,可是他不服从一切,一切纪律他都不遵守。他就这样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改为家长制,而他作的,是家长。

  这种组织上的家长制作风,是由他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支配欲、特权阶级的特权思想而来的。这种人如果不给以纠正、斗争和打击,让他发展下去,他就可能干出各种罪恶与不法行为来。

  这种人即使他在口头上宣言如何同意党的路线,党的章程,但是他是没有党性的人。

  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服从党尊重组织的绝对性上,表现在对于一切党员,一切党的组织,对于党的一切决议、命令、文件,对于党的一切东西的尊重、执行与爱护上。表现在对于党内一切缺点与错误的自我批评精神上。没有同志问的相互敬爱,相互帮助,没有对于党的一切机关(如地方党政治机关)应有的尊重,没有对于党的一切决议、命令、文件忠实研究与执行的精神,没有对于党的一切公共事物的爱护如他自己的事物一样的精神,没有对党内一切缺点错误的自我批评精神,是不能表现他的坚强的党性的。

  最好的党员,即在他最危险、最紧急的时候,他的行动,都是有组织的。如彭湃[121]同志在遭反动派枪决时,还和其他的同志共同商量好了大家叫的口号。他的行动,到最后一分钟,还是有组织的。

  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他对革命群众的无条件的帮助及亲密的联系上,另一方面又表现在他对异己分子及其他阶级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区别之严格性上.如果那些人,真是反党、危害党与破坏党的异己分子,和党绝对对立的异己分子,那对他们就应有最高的警惕性,政治上、组织上的最高严格性。如果不是为了党的一定的目的,他不会和这些异己分子接近,交朋友,表示同情。更不会和这些分子没有界限的接近与混同,及泄露党的秘密。他不让这些异己分子有机会来进行反党与破坏党的活动,他有大无畏的精神在各种方式下和这些分子斗争。对其他阶级,在政治上、组织上亦不和他们混淆,而有明确的界限与区别。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独表现在对党外的敌人有坚决顽强的斗争性上,而且表现在对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各种错误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有不调和的斗争性上。共产党员自己不损害党与阶级的利益,也不容许任何其他的党员来损害党与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不论在任何时候遇着其他党员有错误的倾向与言论行动,他不独不会无原则的去表示同情,也不会采取自由主义的不理态度,而会站在坚定的原则立场上,采取正确的方式,向这些错误倾向与言论行动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在党内有充分的自我批评精神及不调和的原则斗争精神,是一个党员不可缺少的特性。虽然批评与斗争的方式及程度,是要注意其适当的,但是必须有这种批评和斗争的勇气,不惧怕因为这种批评与斗争而引起人家对他个人的不满与误会及可能的反击;即使因为这种批评与

  斗争而使自己暂时孤立或吃某些苦头,亦是必要的。因为正确的原则与真理,必须坚持。

  对于真理与原则的坚持性,和对于党的组织之服从的绝对性,是不可分离的。不能因为你在原则上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而且应该坚持,就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即在组织上、行动上不服从组织与多数,不服从上级。

  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常常表现他们对异己分子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严格的界限,警惕性不够,因为旧关系而和这些分子作无原则的接近,混在一起。这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对党外的同情者,对非党干部,对劳动群众,则常常表现其不能接近,以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而自己总是和几个党员——好朋友生活在一起,有说有笑,不去理睬党外的群众,这都是不对的。

  在党内害怕自我批评,害怕思想斗争,对各种错误倾向与坏现象,采取原则上的调和态度,或采取自由主义的不管态度,亦是在我们同志中严重存在着的。因此,必须反对调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才能发展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与坏现象的斗争,而给以彻底改正。关于自由主义,毛泽东同志有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去讨论并执行。

  在党内应该开展反对各种不正确倾向的原则斗争;但是对于无原则的斗争,则不独不应开展,而且应该坚决反对。

  在我们党的各部门工作中,现在是有各种缺点,有各种

  错误倾向,有各种坏现象,也有各种不好的或不大好的,负责的或不负责的人。同志中对于这些缺点、错误与不好的人,也都在反对。但是这些反对的人,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立场和目的,须要给以严格的划分:

  第一种人,是站在党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上,为了把工作弄好,也为了纠正某些同志的错误的目的,而正式的诚恳的向相当的组织与负责人提出批评建议,来反对一切不良倾向和坏现象。这种人的立场和目的,都是对的。他是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而又采取正确的方式与态度。

  第二种人,不是站在党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上,而是站在个人利益上,或几个人的利益上;不是为了把工作弄好,也不是为了帮助同志纠正错误,而是为了把工作弄坏,为了自己也取得某些不应有的好处,为了发牢骚与报复,为了攻击某个或某几个同志……这些目的,而利用党内各种错误与缺点及某些负责人的弱点,非正式的在党内以至党外鼓动起是非来,捣起蛋来,以便达到他的个人目的与企图。这种人的立场与目的,都是不对的。这即叫做闹无原则的纠纷。虽然他所反对的错误、缺点与某些人,或许都是事实,但他自己是站在不正确的立场,采取不正确的手段,也不是从原则上提出问题。

  第三种人,是暗藏在党内的奸细分子,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为了破坏党、反对党的目的,利用党内各种错误缺点及负责人的某些不是,特别利用党内斗争与无原则纠纷,来扩大党内纠纷,以便达到他破坏党的目的。这些奸细,特别找

  第二种人建立同盟。因此就使第二种人与这第三种人常常混淆不清。

  开展党内反对各种不正确倾向的斗争,必须照第一种人的立场和方法去进行,而不应该照第二种人,相反,应该坚决反对与揭破第二种人的立场、企图和方法,同时肃清党内的无原则斗争。在反对党内各种不正确倾向的斗争中,我们不能容许任何人利用党内的斗争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来发泄他个人的牢骚与企图报复。

  在党内存在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本位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是党内各种无原则斗争的来源。这种无原则斗争,对党,对工作,对同志间的相互关系,有极大的破坏与妨害作用。因为他不是站在党与无产阶级利益的原则上,又不是站在工作与同志相互帮助的原则上,所以他就无原则。他又不是从原则上,而是从个人的派别的感情与利益上去拉拢一些人,又去反对另外一些人,和这个斗争,又和那个斗争,反对这件事,又反对那件事,说这样,又说那样。一切都不是为了党与工作,不是为了一定的原则要求党采取,而是为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企图。所以这就无原则。既无原则,就无标准判断是非,如果你和闹无原则纠纷的人去判断纠纷本身的是非,那就上了大当-因为他是无是非可判断的。无是非,就不应闹,不应闹而要闹,就应给以无情的斥责与打击,就要禁止闹。党内不许闹无原则纠纷!一切问题,要从原则上正式提出来讨论。

  现在我们党内,从原则上提出问题来讨论与斗争的

  并不多,许多同志对这件事表现并不勇敢;而无立场、无原则的在背后、在暗地里去鼓噪的人,倒是很多。这是完全不好的不健全的现象。这是表现许多人的党性不够强。因为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他有高度而明确的原则性上。

  党内的坚强团结,是战胜一切的基本条件。在目前任何破坏党内团结的行为,都是最大的帮助了敌人。而无原则斗争是最能破坏党内团结的,最能给奸细分子利用的。一切党员必须警惕,为肃清党内无原则纠纷而斗争,并提高同志间的原则性。党内团结,是原则的团结,是布尔什维克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如果有人以私人感情、老同事、好朋友、同乡、同学、吃酒、送钱、送东西等办法,去团结干部,拉拢干部,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一切有党性的党员,必须给这种人、这种行为以严正的拒绝,保证我党及党的各个环节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坚固的团结起来,在正确的,高度的、明确的原则之上团结起来。

  以上就是目前党内主要的几种不正确的倾向。是必须在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中,来坚决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