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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经济和文化合作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

  1954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苏联党政主要负责人组成代表团来华访问,对推动中苏经贸合作也有重要意义,并由此推动中苏经济和文化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代表团访问期间,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并签署和发表了一系列文件。其中有关于现有的中苏合办股份公司的联合公报、关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和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的联合公报。另外,双方还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府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设备供应范围的议定书。这次两国议定的给予中国5.2亿卢布的贷款是自1950年2月第一次贷款以来的又一次大数目的贷款。这次贷款也主要用于偿付从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和物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的军事物资)。

  苏方特别重视两国签订的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代表团访华之前,苏联部长会议就通过了关于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草案,同时任命了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人选。开始,苏方曾委托外贸部长卡巴诺夫在协定上签字,而后又改由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在协定上签字和发表联合公报。【“葛罗米柯关于苏联政府代表团参加中国五周年国庆给苏共中央的请示”(1954年9月15日),АВПРΦ,ф.0100,on.47,n.383,nop.40,лл.10—19。http://shenzhihua.vip.sina.com/sulianduihua.htm。】苏方起草的该协定的联合公报草案中说:“按照协定,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在科学技术领域,通过交换相应信息以及工农业生产部门的经验,以促进合作的发展。为制定实施合作的措施和给双方政府提出有关建议,成立了苏中委员会,委员由苏联和中国各派7人组成。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依次在莫斯科和北京召开。为保障双方在科学技术合作问题上保持经常的和直接的联系,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相应地在北京和莫斯科派一名它们任命的委员会成员。该协定的期限为5年。如果在这一期限到达之前一年内,双方均未宣布希望该协定终结,那么该协定将再延长5年。……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签署是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密切的合作事业的新的重要贡献,其目的是相互帮助和达到共同经济繁荣。”【关于苏中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草案)(1954年10月12日)。http://shenzhihua.vip.sina.com/sulianduihua.htm。】

  为进一步落实中苏两国之间的合作协议,1954年11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业企业、向中国派苏联专家和关于另外接受中国工人来苏联企业学习的决议》。关于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业企业,苏方拟定了《由苏联援助建设的中国企业清单》和《由苏联援建的中国国防工业企业清单》,责成苏联—批工业部门为总供货人,帮助中国企业完成企业设计工作,在企业建设(设计检查和咨询)、安装、调试和投入生产中提供设备、电缆制品和技术援助。其中有:黑色冶金工业部援建的齐齐哈尔市特种钢厂(第二批);有色金属工业部援建的东川有色金属联合企业和会泽有色金属联合企业(云南省);煤炭工业部援建的抚顺煤矿联合企业东部采矿场;汽车、拖拉机和农用机械制造部援建的生产小功率拖拉机的工厂;电力技术工业部援建的船舶用电力机械生产车间;船舶制造工业部援建的渤海船舶制造厂;重型机械制造部援建的年生产能力为32万马力的中速柴油机工厂;航空工业部援建的生产飞机用轮胎的工厂。关于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苏联拟定了《为帮助中国铁路建设1955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清单》和《为帮助北京城市建设规划1955年派往中国的专家清单》,总计派遣各类专家71名。关于接受中国工人赴苏联企业学习,苏联决定,除按1953年5月15日协定规定的数额外,每年额外接收2000名中国技工来苏联工厂进行生产实习。【http://shenzhihua.vip.sina.com/sulianduihua.htm。】

  1955年3月8日,新上任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他的第一个正式声明中说:“中国可以在一切情况下依靠苏联。”5月1日莫斯科电台宣布,苏联已经与中国签订了关于为和平目的,苏联在原子能研究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协定规定:1955年至1956年完成必要的准备工作以及提供实验原子反应堆的加速器;免费提供安装这些设备所需的科学技术资料和苏联专家;提供数量充足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直到中国不需要进一步援助而且能够保持自己的原子反应堆为止;在原子核物理方面培训中国人员。【[英]彼得·琼斯、西安凯维尔著,郭学德等译:《中苏关系内幕,1949—1984》,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1956年4月6—7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中苏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合作问题举行了会议,又达成了两个协议。其一是关于苏联援助中国某些工业部门的协定。协定规定建设55个新的工业企业,作为已在建设中的156个项目的补充。苏方为这55个企业供应的设备、提供的设计工作和其他技术援助,总值约25亿卢布,中方用补偿贸易的形式支付这笔费用。其二是关于修建从兰州到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上的阿克斗卡站的铁路和从1960年起组织这条铁路联运的协定。这项协定是中苏在1954年10月12日发布的公报中所提及的关于修建这条铁路的协议的补充和发展。

  为了解决两国贸易往来中运输能力不足的矛盾,推动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中苏两国代表经过磋商后,于1957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国境及其相通河流和湖泊的商船通航协定》。《协定》规定,中苏两国商船可以在黑龙江(包括苏联境内黑龙江下游至出海口)、松花江、乌苏里江、额尔古纳河、喀喇额尔齐斯河、伊犁河、松阿察河的通航全程和兴凯湖上自由通航;一方船舶到对方港口时,有关港口装卸、燃料、食品供应、船员医疗救助等互相提供优惠条件。《协定》还规定,中苏两国有关航运企业都可以参加中苏物资和过境物资的运输,货物将在双方航运企业间合理分配,保证中苏双方航运企业都可满意地参加这种运输。按照这个《协定》的规定,在中苏一些较大的边境城市,如中国东北的哈尔滨、佳木斯和苏联远东的伯力、共青城等城市,以及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贸易物资,可充分利用两国船舶进行直接和廉价的运输。这个《协定》的签订和实行,自然有利于双方货物的过境运输和两国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

  1958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又先后同中国签订了125项建设项目。这些项目涉及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械制造、无线电技术、建筑材料以及电力等各个行业。同年4月,中苏两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会谈。4月23日,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和苏联外贸部长卡马诺夫分别代表本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通商航海条约》。《条约》规定,两国本着友好合作、互相帮助的精神,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通商关系。双方政府将根据两国国民经济的需要,缔结包括长期协定在内的各项协定,以保证相互间商品流转的发展。《条约》还规定,在有关两国间通商、航海和其他一切经济联系方面,双方将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条约》还规定了双方中任何一方的法人和自然人在另一方境内的法律地位。这个条约的签订,是中苏两国贸易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把两国自1950年以来迅速发展的经济贸易关系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为中苏开展经济贸易活动和经济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1958年1月18日,中苏两国高教部、农科院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及苏联科技援华协议》和《关于科学技术合作和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协议》,这两个协议对发展苏中科技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2月14日《人民日报》写道:“今年1月签订的中苏科技协议是中苏两国互助、合作事业中的又一件大事。中苏两国人民日益巩固和发展的友谊、团结、互助、合作,使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国不断繁荣强大,使世界和平得到不断加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指出:“1958年1月18日签订的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协议,为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科技工作的大跃进创造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条件。”

  根据协议,苏联在1958年一年内就向中国派遣了169名苏联专家,占苏方应派专家总数的一半,中方向苏联派遣了大约3000名中国专家。根据协议,1958年苏联向中方提供了1052项科技资料,这些项目的制定对发展中国国民经济某些最重要的领域具有重大意义。中方向苏联提供了200多项科技资料,这些项目对苏联的经济,特别对化工、纺织、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具有意义。由于苏联的大量科技援助,中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在1958年已交付使用,并建成第一个回旋加速器。这两套设备在中国建成,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原子能时代。苏联核子物理学家在中国公布了在世界第一次用“ОГРА”装置控制热核反应的新方法。根据协议,两国学者、专家一起进行许多重要学术问题研究、两国科学家一起进行科学考察活动。两国科学家对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的资源情况进行了联合考察,成果显著,通过大量的科学考察工作,取得了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珍贵的资料。两国天文学家联合观察日食的科研活动是十分有益的,他们在观察过程中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科学结论和总结。在此过程中,苏联专家十分注意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1958年他们就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提出了200多条建议。加强两国科学院的学术交往在科技合作中做得很突出,进行了广泛的学者交流,对计划中规定的课题进行了重要的咨询。两国科学家首次就广泛的问题密切接触和一起工作。根据协议,1958年苏联科学院向中国派遣199名科学工作者,其中有5名科学院院士,13名科学院通讯院士,55名学科博士,65名学科副博士及其他一些人。有61名中国学者来过苏联,有14名中国学者到苏联参加过学术会议。这一年访问中国的苏联学者和专家就某些问题提供过咨询,参加过学术会议,做过报告,他们讲课和做报告达500多次。【“关于1958年苏中科技合作状况(简要报告)”(1959年1月27日),ЦХСД,Φ.5,on.49,д.235,лл.27—36,http://shenzhihua.vip.sina.com/sulianduihua.htm。】

  中苏两国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密切合作,推动了中苏经济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1950年两国间的贸易额为3.38多亿美元;到1955年上升到近17.9亿美元,占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6.9%;到1959年又增加到20.97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5.2倍(见表1)。

  表1:1950—1959年中苏贸易额一览表(单位:万美元)【本表为军事科学院于兴卫根据《中苏贸易史料》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和《中国对外贸易年鉴》对外贸易出版社1984年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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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上,新中国建立后,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和苏联专家顾问的具体指导下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和一些高等院校、医院。原有的院校、医院和科研机构也都聘请了苏联专家和顾问。50年代,中国还参考苏联的经验,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进行了全国规模的院系调整,从1952年8月开始,中国开始派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其中在苏联学习的研究生最多时占到苏联培养的研究生总数的1/3。中国的大学和中学一般还开设了俄语课,以便于中苏交流。在1956年中国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印刷、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体育等方面的文化合作协定,使中苏文化交流达到一个新高潮。从1949年到1958年间,有134个中国艺术代表团访问苏联,上演了102部中国影片;有112个苏联团体访问中国,将近有20亿人次观看了747部苏联电影。中国还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从1949年10月到1953年底,中国翻译出版苏联科学技术和文艺方面的书籍就达5183种。苏联的文学名著在中国广泛流传。保尔、卓娅等英雄人物成为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中国文化也广泛为苏联重视。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中国著作在苏联用多种文字出版。中国的文学名著在苏联广泛传播。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和贺敬之与丁毅的歌剧《白毛女》还获得1951年斯大林科学和文学艺术奖金。

  1959年,中苏经济和文化关系发展到顶点。

  总的来看,在50年代中苏友好合作期间,苏联给予中国以很大的经济技术援助。陈云曾经说过:“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里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苏联向中国提供大量贷款,并先后帮助中国156项大型工业项目,帮助中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无法估量。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苏联为156个重大项目提供信用贷款和技术援助,这或许是任何国家此前都未实施过的最大的技术转让。”【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苏联还派出大量的专家顾问直接帮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1952年,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就151个工业企业的设计与施工,就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苏联专家,就苏联培养中国经济、技术、科研等部门所需人才等项,向斯大林提出了请求”。周恩来指出:以前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培养中国工人干部和专家方面”。为此,周恩来请求苏联方面挖掘潜力再向中国派800名专家,并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中国青年前往苏联学校学习,派中国实习生前往苏联工业企业实习。周恩来还请求通过提供技术资料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援助。在苏联方面,“斯大林同意满足所有这些请求”【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58页。《斯大林与中国》,第182页。】。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上也向苏联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除用黄金和外汇偿还苏联贷款的本息外,还向苏联出口大量的钨、锡、锑、矿砂等战略物资。1952年周恩来访苏时,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中苏协议由苏联贷款给中国开办橡胶园,产品的70%以优惠价格卖给苏联。也就是在这次会谈中,当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对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在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和对敌斗争中给予的大量援助表示谢意时,斯大林认为:“我们也应当感谢中国人民在进行正义的斗争。中国方面的巨大援助还在于中国向我们提供了橡胶。所以我要感谢中国。”【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56—57页。《斯大林与中国》,第180页。】当时担任周恩来访苏代表团政治秘书的师哲曾指出:“因为帝国主义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禁运,像橡胶、钨、锑、锡、钼、铝、锌、等战略物资都在禁运之列。我国均产这些稀有金属,建国后,自然只卖给苏联。并代苏到斯里兰卡购买橡胶,以解决苏联的燃眉之急。”【《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522页。】

  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还提出了中国偿还中苏贸易中因苏联提供工业设备而欠下的债务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国偿还苏联债务有三种办法:一是扩大中国对苏联的出口;二是用外币(美元、英镑、港元、瑞士法郎)清偿债务;三是接受苏联新贷款。关于第一种办法,中国可以向苏联提供牲畜、皮革、毛皮、毛线、丝绸、矿石、粮食,还有大豆、茶叶,等等。关于第二种办法,中国可以在五年内筹集到2亿美元、16亿英镑、港元和瑞士法郎。关于苏联新贷款,中国政府希望得到40亿卢布的苏联贷款。斯大林一方面表示三种办法均可以采用,但同时指出:“苏联非常需要铅、钨、锡、锑。希望增加这方面的供应。我们还可以提供苏联能在别国购买的柠檬、橙子、菠萝。”【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68页。《斯大林与中国》,第193—194页。】

  尽管在当时,苏联方面就有许多人认为,苏中关系在经济方面对苏联是不利的,是不等价的,因为苏联提供了,而且是无偿地提供了复杂的机器设备、工艺规程、内容丰富的科技资料,提供了其他科学集约化生产方式,派去了技术熟练的大量干部,还提供了许多其他在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方面虽然自己也迫切需要的东西。但在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无疑大大增加了苏联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抗衡的力量。正如当时在苏联外交部工作的列多夫所说,针对上述意见,“斯大林当时则另有考虑。他把苏中两国在世界政治领域中的战略伙伴关系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并认为为此付出代价是符合目的的”,这就是,“在国际事务中斯大林保留苏联在世界的领导作用,鼓励中共领导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地区国际关系问题方面起重要作用”【《斯大林与中国》,第202—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