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网中秋节
    •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 一史二志
    • 十九大学习
    • <
    • >

中苏两国间一系列配套条约的签订及意义

  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同时,中苏双方还签订了如下协议文件:《中苏关于中国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国的协定》、《关于声明1945年8月14日条约与协定失效,以及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互换照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关于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边境从事活动)》、《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之协定的议定书(关于苏联驻旅顺口部队的供应权)》、《中苏贷款协定的议定书(关于向苏联提供战略原料)》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规定:原由中苏共管的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全部财产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移交于中国;苏联军队不迟于1952年从旅顺口撤军并将该地区设备移交中国,大连行政权完全直属中国政府管辖,大连所有财产凡由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者苏联方面租用者,均由中国政府接收;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以帮助中国恢复和发展生产;双方还宣布原来1945年8月中国国民政府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协定全部终止;双方互换照会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法律地位等。

  同年3—4月份,双方又对当时已经公布而尚未签字的部分协定和议定书进一步商谈并签字。其中3月份签字的有:《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及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之协定的议定书》、《中苏关于建立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条件之协定》,共5项。

  4月份签字的有:《中苏贸易协定》、《中苏关于货物交换之议定书》、《中苏关于苏联按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贷款协定于1950年至1952年期间向中国提供设备和材料的议定书》、《中苏1950年对外贸易组织交货共同条件议定书》,共4项。

  加上2月份签字的7项,这一次中苏两国之间总共签署了16份协议文件。这16份协议文件中,当时发表的只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国的协定》,共3项。

  当时未公布但发表消息证实已签订的有:《关于声明1945年8月14日条约与协定失效,以及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互换照会》、《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建立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贸易协定》、《中苏关于货物交换之议定书》、《中苏关于苏联按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贷款协定于1950年至1952年期间向中国提供设备和材料的议定书》,共7项。

  当时既未公布也未发布消息的秘密协议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关于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边境从事活动)》、《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之协定的议定书(关于苏联驻旅顺口部队的供应权)》、《中苏贷款协定的议定书(关于向苏联提供战略原料)》、《中苏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及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之协定的议定书》、《中苏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条件之协定》、《中苏1950年对外贸易组织交货共同条件议定书》,共6项。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协定签署的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关系正式建立的标志,它对保障双方的安全和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促进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中国来说意义就更为重大,正如毛泽东1950年4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所讲的那样,“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和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1页。】同年4月,他还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干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刘少奇在1950年2月15日庆祝条约和各项协定签订的宴会上指出:“这个条约及其他协定的签订,使我们中国有了自己的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同盟国,从而就巩固了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使中国被破坏很严重的人民经济很快地恢复与发展起来,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因而增加了远东和平与世界普遍安全的保障。帝国主义者和战争贩子破坏中苏友谊的阴谋破产了。”【《人民日报》1951年2月1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424页。】周恩来也指出:“这些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人民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日报》1950年2月14日。】在中苏条约的基础上,中苏关系很快得到全面深入地发展。

  当然,中国获得苏联在战略上的全面支持和援助也是付出了代价的。正如苏联学者库利克所说,中苏两国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关于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边境从事活动)》,是苏联迫使中国咽下的“苦果”之一。【库利克:《建立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2》,见《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8页。】该补充协定规定:“不论在苏联远东边疆区和中亚各共和国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的领土上,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这一规定的主要目的是要根本排除美、英、日等国对中国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染指和渗透,从而使这些地区成为苏联实际上的势力范围。德国学者迪特·海茵茨希也认为,“这一协定是强加于中方的,它很可能导致中共领导人最为沉重和最不能忘怀的恼怒,因为它同旅顺驻军和运输权一样,使人看到殖民思想的回潮,使人感到羞辱。”【《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599页。】毛泽东后来也承认,“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页。】

  《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之协定的议定书(关于苏联驻旅顺口部队的供应权)》是苏联迫使中国咽下的另一大“苦果”。该议定书规定:“第一条 由苏联经中国长春铁路以及经大连港水路运往驻旅顺口海军基地的苏联部队的物资,以及由苏联军事指挥部从旅顺口发往苏联的物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免征关税或其他任何捐税和收费。第二条 第一条提及的物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不受海关之查验。通过中国长春铁路运送的物资将用加封的车辆在中国领土上运输。第三条 苏联的部队和军事物资将无阻地在中国长春铁路上从满洲里至绥芬河车站之间往返运输,按中国军运现行运费计价。”【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全宗07,目录23A,卷宗18,案卷235,第80页,《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613页。】尽管这种情况后来并没有发生,但其规定本身也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

  《中苏贷款协定的议定书(关于向苏联提供战略原料)》,是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而要求的回报。协定草案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业已签订的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国的协定相联系,双方政府达成如下协议: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而陷于紧迫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满足苏联政府愿望,并宣布同意在近10—12年内以每年商品周转协定的方式,把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单独卖给苏联。”【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全宗07,目录23A,卷宗18,案卷235,第83页,《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618—619页。】后根据中方建议,正式文本中将战略原料中的铅去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404页。】据赫鲁晓夫回忆,大约在1949年毛泽东来苏联访问之前,有一次斯大林问他周围的人谁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有金矿和钻石矿。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贝利亚煽动说,“中国的宝藏多得很,只是毛泽东瞒着我们不讲,并说如果我们给他一笔贷款,他就得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偿还。”【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61页。】现在,该协定的签订,满足了苏联方面的愿望。

  在这次中苏谈判中,苏联还获取了中国新政府对外蒙古独立的确认。这体现在两国政府所签的《关于声明1945年8月14日条约与协定失效,以及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互换照会》。该协定指出“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这已因其1945年为此而进行的全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保证”【《消息报》1950年2月15日第一版;《人民日报》1950年2月15日第2版。】。早在1949年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就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归入中国的版图。”【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斯大林与中国》,第68页。】米高扬当时就否定了这一看法,而后斯大林又专门来电否定了毛泽东的看法。【斯大林的电报见《斯大林与中国》第68—69页。】尽管如此,中共领导人仍对外蒙古能否重新并入中国存有幻想。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又借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的口再次提出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的合并问题。由于担心中国新政府将外蒙古问题搁置或对其独立的法律地位态度不明,所以,苏联与中国新政府签署了上述协定。

  关于这次会谈中签署的四个中苏合营公司,即:《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及有色金属股份公司之协定的议定书》、《中苏关于建立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后来,毛泽东曾指出,这四个公司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页。】赫鲁晓夫也说,“斯大林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向毛泽东建议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开发新疆的天然资源。中国人未提异议就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他们对这个主意无疑是很不高兴的。他们一定会觉得苏联在打新疆的主意,一定会认为这个机构是对中国领土和独立的侵犯。这样,斯大林就在中国撒下了敌意和反苏、反俄情绪的种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376页。】实际上,创办这四个合营公司是中苏双方的共同主张。中国后来承认,“这四个合营公司的建立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只是“由于苏方企图把合营公司变为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经济实体,在一些做法上损害了中国的权益”,才引起了毛泽东和中方的极大不满。鉴于这种情况,虽然创办这四个合营公司的协定签订期限是30年,但在1954年底,中苏双方就签署联合公报,苏方承诺于1955年1月1日前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35页。】

  关于在这次签署的中苏协议文件中苏联方面所获得的回报,即中国给苏联方面的好处或帮助,当时新华社拟发表的社论初稿就提了出来。如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第二天,中国政府草拟题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的社论初稿中写道:“中苏关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乃是为了保障两国国防利益的一项必要措施,这项措施对于中苏两国说来都是有利的”;社论在谈到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协定时写道:“同时中国则出售给苏联以苏联所不足的战略原料用以偿付苏联的贷款,这点对于苏联方面也是有利的。”但这些内容在发表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被删去。毛泽东当时解释这是为“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为此,他特别关照当时在国内主持这一工作的刘少奇和胡乔木,“务请注意,至要至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62—263页。】。但在与苏方签署的正式文本中,毛泽东则坚持写上中国对苏联的帮助。如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建议将中苏双方即将签署的贷款议定书前言中的“鉴于苏联因为战略原料(钨、锑、锡)之不足而处在一种被限制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照顾苏联愿望”数句删去,毛泽东当即复电刘少奇,指出:“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407—408页。】

  总的来说,中苏结盟,无论在政治军事方面,还是在经济文化方面,对双方的意义都是重大的。为此,双方分别做出重大贡献也是应当的。中苏结盟,是一强一弱的结盟,这本身就有不对称性。强者有强者的需求和贡献,弱者也有弱者的需求和贡献。历史地来看这一问题,不能简单地说谁的需求或贡献大,谁的需求或贡献小。正如当时西方国家的舆论所说,中苏条约和各项协定的签订,是苏联和中国双方的重大外交胜利。【《真理报评世界舆论对中苏条约的反应》,见《新华月报》1950年3月号,第10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