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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性特点

  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性特点,是指毛泽东思想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的关系。它是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又为这种实践服务,成为认识和改造中国的伟大工具。

  列宁曾指出:“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列宁全集》第21卷,第332页。】革命理论离不开革命实践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实践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共有的本质特征。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的主要是欧洲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而毛泽东思想总结的主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经验,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复杂性。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罕见的。因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创造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就使得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性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

  毛泽东思想是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者就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立即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从它的成立时起就卷入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中国的革命是在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而革命力量却比较弱小。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和不平衡性。由此决定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依赖于实践,只有实践才能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架起一道桥梁,并为这种结合开拓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例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曾发生了一场争论,有人主张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起义的道路,结果在实践中总是碰壁。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前进,他们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从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出发,总结了历次城市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把革命的重心逐步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出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客观形势,遂使思想认识发生一个飞跃,从传统的革命模式中摆脱出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论,标志着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又如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它不仅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发展。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从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把买办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而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同盟者,并与之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大革命失败后,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从“本本”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出发,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最危险的敌人”,结果使无产阶级遭到孤立。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当时新的形势和国内阶级状况的变化,总结“左”倾错误的教训,不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认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中,当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它们中的一部分也有可能分化出来表示中立或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分析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特别在1939年到1941年打退国民党连续发动两次反共高潮中,积累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丰富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著作,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理论在实践基础上日趋系统和完善。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是同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复杂的斗争实践分不开的。

  毛泽东思想不仅以实践为基础,在实践中形成,而且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情况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才能纳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离开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轨道,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即使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理论,也不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中。例如,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被实践证明是“左”倾错误理论和口号,不能纳入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产生,又转过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服务。毛泽东曾指出: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仅有一系列正确反映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规律的理论,而且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方面的著作之多,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是罕见的。例如,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周恩来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刘少奇的《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朱德的《怎样练兵和带兵的问题》,陈云的《学会领导方法》,邓小平的《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等等。他们把马列主义哲学原理从方法论的角度作了全面的系统的发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充分的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为实践服务的实践性特色。

  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又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页。】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全面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性特点,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