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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的八十年》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01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序言

<标题>=序言

<类型>=

<作者>=邢之敏

<姓名>=

<内容>=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科学理论,自诞生以来已经一个半多世纪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忠实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崇高理想的伟大政党,也已走过了80年的辉煌历程。马克思主义15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历程,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是一个不断继承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历程。进入新世纪,科学地总结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世界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指导现实,展望未来,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

  市委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工作,在2000年,立昌书记亲自倡导并组织了全市性的创新大讨论,大兴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之风,有力促进了我市的理论研究和创新工作。高校作为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基地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光辉的八十年》一书正是我市高校理论工作者在这方面所作努力和探索的理论结晶。

  我们党有一个优势,就是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但是,如何科学地认识和对待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僵化的、教条化的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所以,“老祖宗”和“新境界”的问题会经常遇到。

  对此,“老祖宗”说得很透彻。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恩选集第4卷,681页)。毛泽东说得很透彻。他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过这样一段话:“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109页)邓小平说得很透彻。在苏联、东欧剧变后,他指出:“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页)他又说,“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续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291页)江泽民同志也讲得很透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所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从“老祖宗”到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都强调了这么两条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就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同时,必须与时俱进,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没有新境界,就会停滞不前,也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一句话,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共产党人如此,对高校理论工作者也如此;非此,不能坚持,非此,不能发展。这也是我们编写《光辉的八十年》这本书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21世纪,无论对世界还是对我国都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是一个对人类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进。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不是变得可有可无了,而是愈加重要了。江泽民同志在北戴河接见部分科技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时充分肯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四个同样重要”的思想,即:“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这是对包括高校在内的广大理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高校理论工作者必须加强理论研究,致力理论创新。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以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检验社科研究成果的重要标准;要紧紧围绕我国和我市“十五”计划发展大局,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在事关21世纪我市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重大问题的研究上,拿出有分量、有价值的新成果,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为全市各项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服务;要立足于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研究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教育功能和模式、教育方法和手段,为我市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

  高校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基地,高校理论工作者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力量。市委对高校的理论研究和创新工作非常重视,也寄予厚望。多年来,高校理论工作者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联系实际,勤奋研究,获得了全国“五个一”等多项重大成果。《光辉的八十年》一书所收集的文章是这些成果的反映。我相信,这本论文集的问世,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认真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定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1年11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02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中国共产党建设八十年与时代特征

<标题>=中国共产党建设八十年与时代特征

<类型>=g3

<作者>=叶梧西,杜鸿林,邵云瑞

<姓名>=

<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已经走过八十个春秋。八十年来,党的产生、成长、发展和全部实践,无不与科学认识、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紧密相联,无不鲜明地反映着时代特征。认真回顾和审视时代特征与我们党建设的关系,对深入研究和阐发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新世纪党的任务顺利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科学认识并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与时俱进,是党的建设八十年的基本轨迹

  20世纪初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按照列宁关于时代的理论,所谓时代,是指根据某种特征为基础划分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它以某个阶级为中心,以全球为舞台,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路标,能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属于国际社会发展进程和基本方向的战略概括。列宁关于时代的论述,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着眼于政治、经济的全局,准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毛泽东称这一新时代为“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①。在这个新的时代,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处于时代的中心;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成为时代发展的总趋势。诞生于这一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从它孕育之时起,其自身建设就与时代特征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新时代的产物。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预言,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鉴于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特别指出: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②。列宁在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后明确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③基于这一新的论断,他亲自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等著作中强调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积极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并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战略和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革命的指针。在中国,随着旧民主革命的屡遭失败和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党诞生八十年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个历史阶段中,虽然经历了曲折坎坷,但从未停止过对时代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同阶段的特点的认识和把握。这种认识和把握逐步趋于科学和准确,为党在这三个历史阶段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党的自身建设也与时俱进,使党成为举世公认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中国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而应由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有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革命纲领,摆脱了旧民主革命屡遭失败的厄运;中国革命有了新的方法,即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革命的敌人;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前途,即不再走欧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老路,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根据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特点,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毛泽东提出的要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就是要适应民主革命阶段的时代要求来建设党。联系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建设党,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党的建设就得到了进展;偏离了这条总路线,就违背了时代的要求,党的建设就遭受了挫折。

  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但是,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全党还不能很好地把握时代的特征,对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了解也比较肤浅。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依然坚持旧民主革命的立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自愿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由于违背了时代的要求,结果酿造了一杯苦酒:革命发展了,却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党的队伍扩大了,却不能巩固,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受惨痛的失败,党的组织也遭受空前的摧残。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则是从另一个极端违背了时代的要求,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妄图“毕其功于一役”;不懂得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盟友,主张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打倒资产阶级,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特别是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也把我们党推向被消灭的边缘。违背时代的要求,必然要遭受惩罚。这是真真切切的例证,活生生的事实。

  经过遵义会议、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逐步端正了思想路线,对民主革命阶段的时代特征和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认识,连续上了几个台阶。党的七大召开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并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全党在正确认识时代特征和中国革命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了统一。从此,党的建设与时代特征的结合进入了新的境界。这不仅保证了民主革命迅速取得胜利,而且党的组织空前壮大,党的战斗力也有了极大提高。

  党执政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怎样从时代特征出发,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点及其规律,是党面I临的一个新课题。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向全党提出了重新学习的任务,其中也包括这方面的内容。

  在这一阶段,时代特征所决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点主要是:第一,无产阶级依然处于时代的中心地位,但阶级关系在发生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要逐步被消灭,其成员要由剥削者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知识分子要由小资产阶级营垒转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第二,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本阶段的根本任务。第三,我国将经过相当长的发展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向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前进。

  在一个时期内,党正确把握了本阶段的时代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按照时代的要求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八大路线。党密切联系政治路线加强了自身建设,符合时代要求,取得巨大成绩。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党的领导水平和凝聚力的不断提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1957年以后,党的理论和实践逐渐脱离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发生了重大的失误,把阶级斗争作为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提出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即所谓“五十字建党大纲”,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受到了严重损害。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全面深刻地分析世界形势和时代发展总趋势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根据这一时代特征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总目标。二十余年来,党在贯彻执行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随着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党的自身建设也迈上了新的台阶。党的队伍空前壮大,党始终保持了先进性,并不断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鲜内容,党的领导水平与执政水平、凝聚力与战斗力大大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不断增强。

  回顾三个历史阶段党的建设实践,不难看出,科学地认识并准确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是八十年来党的建设的基本轨迹。

  二、“三个代表”是反映时代特征,顺应时代要求,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党进入新世纪必须抓好的三大任务。而党的建设是实现这三大任务的根本保证。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则是反映时代特征,顺应时代要求,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针对新形势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的现实问题,江泽民同志经过“长时期思考”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联系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他先后发表的有关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这个“长时期思考”至少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是必须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要全面研究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来进行总结和反思”④。并说:“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⑤二是必须正确认识党的现状。既要看到党的主流和基本方面,也要看到新形势下党内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和危害性。三是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当今的时代特征及其对党的建设的影响。江泽民同志多次在不同场合讲到了当今的时代特征,归纳起来主要是:第一,《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仍然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总趋势。社会主义的挫折是暂时的现象。资本主义虽然仍在发展,但它不是永恒的。第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虽然天下仍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所发展,但各国人民要和平、求发展的时代大趋势没有变。第三,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在加快,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更是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当今世界处在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之中,我们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四,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加紧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会是十分尖锐的。第五,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化,不可避免地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这使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既是我们党近八十年来自身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以当今时代为背景,以党的现状为基点,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三个代表”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时代要求,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

  “三个代表”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仅紧扣时代发展的主题,而且抓住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是时代发展的主题。在社会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规定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时代发展和更迭的最根本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党创立的初衷和全部活动,就是要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推动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是时代对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毛泽东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⑥党只有始终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推动者,才能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推动时代前进。否则,就要落后于时代,甚至被时代所抛弃。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越来越自觉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首先,制定了符合时代要求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战略以发展高新技术为先导,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为舞台,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为目标,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基本出发点。其次,继续把握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改革是促进发展的动力,: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保证。我们党通过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驾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复杂局面,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三,积极创造有利于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环境,大力开发人才资源。世间万物,人是最宝贵的。实现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关键都在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⑦他号召全党紧迫地而不是松懈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把培养和选拔人才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三个代表”强调我们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仅把握了创新这一时代发展的本质要求,而且抓住了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关键。

  创新是时代发展的本质要求。创新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而且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在当今世界,创新主要包括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三大类。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的文化基础。没有新的理论学说,不可能有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三个代表”强调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着眼点就在于思想文化方面的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理论创新。以此来推进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面创新,推进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邓小平理论则是它的核心和灵魂。为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中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从当今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并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一方面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果和文明成果,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又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成果,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我们党是一个善于创新特别是理论创新的党。回顾八十年的奋斗历史,我们的党之所以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把握时代要求,保持先进性和强大的战斗力,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武装,并且总能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新世纪,继续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是全党的庄严历史责任。只有紧紧抓住理论创新这个核心问题,党才能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个代表”强调党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着眼于人民群众这个时代的主体,而且抓住了不断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执政水平的根本。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而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主体,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生存的基础和力量的源泉。离开了人民群众,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将成为不可能;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无产阶级政党将寸步难行,一切革命的目标均将化为泡影。

  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我们党必须忠实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要以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为出发点和归宿,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衡量尺度。我们党把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问题当作重大的政治问题来抓,不断加强领导权意识、服务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的教育,反复强调并付诸实践。人民的利益,一定要争,人民的权力,一定要掌。放弃党的领导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背离,对党的历史使命的抛弃,对人民利益的背叛,也就丧失了党的生存权;党执政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人民谋利益,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体共产党员都必须以党执政的大局为重,自觉服从、服务于大局,不能搞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党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有错就改,努力让人民满意;坚决反对和惩治党内腐败,不容腐败分子在党内有藏身之地。正是因为我们党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向腐败分子宣战,不断满足人民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赢得了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党的凝聚力和执政能力得以不断增强。

  “三个代表”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统一于当今的时代精神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它把党的建设与时代的要求紧密地结合起来,为党的建设注人了新的时代精神,开辟了新世纪党的建设的新境界和新思路,是与时代特征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关于紧密结合时代特征推进党的建设的几点思考

  党的建设八十年,是努力探索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自觉顺应时代要求、加强自身建设的八十年,是逐步由必然走向自由的八十年。其中有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需要总结,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第一,科学地认识时代的特征,是正确地进行党的建设的前提。

  时代不仅产生和造就了我们党,而且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轨迹,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我们党要想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必须科学地认识时代的特征,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

  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地认识时代特征的基础上,逐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掌握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并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党的建设要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相结合。因此,党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保证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在民主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又适时地提出,革命胜利后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党的建设和其他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由于正确地把握了党的建设与党的中心.工作的关系,所以在建国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就顺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并进而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必然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党在一段时间内对时代特征所决定的新的历史阶段的特点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急躁冒进的错误。与此相联系,党的建设虽然取得某些进展,但也发生了许多问题,甚至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了当今时代的新特征,弄清了我国的国情,并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在新时期,党的建设密切联系基本路线进行,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都取得了新的重大的进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认识世纪之交时代特征的新变化的基础上,继续联系党的基本路线建设党,先后提出要始终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要解决好党的建设面临的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世纪之交党的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对时代特征认识错误,就不可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必然使党的建设失去正确前提条件而遭受损失。党的历史上“左”右倾错误导致革命失败,从而使党的建设遭受严重损失的惨痛教训,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乏类似的例子。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借口时代变化,提出所谓“全民党”的谬论,篡改了党的性质,成为苏共蜕变的一个历史渊源。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再证明,科学地认识时代特征,进而掌握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规律,是正确地进行党的建设的前提。

  第二,要科学地认识时代特征,必须掌握科学的工具和方法。

  要科学地认识时代,弄清其特征,必须掌握科学的工具和方法。这个工具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科学理论。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地认识时代及其特征,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离不开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的方法。

  毛泽东所以能够科学地认识时代的特征,就是因为他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把列宁的时代观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把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进而又根据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的不同特点,把两个时期划分为若干个小的阶段。这样的划分有利于依据时代的特征,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具体阶段的特点,有利于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任务的顺利实现,也有利于党根据时代的要求,从实际出发进行自身建设。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不仅坚持了列宁、毛泽东的时代观,而且密切地注视着时代特征的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论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地认识和判断世纪之交的时代特征,并据此全面部署了新世纪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是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事实雄辩地证明,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时代的特征,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地观察时代,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必然危害革命和建设事业,必然给党的建设造成损失。

  第三,必须正确地把握时代的中心和主体,坚定对历史发展总趋势的信念,不被某些表面或暂时的现象所迷惑。

  按照列宁所界定的时代,处于中心地位的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它的同盟者,构成时代的主体。时代的中心和主体决定时代发展的方向和前途。无产阶级是新兴的阶级,虽然开始时力量不那么强大,但新生力量是有发展前途的,是不可战胜的。在时代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及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甚至倒退,但是,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历史的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多次遭受挫折甚至后退。但是,党从未惊慌失措,停滞不前,而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屈不挠,继续前进,终于开创了新局面。我们党始终坚信,处于时代中心地位的无产阶级是不可战胜的,挫折与失败是暂时的,作为时代主体的人民群众,最终必将把时代推向前进。

  当今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资本主义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获得了新的发展。面对这种情况,列宁关于时代的观点还灵不灵,似乎成了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资本主义的暂时发展解决不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人类是追求公平的。资本主义这种不公平的制度不可能是永恒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在经历过挫折和失败的洗礼后,一定会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一定会逐渐走出低谷,重新踏上蓬勃发展的坦途。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④

  第四,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是使党的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具体体现和主要途径。

  要使党的建设符合时代要求,并不是说只要一般性地弄清列宁的时代观,把握了时代的特征就够了。这里有一个时代及其特征的“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领导本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只懂得时代及其特征的“一般”是不够的,还必须懂得其“特殊”。就是说,必须把时代及其特征的“一般”运用于本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并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搞好自身建设。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根据时代及其在不同阶段的特征,结合党在某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制定出本阶段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是时代特征的具体化和实际运用。党的总路线不仅是指引革命和建设的生命线,也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循轨道。毛泽东关于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的思想,正是党的建设必须符合时代要求的具体体现,在党的自身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江泽民同志指出:“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关注的大问题。”⑨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也是党的建设必须符合时代要求这一原则在新时期的体现。它不仅保证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也为新时期党的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坚持这一重要原则,是我们党永远走在时代前列的基本保证。

  第五,必须掌握党的自身建设的基本规律,并使之成为全党的共识。

  八十年来,我们党在三大历史阶段的自身建设,时刻与时代特征紧密相联。什么时候党的建设把握了时代特征,符合时代的要求,党就发展和前进,就富有战斗力和凝聚力;什么时候党的建设脱离了时代特征,违背时代的要求,党就缩小和后退,就缺乏战斗力和凝聚力。八十年来党的建设实践反复证明,科学地认识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是党的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在新的世纪,要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刻认识党的建设的这一基本规律,并自觉地遵循这一规律进行党的建设。全党都要增强这方面的意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更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掌握这一规律。在这方面,江泽民同志已经为全党作出了榜样。他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在深刻认识党的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三个代表”既全面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又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把党的建设与时代特征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真正领会“三个代表”的实质,正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掌握世界发展的新趋势,自觉顺应时代潮流,认识和解决面对的新情况、新课题,坚定地引领时代前进,担负起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始终不渝地走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前列。

  (叶梧西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杜鸿林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研究员,邵云瑞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④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党建研究>>2000年第4期。

  ⑤江泽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99年1月12日。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

  ⑦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7月17日。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第6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03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八十年的骄傲与启迪

<标题>=八十年的骄傲与启迪

<类型>=g3

<作者>=任福全

<姓名>=

<内容>=

  伴随着风风雨雨,中国共产党走过了80个春秋。经过80年的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拥有6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在她的领导下,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们的祖国步入强国之林,似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作为一名她的成员,由衷为她的发展壮大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感到欢欣鼓舞。在纪念党的生日之际,我们回顾她的奋斗历史,展望未来,既有深深敬仰,也有激励鞭策;既有骄傲自豪,也有深刻启迪。

  一、80年理论探索波澜壮阔、艰难曲折,追求真理、百折不挠,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许多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却因为没有先进思想指导和先进政治组织的领导而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承担起了领导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又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道路,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地探索。

  中国共产党不愧是具有伟大理论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80年探索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指引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成功地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党又领导人民开始探索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充满生机和活力,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邓小平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伟大的科学成果,是我们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伟大旗帜。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丰富和发展,凝聚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的巨大心血和全党的智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世纪之交机遇与挑战并存,国际竞争愈益激烈,国内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更为复杂的局势,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深入研究和总结新形势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特点、新经验,学习、运用并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二、80年勇于面对挫折与失败、汲取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永葆事业蓬勃发展生机和活力

  中国共产党80年的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有过胜利、辉煌和奇迹,也有过失败、挫折和难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勇于面对挫折与失败、汲取教训,无论是在遭受严重的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还是在遇到“左”和右的错误干扰的时候,党都能够坚定不移地为自己确定的远大目标和崇高理想去奋斗,特别是注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正确的战略与策略、正确的方针与政策,形成科学的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从而引导革命和建设走上胜利的道路。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思想路线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因此,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一贯重视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在同党内形形色色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了一条理论同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从而赢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进而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历史进入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任务。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特殊而又困难的历史课题。为了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建设实际相结合,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党和毛泽东又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新的艰苦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党和毛泽东提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国情的独创性的理论和政策;另一方面,也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犯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国范围的长期的“左”的错误。这些错误的深刻的思想根源,是思想路线出了偏差,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等主观主义严重滋长以至泛滥成灾,使我们的理论和政策脱离了中国国情的实际。例如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不顾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的历史条件,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发展生产力上,不顾我国基础差、底子薄的现实国情,急于求成,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在调整生产关系上,不顾生产力的实际水平,片面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等等。这些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实事求是这条科学的思想路线,是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它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革命胆略,果断地纠正了长时间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以这条思想路线为指导,全面进行拨乱反正,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要求全党要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并且紧紧抓住这个精髓,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持蓬勃发展的生机和活力,继续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三、80年坚持党的性质、牢记根本宗旨,从严治党、“三个代表”指方向,领导核心更坚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一点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由无数工作战斗在基层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换来的。翻开烈士名录,我们可以发现共产党员占了大多数;翻开英模、劳模簿,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在战争年代,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一句“共产党员跟我来”,曾感动和感染了千千万万人;和平建设时期,哪里有急难险重任务,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英姿,共产党员已成为关键时刻人民群众的主心骨。就是在最平凡的工作中,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也同样可以感受到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总能使人感受到共产党员的不平凡之处。也正是因为有了无数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有了无数普通共产党员的默默奉献,我们党才能骄傲地向世人宣布,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称号。

  中国共产党是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的党。我们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并且为了人民的利益付出了最大的牺牲,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党所走过的80年的历程中,党所创立和发展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之丰富、群众工作的方法之完备,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党就不可能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不可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挫折,也不可能纠正自己的错误和失误。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是中国巨变的卓越领导者。从党的80年奋斗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党总是在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通过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全党和领导人民为实现伟大目标而奋斗。在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党面临种种机遇和挑战的情况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建党思想的重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执行,必将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经受住各方面的严峻考验,全面开创执政党建设的新局面。

  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好我们党的历史,因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涵和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如果不善于从自己发展的正反经验中学习就没有希望。”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上,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但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以“和平”的或武力的,精神的或物质的手段对我进行颠覆的活动从没有停止过。在党内,虽然这些年党建工作成绩不小,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任务依然很繁重。这一切都表明,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要维护改革开放20多年来来之不易的成果,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这一切都需要6000多万共产党员继续发扬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精神不能松劲。

  当好新时期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广大共产党员就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研究和分析社会生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加强自身修养和自我改造,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做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要当好新时期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广大共产党员就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勇于改革,勇于开拓,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身边的工作做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要当好新时期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广大共产党员就必须加强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掌握新时期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掌握市场经济知识和科技知识,增强带领人民群众前进的本领;要当好新时期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广大共产党员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廉洁自律,为彻底消除腐败尽自己的力量;要当好新时期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广大共产党员就必须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我们要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三讲”教育和“三个代表”的教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广大党员的头脑,使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先锋队的本色。因为无论是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还是完成祖国统_的大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是关键,必须不断地加强党的建设,使之成为更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的党。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应该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敏感性,增强工作的原则性、预见性、创造性,既能审时度势,又能驾驭全局,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不断推进我们的工作。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建的党。党的事业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实现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全党保持高度的思想一致,保证中央政令畅通,一切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必须有大局观念,在大局下行动,在大局下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坚决维护全党的坚强团结,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中统一。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全党必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升华自己的意志、品格和精神世界,克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以及一切有害于人民事业的不正之风,切实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永远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

  纪念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回顾党的历史,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也不仅仅是为了缅怀无数先烈的英雄事迹,更重要的是通过纪念党的生日,激励广大共产党员为了建设更加美好的国家而努力奋斗,为使我们党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永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而努力。

  (任福全  河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系  副教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04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中国人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让位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标题>=中国人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让位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类型>=g3

<作者>=徐兰

<姓名>=马克思

<内容>=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历了由崇尚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变化。其间固然受到内外部的诸种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但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原因,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客观需求。

  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遭遇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不断进行反侵略斗争的同时,也努力地探索着国家的出路。以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为先导,先进的中国人把向西方学习作为探索国家出路的努力方向。应该看到,“师夷制夷”是当时积极的应对主张。当中国近代史的帷幕在东西易势的背景下揭开时,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双重性的,因此,中国人仅以抵抗来迎战是不行的,还必须迎头跟上时代的潮流,这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使中华民族独立振兴。“师夷制夷”主张则体现了这种新的历史意向,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张“开风气之先”。从那时起,直至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先进的中国人一直走着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救国真理的路。从历史的纵断面,可以看到先进的中国人千辛万苦向西方学习先进、富强之道的坎坷历程。

  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派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纲——《资政新篇》,就已经见到近代中国社会追求资本主义道路的萌芽。继之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又掀起以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向西方学习潮流。虽然当时对西方的学习只是移花接木,但它毕竟将“师夷制夷”付诸实践。而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国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于19世纪70年代提出实行议会制度等一系列新的政治主张,在“西用”中引进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虽然当时还只是呼吁,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对民主思想的朦胧追求。接着19世纪90年代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走到历史前台。他们兴民权,倡西学,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提出以实行“君主立宪”为核心的变法主张,发动了以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为两大目标的自上而下变法运动。虽然他们缺乏彻底的民主思想,只求“渐变”,而且百日维新也被血腥扼杀,但资产阶级维新派所作的努力,把探索国家出路的斗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他们开始比较系统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天演论》、《民约论》等,传播了进化论观点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发挥了思想启蒙作用。在维新运动走向高潮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异军突起,他们在改良派已有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一步,主张革命,反对改良。孙中山把从西方学到的国家学说发展为三民主义;其中民权主义明确提出要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时代的最先进的政治方案。这一政治理想的提出,根本否定了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度,使中国近代有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具体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步思潮发展的高峰。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孙中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昙花一现,辛亥革命种瓜得豆,但这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毕竟推翻了帝制、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树起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旗帜,实现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把近代中国的救亡运动和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追求推到了更高水平。辛亥革命果实流失后,面对继之而起的北洋军阀黑暗统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不甘沉默,他们坚信自己的共和国方案,希图从提高国民思想文化素质上另辟蹊径。于是他们又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发动了以思想启蒙为目的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重新宣传人的尊严、个性解放,把近代以来向西方的学习进一步上升到了思想文化层面。虽然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并没有由此而柳暗花明,但这次更为深刻的民主启蒙,再次掀动了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潮流。

  综观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所走过的路,对西方文明的估价呈现出由器物技艺层面一制度层面一思想文化层面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中国先进分子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导自己进行斗争,将救亡图存和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日益结合起来的过程。无论农民革命派、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极力地把从西方学到的东西转化成自己的救国方案,前仆后继地掀起一次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有力地冲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敌人。然而他们的斗争又都没有摆脱最终失败的结局,中华民族在半殖民地的泥坑中越陷越深,直至请进“德”“赛”两先生,仍然没能找到步人资本主义的门径。于是中国人产生了对西方的信仰危机。正如毛泽东所讲:“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①,“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②。在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追求出现动摇的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起了催化剂的作用。透过空前残酷的战争,人们发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背后隐藏的是血腥的征服和掠夺,这与学习、模仿西方的早期新文化运动发生了迎面碰撞。中国先进分子开始觉悟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文明化身,引起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普遍怀疑,使中国人进一步陷入了困惑和迷惘之中。巴黎和会上中国再次被列强宰割的事实,更深深刺痛中国人的心,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省悟出,大战结果并非是“公理战胜强权”,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是一文不值的空话,日本的侵略横行,“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③。在进一步认清了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的同时,中国人对西方的信仰危机也进一步蔓延开来。正如瞿秋自在五四时期所讲的:“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到殖民地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噩梦。”④“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从被中国人向往、追求,到令中国人怀疑、失望,以至最后被抛弃,这就是它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遭遇。

  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近代中国败下阵来的原因

  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曾经深信不疑,“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⑥。比如,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曾虔诚地说:“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⑦再如,资产阶级革命派邹容也曾庆幸道:“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等书译而读之也。”“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⑧而事实又怎样呢7.“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⑨为什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西方世界能导演出像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那样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取得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胜利,成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福音,而被奉若神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近代中国却失去灵验而败下阵来?主要原因是由于时代和国情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近代中国已经成为过时的思想武器。

  五四时期,世界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反对帝国主义已成为各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第一次上升到统治地位,成为时代的中心;社会主义由科学变成了现实,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已成新旧社会交替的必然趋势。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在一个丧失独立主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在这样的时空中,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器就变得苍白无力了。

  首先,从政治方案看,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万难行通。

  第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障碍。长期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他们以为只要套用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中国就能自强起来,自然就不会再受欺侮。而事实上,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已发展到非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地步,国际帝国主义害怕中国会沿着它们的老路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因而,我们看到的总是先生反转过来侵略学生,“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⑩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⑾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能力在中国实现其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中国资产阶级是个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怪胎,先天不足,后天又夹缝求生。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依附性,使其成为患有严重软骨症的懦弱阶级,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勇气。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盟,这比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的任务艰巨得多,况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不像处在上升阶段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样仅呈萌芽状态。因此,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要让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瞻前顾后地去承担如此繁重的历史重担,这当然是它断难完成的。

  第三,资本主义也并不是理想的社会模式。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致命痼疾不断进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使资本主义世界内弊外露。马克思主义已经指明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总趋势,连孙中山都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到来的趋向,在其民生主义政纲中以平均地权作为防止“垄断”的重要手段,试图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结合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可见,当时这种百弊丛生的社会模式,不可能成为救治奄奄一息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良方。

  其次,从政治理论看,宣传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理论学说,解释不了近代中国的现实问题。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不打倒这两大敌人,中华民族的独立振兴就只能是空想。而近代中国人从帝国主义老家捡来的理论武器,不可能再教会他们认清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一手扶持的封建主义这两大与生俱来的天敌,更不可能告诉他们如何战胜自己的顽敌。直至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人仍然是以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为主要的理论武器,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宣传。我们稍加分析就可以看清这些理论武器已经不堪一击。

  从中国当时的情况看,虽然进化论思想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传统观念、迷信神学仍有冲击作用,“优胜劣汰”、生存竞争的观点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人们救亡图存,但把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用于社会科学,并不能真正提供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因为生物学规律解释不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内部联系和原因,它不能揭示出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人们的经济利益的对立,只会既掩盖了阶级剥削的实质,又否定了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因此,单凭进化论的信念,不可能找到民族的真正出路和方向,反而不自觉地为帝国主义弱肉强食、侵略有理谬论作了宣传。

  民权论也是如此,虽然天赋人权思想仍能冲击“君权神授”的封建神权政治,对人们追求个性解放和理想主义的自由平等权利仍有号召作用,但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已明显地暴露,国际帝国主义早已不是自由、人权的维护者,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面前”。(12)近代以来满目疮痍的中华民族就是鲜明的例证。在这种境况下中国人需要的既不是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任何空泛的民主,我们需要的是摆脱被奴役的地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还以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相号召已不合时宜,我们迫切需要的是能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思想武器。

  显然,早期新文化运动时还在使用的这些理论武器,当其再次冲击了“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等封建的伦理道德、传统观念,起了最后的启蒙作用后,生命力已经枯竭了。必须在此之外寻找更科学、更有力的思想武器。正如李大钊所讲:“……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13)

  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需要的思想武器

  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的理论,要反帝就得有反帝的思想武器。在20世纪初的国际国内条件下中国人民要找到自己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途径,迫切需要的是能够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抗衡的思想武器。而马克思主义就是指导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找出了人们思想动机背后的客观物质动因,即经济根源,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并通过对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的阶级分析,提出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具体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并找到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社会制度的建设者;建立在这两块基石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阐明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规律,不仅指出了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进而消灭阶级、消除私有制,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而且为无产阶级指明了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根本途径。具有严整完备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既指明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又找出了解决阶级冲突的依靠力量、手段、途径,它开辟了无产阶级自觉斗争的新时代。

  中国先进分子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才从迷惘中挣脱出来。俱往矣,中国人民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次次斗争的失败,根本原因之一是由于没有认识到他们所进行的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因此,资产阶级维新派依赖皇帝变法,最终落个“引颈受戮”而“无力回天”的结局,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帝制后也以大权旁落而使革命成果付之东流。由于没有先进思想指导,他们既不能认清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根源,也不可能:认识必须采取社会革命的最高形式——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深刻道理。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就给处于迷离混沌状态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一条改变自己现实境况的指导性线索,李大钊把这贯穿马克思主义三大原理的阶级斗争学说称为“一条金线”。正是抓住这条线索,中国先进分子才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经济根源,认清了帝国主义政策的阶级实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并进而提出“改造强盗世界”的明确反帝思想。正是抓住这条线索,中国先进分子才抛弃“和平的、渐进的”改良主义的幻想,提出采取激烈的社会革命的手段对中国社会实行“整体”的、“根本改造”的主张。他们不仅认识到在社会整体改造之前不可能长期过上“世外桃源”的生活,而且认识到必须实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才能创造新世界。在与推销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中,李大钊明确指出:对阶级斗争学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14)那些探索国家出路的进步青年,也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中找到了救世良方。1920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斗争一无产阶级专政。”(15)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也表述了同样的认识:“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6)“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7)正是抓住这条线索,中国先进分子才找到了能领导完成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的先进的阶级力量,认识到“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18)进而喊出“与劳工为伍”的口号。总之,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提供了观察国家命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工具,使中国人看到了使民族独立,走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9)正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一比进化论、民权观更为高级的理论形态,适应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客观需求,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异说纷呈的思潮中中国先进分子才主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20世纪20年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0)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地创建,从此使中国革命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也“明效大验”。从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由于“感情的冲动”,也不是“缺乏理性的思考”,而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数代中国优秀人物主动求索救国真理,学习、选择的总结;是探索国家出路中的重大飞跃;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空想向科学的飞跃。

  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中国人民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点,用不断发展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丰富着马克思主义。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纷纭繁杂的形式,但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并没有改变。虽然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不时遭到“过时”的诋毁,但是马克思主义依然在和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结合中向前发展。值得骄傲的是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已成为指导社会主义由不发达走向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今天我们从源头上进一步深刻认识20世纪20年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对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坚定信念,更高地举起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面一脉相承的指导思想旗帜是大有裨益的。

  (徐兰  天津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  副教授)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③《李大钊选集》第214页。人民出版社,1 959年5月第1版。

  ④《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23页。(转引自:张静如等.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第7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l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⑦熊月之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3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⑧熊月之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3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3~151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13)《李大钊文集》上卷,第56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

  (14)《李大钊选集》第233~234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

  (15)《蔡和森文集》第5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

  (16)《毛泽东书信赏析》第13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17)《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页。

  (18)《陈独秀文存》第300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lO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05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八十年的奋斗  八十年的解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

<标题>=八十年的奋斗  八十年的解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

<类型>=g3

<作者>=白屯

<姓名>=

<内容>=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发展史归根到底是为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不懈奋斗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认识史。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将带领全国人民,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施科教兴国,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新的复兴。

  一、回顾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程,贯穿于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一条主线,就是坚定不移地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辟道路

  建党之前,中国的各种先进的社会力量都曾试图寻求一条适合当时社会需要的发展道路。太平天国运动,表达了农民阶级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出路所进行的思考和探索。《天朝田亩制度》集农民“均贫富”思想之大成,达到了中国农民反封建思想的最高峰。《资政新篇》更可贵地提出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资本主义的构想。然而,企图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维护绝对平均主义的经济秩序,则与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相违背,因此,是不切实际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力之下的中国,改良是不行的,革命才是解放生产力的惟一选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它最终没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对此毛泽东曾评价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产生在本国封建主义、西方帝国主义夹缝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其两重性决定了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却不能彻底完成在近代中国解放生产力的任务。所以,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身上。

  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奋斗的28年中,我们党集中干了一件大事,就是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建国初期,党中央就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著名学者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曾经对此有过评价,他说,从一开始这个国家(即新中国)就把科学作为物质和文化进步的必要因素而给予最大的鼓励。在初期阶段,它首先在教育方面下工夫,计划要在数十年之中,建立起为满足现代化工业国的需要的科技工作者队伍。而且这个队伍的庞大,将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规模。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20年,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制定并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用美国经济学教授拉迪在《伟大的繁荣》一书中的看法,自5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活水平增长7倍,提高速度居世界第二名,他说,在本世纪最后30年,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了6倍,在那里,人们在50年以前与公元1700年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差别①。同建国初期比,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9404亿元,是1952年679亿元的13l倍。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七,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对外贸易总额接近世界第七,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国际旅游居世界第八,吸收外资居世界第二。当然,人们更加看重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为实现“三步走”的奋斗目标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即“翻两番”的提前实现。这些成就,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经受住各种风浪和困难的考验后取得的,是在我党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形势下取得的。

  二、总结中国共产党8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是由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到了1956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基本上不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己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基于这一事实,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己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八大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由阶级斗争为首要任务转变为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由于当时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也由于当时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把阶级斗争推向极端,认为党内已经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一来,完全背离了党的八大作出的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抓阶级斗争,即使抓生产也得通过大批判开路,即所谓“抓革命,促生产”。由于阶级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这就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其结果是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文革为国家带来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生产力的破坏,然而,生产力的破坏是最根本的。

  1978年,邓小平同志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的理论。这个理论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看,他认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从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来看,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三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来看,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他还说,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后来,经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概括为: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牢牢抓住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问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由此可见,我们党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八大的明确提出,到“文化大革命”的被彻底否定,再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的重新肯定的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相当长时间里,由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错误,离开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导致了实践上的全局性的重大失误,把原来已经与发达国家缩小了的差距,又重新拉大了,使生产力在一个长时期中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法充分发挥出来,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声誉,这一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诸要素内部的状况,存在着先进与落后并存的局面,从这个基本情况出发,我们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改革开放,更快地发展自己,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三、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贯彻落实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一,在社会主义的多项建设任务中,中国共产党将始终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放在首要地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也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

  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过去20多年,我国生产力和整个经济建设发展是比较快的,我们迈入新世纪后特别是前10年,更应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因为,尽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加强,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但中国社会实现新的发展的任务还非常艰巨,这是由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所决定的。

  中国是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但大国不等于是强国。经济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总产值的3.2%,而我们的人口则是世界的22%多。如果我们保持7%的年增长率,到2008年,我们的 GDP会再翻一番,达到2万亿美元,而今天德国GDP已经达到了2.2万亿美元。我们的GDP相当于美国的14%,相当于英国的86.5%②。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出现,极大地突出了知识、信息、网络为一体的新型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追求的重要目标。由此而带动了遍及科学、教育、经济、综合国力等方面新的竞争。因此,面对世界新的发展态势,我们只有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二,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中,中国共产党将把发展科学技术摆在重要的地位,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当今,在发达国家,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己上升到决定性的地位。在19世纪以前,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不十分明显,20世纪初,科技因素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也:才仅仅是5%到20%,但是到了50、60年代,就达到50 9/6左右,到了80年代,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已经达到60%以上。同时,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周期进一步缩短,18世纪大约是100年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周期为20年,大战以后,缩短为7年,现在一般只需要二三年,有的科技成果几乎一诞生,就可以转化为商品。当代高新技术对经济发展则有着更大的作用,特别是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型材料和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产业呈现出勃勃生机。据测算,如果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每年产值为1000~2000元,传统产业工人平均年产值为2万元,那么,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产值就可以达到10~20万元,三者正好是数量级的递增。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所以,依靠科技和教育使国家强盛,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值得今日借鉴。

  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988年他又总结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进一步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他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江泽民同志也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他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日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为劳动者所掌握,就会极大地提高人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科学技术同生产资料结合,就会大幅度提高工作的效能,从而提高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帮助人们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发展,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前景,使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和推动社会进步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第三,在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任务中,中国共产党将把科教兴国放在首位,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和党的十五大所确立的伟大目标

  实施科教兴国,必须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一是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与教育体制的改革。“十五”期间,我国的高等教育将持续发展,到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达到15 9/6(目前是10.5%),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1600万左右。陈至立部长说,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例如,要进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是中央、地方两级管理,以地方管理为主,发挥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各自的优势,组建综合性大学。从1992年到2000年,全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的60多个部委参与了改革,涉及高等院校900多所,有556所高等院校合并为232所,净减324所,有509所高等院校进行了管理体制的调整。要进行高等学校后勤体制改革,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后勤保障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加快高等院校后勤社会化已经是迫在眉睫。要进行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如调整专业设置,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专业数已经由504种调减为249种,最近教育部又投入2个亿,启动了“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此外,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广泛渗入到高等教育之中。面向新世纪的我国高等教育,从培养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管理机制上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切,将从根本上依赖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是要积极促进科技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科技工作必须自觉地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把攻克国民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作为主要任务。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最复杂的技术,如卫星和火箭技术,中国需要加强的地方,是学会怎么把科技改变成为有经济效益的生产办法。显然,科技成果实现迅速转化,将决定我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和质量,真正体现出科学技术知识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功效。

  三是要在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他还说,历史反复证明,推进科技发展,关键要敢于和善于创新。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去年8月5日,在会见6位国际著名科学家时他又再次谈到创新,他说,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要坚持不懈地提高国家的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加快形成科技创新体系,就必须加大科技的投入,使科技真正成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成为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摇篮。

  四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在新世纪,面对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新型人才。为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把培养知识经济所需人才列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增加教育投资,实施终身教育和全民教育。新形势下,高校培养人才的任务将更加重要和艰巨。因为,迎接新世纪的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例如,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加强学生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主流意识与合理引导大学生支流意识的问题;高校改革与发展出现新的情况,如招生规模的扩大、收费力度的加大、网络文化的渗透等对大学生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方面都为我们在新世纪思考人才培养方式方法提出了新的问题。

  总之,科教兴国战略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80年建党历程和中国现代化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选择。

  (白屯  河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教授)

  注释:

  ①任仲平,《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人民日报》,2000年,6月21日。

  ②宋念申,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环球时报》,2000年,8月25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06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建国初期党的战略构想转变之我见

<标题>=建国初期党的战略构想转变之我见

<类型>=g3

<作者>=邵云瑞

<姓名>=

<内容>=

  从建国前夕到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我党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战略构想是:先进行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战略被称为“突然过渡”战略。建国后,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政权的巩固,以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为契机,党的战略构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由“突然过渡”战略转变为“逐步过渡”战略,即不是等若干年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立即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应该怎样看待党的战略构想的这一重大转变,是建国以后的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还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大有裨益。

  一、战略构想的转变是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

  建国初期,党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构想的转变,不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在这一战略转变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是他首先提出并力主用“逐步过渡”战略替代“突然过渡”战略。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转变影响和带动了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转变,从而党中央作出了战略转变的决定。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在短短几年后放弃“突然过渡”战略,转而提出“逐步过渡”战略呢?这只能从建国初期党和人民的实践中寻找答案。

  所谓“突然过渡”战略,就是先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再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也就是“先建设、后改造”的战略。这种战略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建国前夕对建国后历史进程的一种构想。但实践往往不会完全按照人们的构想发展,常常促使人们对构想作出微调甚至重大修正。

  建国后,我们确实想按原定的战略,先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中也是这样操作的。但是历史的进程表明,.实践不允许我们固守原定的战略,而把我们推上了一边搞新民主主义建设,一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边建设、边改造”的道路。

  以新民主主义建设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关系为例。建国初期,我们并没有打算立即着手进行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但是,在当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各种经济成分的经营目的是不尽一致的,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和摩擦。就私营工商业来说,它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必然与国营经济发生矛盾和摩擦。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的政策,我们在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一面的同时,必然对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加以限制。于是,有了一系列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

  建国初,围绕争夺市场领导权展开的斗争,是我们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较量。1949年,不法资本家为了与我们争夺市场领导权,掀起四次物价大波动,致使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物价上涨几十倍。如果不打击不法资本家的投机活动,稳定金融和物价,我们就站不住脚,就可能垮台。为了掌握市场领导权,我们采取经济和政治的手段,打击不法资本家的投机活动,打了两大“战役”。一是银元之战。当时有人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1949年6月lO日,关闭了作为银元投机中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拘捕了200余名投机商。同时迅速实施金银管理办法,使人民币占领了市场。二是“米棉之战”。当时,资本家对粮食和纱布囤积居奇。我们在全国统一调度物资,择机抛售,同时收紧银根。一抛一收,使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

  在此之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曾扬言,共产党会因为经济上没有办法而垮台;资产阶级对我们也存有疑虑,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零分”。争夺市场领导权斗争的胜利,打破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幻想,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嚣张气焰,打消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疑虑,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因此,毛泽东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此后,私营工商业的经营普遍遇到困难,有的甚至歇业、倒闭。当时还不是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的时候。因此,我们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调整工商业。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给私营工商业让出一部分市场和利润,以利其生存和发展。当时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实行经销、代销。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建国初期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引发了私营工商业经营的困难;私营工商业的困难又引出了对其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的措施。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本来是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的措施,但却成了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最初步骤。可见,对私营工商业开始采取改造的步骤,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使然。从主观上说,我们根据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是主动与资产阶级搞缓和,集中力量消灭三大敌人的残余。对私营工商业开始采取改造的步骤,完全是在实践中自然演化成的。

  调整工商业后,私营工商业歇业、停业户减少,复工、复业户陆续增加,迎来了它们发展的黄金时代。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数增加11%,产值增加39%;私营商业户数增加11.9%,零售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成为他们的“黄金之年”。

  但是,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的本性难改。他们不但不感激我们帮助其摆脱困境,反而向我们发动了猖狂进攻,一方面施放“五毒”(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一方面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致使干部队伍中滋生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三股歪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在干部队伍中进行“三反”斗争。从“三反”中揭发出的事实看,干部的贪污问题大都与不法资本家有关,为了把“三反”斗争进行到底,又在工商业中开展了“五反”斗争。即使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仍然强调:“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①因此,“三反、五反”后,我们又一次调整工商业,力求让资本家有利可图,尽可能发挥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但是,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必须处理。在处理资本家违法行为的过程中,通过退赃、罚款、没收,许多私营企业已丧失独立经营的能力,要求与国家合营。于是,公私合营企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可见,“五反”不是我们预先设计好的,而是资本家的违法活动逼出来的。因此,在“五反”中出现的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也不是我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与资本家的违法行为的斗争中自然出现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才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据薄一波说:“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谈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是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②

  上述历史发展过程说明,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的实践,已经突破了原定的“先建设、后改造”的战略构想。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置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和进攻于不顾,固守原定的战略;要么改变原定战略,与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斗争。二者必居其一。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是因为,客观形势已突破了原定的战略,我们只能顺势而为,而不能逆势而动。就是说,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宁可改变原定战略而与资产阶级斗争,不可为固守原定战略而向资产阶级投降。所以,毛泽东在1952年9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新战略,是面对建国后客观形势作出的合乎逻辑的选择。正如薄一波所说:“毛主席提出这种新的构思,绝非一时兴之所至,而是经过慎思熟审的,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③

  总之,建国初期党的战略构想的转变,不是毛泽东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建国后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当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把党的“先建设、后改造”战略转变为“边建设、边改造”战略的时候,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一致拥护。

  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评说

  众所周知,在建国初期党的战略构想转变之前,刘少奇曾提出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张。1951年3月,他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同年7月,他在中南海春耦斋同马列学院学员的谈话中,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显然,刘少奇依然坚持党原定的战略构想,即先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此之前,必须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

  如果承认党的战略转变是在实践面前作出的合乎逻辑的选择,那么必须同时承认,“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张是不科学的。

  首先,“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提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是将来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它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桥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提法容易使人们把新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割裂开来,从而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新民主主义是一种必须加以“确立”的独立的社会形态和制度。因此,“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提法,模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容易造成理论上的混乱。

  其次,“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张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决定,它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向着社会主义的变动,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就新民主主义建设而言,它本身也是过渡性质的。从新民主主义建设一开始,就“已经乘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航船”⑤,每前进一步,都是向着社会主义目标靠近。在新民主主义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增长,非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逐步下降,待量变发展到质变,社会主义制度便得以确立。在此之前,虽然都称为新民主主义建设,但今天与昨天相比,明天与今天相比,其内涵都在发生变动。这种变动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想在10年到15年期间搞一种不发生任何变动的纯新民主主义建设,待工业化实现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显然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⑥因此,处在不断变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根本办不到的。

  弄清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非科学性,有助于理解党的战略构想转变的正确性。

  这里需要指出三点:第一,刘少奇讲“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1951年3月和7月;毛泽东第一次讲战略转变是1952年9月。在此之后,刘少奇没有再讲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话。第二,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张,是以中国将来要过渡到社会主义为前提的。在中国要不要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没有任何分歧。第三,刘少奇在1951年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张,是依据党中央原定的“先建设、后改造”的战略构想。这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错误,他并未提出与党不同的战略。问题只是在于,当实践向前发展了,刘少奇未能根据实践的要求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新战略。这一工作是由毛泽东完成的,这是毛泽东的伟大所在。但是,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受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各人的认识不可能“齐步走”;认识有先有后,有深有浅,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同认识,都是毫不足怪的。认识完全一致,不出现任何分歧,才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能苛求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认识都与毛泽东同步。而当毛泽东根据形势发展改变原定战略构想,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是拥护的。

  林彪、“四人帮”以刘少奇提出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张,给他强加上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罪名,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如前所述,刘少奇讲“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以中国将来要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前提的。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抓住一个人在认识长河中某个时段上的不科学的认识,以偏概全,轻易得出结论,必须考察其一贯的言行。因此,不全面考察刘少奇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只抓住“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这一点,就得出其反对社会主义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有人因为我们党在实施新战略过程中出现了缺点和偏差,就想否定党的战略构想转变的正确性,并进而重新肯定“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张,也是不妥当的。

  三、关于实施新战略发生的失误

  无可讳言,建国初期,我党在实施“边建设、边改造”的新战略的过程中,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确实发生了一些失误。有人怀疑党的战略转变的正确性,即与此有关。为了正确认识建国初期党的战略转变的问题,有必要对在实施新战略中发生的失误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党在实施新战略中出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在选择社会主义目标模式时,教条式地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基本照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将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至少要在英、法、德三国同时胜利。他们根据这些国家的情况,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般的设想,主要是:全社会统一的社会公有制,社会对每个人实行按劳分配,不再存在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社会有计划地进行生产。马、恩提出这些设想,并不是预先设计一种可供各国套用的固定模式,而是提出~些基本原则,各国必须结合本国国情灵活运用。况且,这些设想是否正确,还要经过实践来检验。苏联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虽然列宁曾于1921年提出过新经济j吱策,对社会主义有了许多新认识,但斯大林却认为,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应付困难的权宜之计,仍坚持马、恩的设想。在他领导下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按劳分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模式不仅符合马.恩的设想,而且在一个时期内发挥了巨大威力。因此,我党在构思中国的社会主义框架时,很自然地参照苏联模式来确定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

  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马、恩基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情况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与中国国情之间有很大距离,因此,对马、恩的设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苏联模式在其本土就不甚恰当,搬到中国来就更加不妥。然而,由于党还未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加上当时的国际形势,所以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虽然毛泽东很快发现了苏联模式的弊病,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并在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取得若干积极的成果,但他的探索最终却步入歧途。

  由于我们选择了不太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所以,在这种目标模式指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例如,由于我国生产力落后,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程度很低,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应该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我们却认为,单一的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确立了“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的指导思想,最终把个体、私营经济基本搞光,建立了单一的公有制。在分配方面,本应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我们却认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惟一的分配原则。加上实行了单一的公有制,必然导致单一的按劳分配,使其他分配方式没有存在的余地。在经济体制方面,本来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我们却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总之,由于我们基本照搬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导致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形成了不太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原因即在于此。这是我党在实施新战略中发生的最主要的失误。

  党在实施新战略中发生的另一个失误,是大大缩短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按照原定方案,是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按毛泽东的说法,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现在看来,原定方案在时间方面本来就不充裕,特别是用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工业化,难度更大。而实际的进程却是一大步未走完,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如此深刻和复杂的社会变革,步伐这样急促,发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和偏差,丝毫不奇怪。如果能按原定方案搞得从容一些,上述“四过”的问题会大大缓解。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标模式选择有误,即使三个五年计划搞完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会有大的区别。

  必须指出,在实施新战略中发生的上述失误,与所取得的成就不能同日而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我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太符合国情,但毕竟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模式是可以修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认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构建了社会主义新模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赖以实现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改造为之奠定的。所以,不能因为在实施新战略中出现了失误,就否认建国初期党的战略转变的正确性。因为,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邵云瑞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教授)

  注释: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67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②同上,第213页。

  ③同上,第215页。

  ④《刘少奇选集》下卷,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2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07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形成与发展

<标题>=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形成与发展

<类型>=g3

<作者>=吴洁

<姓名>=

<内容>=

  方略,即策略、手段。治国方略,就是治理国家的基本途径、基本形式、基本方法、领导艺术等等。历史证明,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以至一位政治家来说,“打天下”夺取政权固然不容易,但执掌政权以后,能否选择正确的治国方略更难,考验更全面、更持久、更深刻、更严峻。

  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流血牺牲,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执政的50多年里,从治国方略的角度看,由于历史背景、历史课题的不同,也由于领导人的状况的不同,三代领导人在治国方略上有所差别。但从历史角度看,三代领导人的治国方略体现着一种继承、发展和完善的关系。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作为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从1949年到1976年,前后27年间,经历了建国、过渡、建设三个阶段。毛泽东以其“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恢宏的历史超越感,及其对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透彻了解,试图完成由“马上打天下”到“下马治天下”的历史性转变,探索新中国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

  1945年7月,当时黄炎培访问延安,他向毛泽东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未解决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他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总有一个周期律,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他问毛泽东,共产党能不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回答,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至“人亡政息”。毛泽东指出,用民主的方法避免中国共产党重受周期律的支配,这是中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民主一词产生于古希腊,是人民的权利、多数人的统治的意思。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首先和主要的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它一方面是指哪个阶级掌握政权、居于国家的统治地位,即民主的本质;另一方面是指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形式组织政权、行使民主权利。正如列宁所说:“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①

  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劳动者和全体公民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体制,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大人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历史进程表明,作为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民主主义政治方案,一旦付诸实践,就具有巨大的政治吸引力和变革旧事物的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英勇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从而把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推进到一个新纪元。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历史性选择。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民主”思想,有一个最核心的概念贯穿于其思想的始终,这就是“人民”。“人民”是毛泽东一生全部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他民主观的核心内容。民主,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政治领域的目的就是由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是要建立一套能使大多数人都能参加的管理国家、管理一切社会事务的政治制度。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首要问题是上层建筑“掌握在谁手里”,能否克服敌对势力的影响的问题。劳动者最大最根本的权利不只是在一部分人的管理下享受一些权利,而是自己管理一切的问题。这样,他就从1945年说的人民“监督”政府,人民起来“负责”,上升到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的“属于人民,有人民掌握政府”②;社会公共权力通过人民来实现,“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③。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采用民主协商的方法筹建新中国,并采取《共同纲领》的形式把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确定下来。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主协商和依靠根本大法,是这一时期治国方略的两个明显特点。

  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情况有了变化,并鉴于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是违反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提出应进一步扩大民主。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点谈到“过分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④。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同南共联盟代表团谈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要考虑这些问题”⑤。八大决议明确指出,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随后,毛泽东从理论上论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认为所谓公民权,就是自由和民主权利。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从治国方略的角度看,有两点很明显,一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二是注意重大关系。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民主的、安定的政治环境。

  遗憾的是,由于实践的时间还很短,正确的认识还没有经过实践的不断反复检验而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的“民主”观中包含着许多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建国后的很长时间里,民主政治基本上只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来看待的。毛泽东曾讲:“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⑥这是从操作层面上理解民主。民主如果仅仅作为手段,既可能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上,也可能被置于次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地位上。作为手段的民主成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准绳时,社会生活就被高度政治化了,民主就可能演变成为暴政。

  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在他晚年是最显著的特征是“群治思想”,表现在民主实践中,便是大规模地搞“群众运动”。这种“群治思想”及其政治实践便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以及后来被学者们所分析和概括的“大民主”观及“大民主”运动。毛泽东说:“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⑦。从“大民主”的模式出发,毛泽东自然地走向了对个人魅力权威的需要。当群众行动起来,打倒各级政府组织,法理性权威彻底不存在了的时候,只有靠这种个人所代表的魅力型权威才能维持国家的基本政治生活,大民主的模式才能够得以存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试图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大民主”的完全违背民主程序和法规的无序行为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其结果非但未能实现他自己的初衷,反而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造成了对人民民主的粗暴践踏。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个人的悲剧所在。

  实践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不等于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力就自然而然地得到实现,因为它的实现还需要有一定的具体制度和法律制度提供保障。如果国家权力的运作失去法制的规范和监控,就势必造成民主制度的破坏和人民民主权利的落空。遗憾的是,在我们为社会主义民主付出沉重代价之前,我们的执政党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我国是一个脱胎于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对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治国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毛泽东亲自领导过宪法和某些法律的制定,但总的说来,他对民主法制建设不够重视。至于国家权力是否应有法律的规范,是否应当依法治国,则不是他重点致力的方面。

  二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以至20世纪社会主义各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治国方略的集大成者。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他深刻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继续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反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二大的政治报告等一系列文件,都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了深刻的论述。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民主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利。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着眼于实效,着眼于调动基层群众的积极性,要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致力于基本制度的完善。”十四大政治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砚代化。我们应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以巩固和发展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从理论到实践都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他认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但邓小平更致力于民主的实践,即如何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并认为:“民主和法制,这两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绝不是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⑨他认为“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还是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⑩。这些论述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纲领性表达,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党的十五大运用邓小平理论,对历史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郑重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任务,把依法治国提到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的高度,作为发展人民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如果说,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法治就应该是民主的重要保证。法治的精义就在于法本身的正义性及其权威性。法既是民主的产物,又是民主的保护神。法治的作用就在于它把民主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防止民主被滥用。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的精髓,就在于作为法治主体的人民依法治权,即人民依据正义和公意,并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和宪法来制约国家权力。同时,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基本权利、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和运作程序、经济生活的民主化、社会生活的民主自治等,都需要有法制加以确认、规范并通过严格执法加以保障。

  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很长封建历史的国家,“人治”的传统根深蒂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没有自觉而系统地进行法制建设。权大于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废法、以权乱法的现象司空见惯。法律形同虚设,往往领导人的话就是“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是“违法”,领导人的话变了,“法”也就变了。执政者经常把自己放在法律之外或法律之上。依法治国,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权”与“法权”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与法律统治的统一,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对于克服个人专断、领导者个人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的弊端提供了法律手段。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法律,是使党的领导进一步获得法律的权威形式,由政治权威进到法律权威。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是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形式,达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目的,是执政党成熟的标志。同时,邓小平还认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和公民在各个领域的行为都要依法进行,使法律成为约束一切人的行为的最高规范,使国家的法律不因领导人或领导人的看法的改变而改变。使法律至上、至重、至威、至尊,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依法治国,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对人治和专制的否定,体现一种高层次的政治文明,是一种进步的治国方略,更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要求。依法治国的选择,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当然,如何更好地实现依法治国,是实践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三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这是极其必要的。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在依法治国的实施过程中对德治的重要性的确认识得不够,甚至忽视了德治的作用,结果法制建设也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鉴于此,江泽民在新世纪之初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的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的结合起来。”江泽民强调的这两个“坚持不懈地加强”,是我们确立治国方略的根本指导思想,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良好的治国方略可以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治国手段的批判继承,是法制建设适应国情的需要。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德治。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主流的儒家思想十分重视道德的教化,也十分重视对于治者本身道德的要求,把德治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的理想。这一传统对于民族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影响。老百姓评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地区的时候,十分注重社会风气,社会道德水准,尤其是执政的各级官员的道德素质的状况。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民风纯朴,讲究道德,官员体恤民情,讲究仁义的社会。尽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些期望经常落空,但是人们并没有放弃这种价值追求。这种追求积淀于民族心理之中,至今还在发挥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儒家的“德”是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上的以忠君孝悌为核心的一整套礼仪规范,维护的是封建纲常。它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过分夸大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以至于在强调“德治”的过程中发展为“人治”。

  我们所说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是在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优良成分、抛弃其糟粕的基础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作用,强调选拔干部必须德才兼备的重要性,以及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当以身作则、注意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的“德治”。这里的“德治”,是在肯定“法治”的重要意义基础上的“德治”,是把“德治”和“法治”看作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德治”。这也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和中国古代儒家“德治”观的重要区别之一。更重要的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是以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为基本内容的,根本上是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服务的。

  “以德治国”也是对其他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市场经济发展的几百年历史,充满着欺诈和贪婪,同时也是一个道德沦丧和道德重建的曲折历史过程。历史证明,市场机制对于道德具有双重作用,也充分地表明道德伦理对于市场经济正常秩序建立的意义。马克斯一韦伯对新教伦理作用的阐述以及近几十年在西方兴起的经济伦理研究都显示着西方有识之士对市场经济中道德建设的作用。这种重视甚至改变着人们对于经济和伦理互不相关的看法。而因为道德沦丧、贪污腐败成风把市场经济推向崩溃的国家屡屡出现,这也从反面证实“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所当然地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并且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思想道德方面的优势,及时地把“以德治国”纳入治国的基本方略之中。在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同时,还要努力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已经成为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关系到我国能否保持社会稳定、能否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至于能否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和道德都是由一定经济关系决定并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上层建筑,都产生于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反映,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都是最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方略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两者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都是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现代国家固然需要强调依法治国,但同时也需要强调以德治国。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德治则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内在自律意识,从而达到规范行为的目的。

  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强调“以德治国”,但绝不是也决不能过分地夸大道德的社会作用,把道德说成是“万能”的,而只是要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给道德以应有的地位,使它与“法治”并行不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共同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江泽民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且强调二者的结合,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者的结合,对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吴洁  天津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讲师)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65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同上,第12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⑦同上,第323~324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17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182、359、14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2、3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08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我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新认识

<标题>=我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新认识

<类型>=g3

<作者>=丁军,俞艳丽

<姓名>=

<内容>=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理论已经证明,如果经济中只存在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在这个经济中,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市场。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前提,是存在多元的所有制主体、多元的市场主体。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一个环节,是培育起市场得以有效运行的所有制基础。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我国在构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所有制基础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包括调整所有制结构;寻找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与所有制实现形式长期探索的结果,也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所有制问题认识深化和飞跃的结果。

  一、我党对所有制结构认识的演变过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建国初期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按照党中央当时的预计,从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算起,大约需要15年或更长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才有可能从多种经济成分逐步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但实际进程大大加快,其中既有形势发展超出人们预料的因素,也有主观冒进的因素。我们只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从多种经济成分的所有制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就超越了当时生产力的实际水平。1958年以后,步入了对所有制认识的两个误区:一是越“公”越先进,搞“一大二公”、搞“穷过渡”,急于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是“公有”与“私有”水火不相容,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的关系。这种认识使我们为捍卫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纯洁性而急于消灭私有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

  (一)我党对所有制结构改革的探索

  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基本轨迹是首先培育各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成长,相应发展非国有经济,逐步调整所有制结构,使之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要求。根据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演变,可以看出我党对所有制结构的探索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主要是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党把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主,并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1980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中,批判了传统所有制观念的弊端:“多年来,在生产关系上,我们不适当地强调‘大’和‘公’,强调集体经济向国营经济过渡,对个体经济压制、取消。”在批判传统所有制的弊端的基础上,文件又指出,要“鼓励和扶持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补充。”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个体经济获得了合法地位,促进了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1978年到1984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由15万人增加到339万人,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也达到37万人。

  第二阶段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是政策上开始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与发展。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雇工经营开始出现。1983年中央对雇工经济提出了“三不”政策: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1984年邓小平同志对雇工的态度是“放两年再看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全面论述了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外商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促进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发展。1987年1月,中共中央在《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中指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私人企业,“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的方针”。1987年9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关于私营经济,十三大报告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所有制,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报告认为,“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

  第三阶段从1988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到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主要标志是私营经济在获得“合法地位”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逐步获得“平等竞争”的身份。根据党的十三大的精神,1988年4月召开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就明确了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1992年10月党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了凡事都要问姓“资”姓“社”的思维方式,成为改革以来第二次思想解放的纲领性文件,再次肯定了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的必要性。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所有制改革方面,指出“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国家为各种所有制平等参与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一般小型国有企业甚至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为完善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进一步提供了具体的理论背景。

  (二)我党对所有制结构认识上的飞跃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会上通过的十五大报告总结了二十年来在所有制改革方面的经验。报告明确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或共同发展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和根本方针。但作为基本政策和方针,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并不等于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可缺少的内容,而只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不过是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政策性的补充。党的十五大则第一次明确承认,非公有制经济与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一道,统一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既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问题的系统理论概括和总结,是我党所有制理论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1998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才认识到当今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实际。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发生了严重失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脱离了这个实际。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二十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符合了这个实际。”经过党的几代领导人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在所有制理论问题上有了重大的突破,1999年3月,全国人大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指出,“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指出“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是我党对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所有制改革法律地位的总结。

  二、我党对所有制实现形式认识的演变过程

  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由劳动者共同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的所有制关系。生产资料是由全社会劳动者共同所有还是由劳动者集体所有,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是如何实现的,它们之间是如何结合的,构成了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我国传统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从国有制来看就是国营,从集体所有制来讲就是准国营式的大集体和合作社式的小集体,人们通常称之为“二全民”。这些传统实现形式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比较差,突出表现为缺乏生机、没有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一直在努力寻找、积极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不断深入。

  (一)我党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

  我党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探索,具体表现在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上。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放权让利,逐步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但“国有国营”的实现形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1978年四川省率先对工业企业给予一定的自主权。1978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四川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探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到1979年底、1980年初,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全国范围内试行。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国营企业缺乏活力的原因在于把全民所有与国家直接经营混为一谈。提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目的在于“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扩权让利的改革,触及了全民所有制经营方式的变革,标志着我党对传统国有制实现形式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承包制。根据“两权分离”的理论,从1984年起我国开始在一部分企业试行承包责任制。这是我国城市探索全民所有制新实现形式的真正开端。1987年3月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把改革重点放在完善企业经营机制,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上来。随后,承包制就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1988年,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制暂行条例》,承包责任制正式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几乎就在企业承包责任制试点的同时,我们也开始了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委托经营责任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试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以致长期处于试点阶段。

  与传统的“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形式相比,承包责任制“国家所有、企业经营”是国有制经营方式的一大创新。但承包责任制并非“一包就灵”,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我党逐渐认识到,承包制并不是适合一切国有企业的最优实现形式,我们仍需继续寻找其他有效的实现形式。

  第三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逐步实行现代企业制度。1990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突出强调要“探索公有制经济多种有效实现形式”。这是我党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把公有制与其实现形式区别开来。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使人们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企业改革的外部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向前发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解决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十四大突破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理论,发展为“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法》的颁布,又为公司制提供了法律规范和保障。

  十四大以后,我国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步伐明显加快,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走出十年试点,进入波澜壮阔的发展阶段。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抓大放小”的方针,即国家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力争到世纪末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小企业要加快改革步伐,区别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彻底放开搞活。到十五大前夕,我国的公有制企业除了国营、承包、租赁、出售小企业等经营形式外,还有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中方控股的中外合资公司等公司形式,以及企业联合、兼并、破产、组建企业集团等形式,在资产经营方式、委托代理方式、资产监督方式等方面也不断翻新。改革的实践已使我国客观上形成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格局。

  (二)我党对公有制实现形式认识上的飞跃

  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国近二十年对公有制新实现形式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克服了“左”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进一步解放思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出发,形成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理论。

  所有制不能等于所有制实现形式,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论点。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把公有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区分开来,从而从理论上回答了公有制完全可以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关键性难题,澄清了过去把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混同或对立的错误观念。对大家争议较多的具体实现形式——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十五大报告首次在党的文件中给予定性。报告明确认为,股份合作制是集体性质的经济形式,尤其要提倡和鼓励。对于股份制,报告作了科学的分析: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它有利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与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这对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也为多年来关于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属性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

  对判断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标准,报告指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并且鼓励,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财产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就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看成一个依赖于生产力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并且把能否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客观要求,作为检验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否有效、是否可用的标准。这个标准比以前的“有效”更为具体、明确,同时坚持了生产力标准,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相一致。

  关于公有制经济,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与集体成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经济发展发挥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不仅要有量上的优势,更应该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些科学论断,有助于打消人们在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过程中对引起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的担心。

  十五大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理论,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它摆脱了长期以来在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上的种种束缚,为当前企业改革清除了思想障碍,拓宽了改革空问,也指引了改革的方向,从而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丁军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俞艳丽  北京市自来水公司)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09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浅析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历程

<标题>=浅析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历程

<类型>=g3

<作者>=翟昌民

<姓名>=

<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走过了80年历程的今天,正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但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当前对我们奋斗目标和理想信念的最大干扰因素是资本主义。因此,江泽民在去年提出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研究课题,学术界就此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不过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仍存在着需要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一是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分别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应将它们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因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困惑往往来源于对资本主义认识的误解。二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同时,还应检索一下我们以往认识存在的误区,这也是造成我们思想困惑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就是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对既往的认识进行梳理,反思历程,以达到总结经验教训,获得全面认识的目的。

  一

  如果我们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么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

  历史从19世纪向20世纪跨越的时刻,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时刻。清政府在全副武装的西方列强面前变成了一条顺从的走狗,中华民族在西方富豪面前成为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奴隶。面对欺压和凌辱,不甘沉沦的中华男儿们痛心疾首,信誓旦旦,要“除弊兴利”,“振兴中华”。而振兴中华的出路何在呢?那时先进的中国人有如漫漫长夜里身陷泥沼的斗士,他们以渴求的目光憧憬着卢梭、孟德斯鸠们所勾画出来的光芒四射的“理性王国”,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才是能够普降甘霖的人间天堂。

  然而,事实却与人们的愿望相去甚远。在国际上,此时的西方列强已先后转入帝国主义阶段,人们见到的并不是甘霖普降,而是列强们在瓜分世界餐桌上的争吵与殴斗,结果引发了一场灭绝人性的世界大战。开初,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还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窃窃私喜之中,很快,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就把欣喜变成了愤怒,“难道公理战胜强权,就是按强弱分配权利吗”?在国内,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成功地发动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似乎给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然而随着袁世凯的篡权,资产阶级共和国很快就化为泡影。而后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继续努力,但仍招不来理想中的“理性王国”。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人们不得不进行反思,资本主义到底是甘霖还是罪恶?它难道还是一个值得奋力追求的目标吗?于是,怀疑产生了,信心丧失了。“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他的黑暗,他的势力和消费量的不均,他的残酷,‘以人类为牺牲’以及其他种种,已经使生活在他底下的大多的人类,感到极端的痛苦,而想用各种的方法,做各种的运动群起而推翻之了!”①

  正是在失落后的迷惘之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中国人的眼前才豁然开朗,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了观察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工具。李大钊在洞察了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后,坚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标志着先进的中国人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

  总之,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它既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其划时代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支持这一历史性选择的价值取向是:资本主义已变成了历史的罪恶,社会主义则是完美的象征。但是严格地说,这种选择是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不是生产方式的选择。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复杂的国情要求价值观要进一步深化,即抛弃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不等于应当抛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立即就可以搞社会主义。这一点对于刚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中国人来说是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第二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诞生的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大体上没有超出马克思的分析和列宁对世界历史时代的估计。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劫难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1923年至1929年的短暂“繁荣景象”,饱经大战之苦的西方人以为,和平、安宁、繁荣的局面会从此降临人间。孰曾料到,一场更大规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于1929年始发于美国,很快就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德国和日本在其西方伙伴别有用心的“辅导”之下,为摆脱经济危机而骑上了“军工生产的野马”,走上了军事法西斯的道路。法西斯势力的泛起,最终把整个人类又卷人了更大规模的世界大战的灾难之中。可以说资本主义是用自己的充分表演一再强化着人们对“资本主义就是罪恶”的价值取向,毛泽东在1940年对这种价值取向作了明确的表述,他说:“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③

  在这30年里,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来说还不是现实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要探索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东方之路。而在探索过程中,困扰我们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

  1921年中共“一大”党纲确定的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有着功垂千秋的历史意义。然而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把奋斗目标等同于现行政策的认识。如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中认为:“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这样的认识显然与中国的国情不符。1922年,中共-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这种幼稚的认识进行了匡正。但是此后党内出现的多次“左”右倾错误,仍然还是在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搁浅。陈独秀的右倾似乎是对资本主义表现出了一种无奈的热中;三次“左”倾则好像是惟我才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其结果都是金石未开,却撞得头破血流。只有毛泽东成功地拓开了新民主主义这一通向社会主义的东方之路。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固然是美好的前景,但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眼下的目标是要先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因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在中国,“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同时,毛泽东还认为,由于世界历史时代的变化,中国已经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他认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④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反对那种“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的民粹主义思想⑤。因为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是工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如果不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去具备工业基础,完成由农业基础向工业基础的转变,那么社会主义永远也不会到来⑥。

  总之,在这个阶段里,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超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估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特征也被二战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事实所证明。因此坚持上述的认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阶段里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同时,在国内问题上,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把发展资本主义同走资本主义道路严格区分开来,从而能够把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气息奄奄的估计同在中国资本主义尚需存在和发展的认识辩证地统一起来,由此成功地探索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东方之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取得胜利的。

  第三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旧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为战后西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同时,西方国家依据凯恩斯主义采用政府干预的手段使资本主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也得以缓解;加之以原子能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又使西方国家如虎添翼。于是西方国家在度过了短暂的战后恢复期之后,很快就进入了长达20多年之久的快速增长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大体上从1950年到1973年)增长率高达5.5%,出现了所谓帝国主义僵而不死的现象。

  这种现象本来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但是,由于二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对抗的政治局面;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长期实行孤立封锁,我们不得不在政治上采取“一边倒”政策和封闭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上的对抗影响了我们观察资本主义的视角,即越来越多地从政治关系上,而不是从经济发展上去观察和认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致使西方经济发展中的这些重大变化长期未能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相反,在冷战对抗的环境中,舆论引导只是片面宣传和渲染资本主义的阴暗面,这就更加大了主观认识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人为地强化了“资本主义就是罪恶”的价值取向。

  在国内,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正处在从新民主主义向j吐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前述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物质条件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思想,理应成为过渡时期的指导思想。但是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毛泽东却改变了初衷,把“利用、限制”的政策改变为用改造的方法消灭资本主义的政策,并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的目标。尽管过渡时期总路线中也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但计划中15年的任务仅用了4年就宣告完成。当1957年我国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时连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们并没有牢固的工业化基础。此后,他虽然也试图用“大跃进”的方法发展生产力,但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他基本上是以马克思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则和苏联模式为依据,建立纯净无瑕的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追求生产关系的升级净化,“一大二公”,并坚信自己坚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视其他不同意见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使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无论是其思想内涵,还是其评价标准都越来越趋于政治化。当他以惊人的气魄,不惜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代价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捍卫其“纯净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殊不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借助科技革命的翅膀飞快地发展着生产力。事实无情地说明:认识上的误区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使我们同西方国家拉开多么难以缩短的距离!

  总之,冷战时代的国际背景和西方封锁的客观现实,加深了这一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敌对情绪,强化了对两种社会制度对抗性的理解,从而使我们难以客观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变化。同时,毛泽东在这一阶段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不自觉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显现出政治化、教条化的特点,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挫折。这就使得我们无论对社会主义还是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都离开现实越来越远,带有越来越严重的片面性。正是由于这种片面性的认识,才导致了1957年以后的10年曲折和1966年以后的10年动乱。

  第四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

  进入80年代以后,世界和中国都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冷战对抗局面的结束,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题。虽然世界仍不安宁,但爆发大规模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减小,因而两种社会制度的激烈对抗也被相持共处的格局所取代。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经过2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在70年代中期出现了滞涨顽症,西方国家为“黄金时代”的无情离去扼腕痛惜,一筹莫展。无奈之中,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开出了“货币主义”和“供给经济学”的处方,对西方经济的病躯进行了将近lO年的将养调理,于是9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进入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变的新时期。然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各国在通过改革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却马失前蹄,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惨痛局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这些沉重的课题都不能不引发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的重新思考。恰逢此时,在我国也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阔视野,消除偏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政治前提。

  面对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和变化了的时代特征,邓小平首先思考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⑦。从已经变化了的时代特征出发,邓小平认为,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改革开放,而:要改革开放就有一个怎样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他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⑧“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⑨进而,他又从发展阶段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⑩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总之,邓小平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进行了深入分析,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地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定位问题,抛弃了过去对社会主义政治化、教条化的理解,从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同时,他还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态势和矛盾作了正确分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发展局限性,指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继承性的一面,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只用政治标准看待资本主义的片面观点,形成了完整的资本主义观,为改革开放,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回顾近百年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历程,我们可以从中引出以下有益的历史启示:

  第一,必须正确处理拒绝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从上述历史进程中我们不难看出,资本主义一直是缠绕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久驱不散的幽灵。当我们正确地处理了同它的关系时,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反之,我们的事业就受挫折,足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而获得正确认识的关键是要正确处理拒绝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在发展方向上,中国不能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捷足先登者是从不给落伍者以均等的发展机会的,发达国家绝不允许中国循着它们的老路发展而与它们并驾齐驱,我们只有另辟社会主义的新径才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同抛弃。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过去是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优势而市场经济未能得到充分发展,今天也远没有实现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真正“够格”的社会主义。而从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或称市场经济)的转化是借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完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而不是发展道路)当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还有其用武之地,毛泽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慨叹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对立的一面,还要看到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和前后承继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其次,必须正确处理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上所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但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并不等于解决了所有的认识问题。回首我们走过的历程就会发现,我们经常是与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相伴而行,其根源就是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不够经典社会主义的格),它与经典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不具备在经典社会主义那里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所准备好了的物质经济基础。因此,要弥平现实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之间的沟壑,就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以具备转向“够格”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实社会主义(或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同西方资本主义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相对应的(即都是要完成由自然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的转化,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由于历史使命的相似,二者在运行机制上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通之处(我们当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运用市场经济的原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要学习、借鉴、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理论依据。一句话,这一切都是由中国现实的国情决定的。如果离开了现实的国情,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定位问题,用经典社会主义的原则(如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当作衡量现实社会主义的标准,就必然会犯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造成思想认识上的困惑。

  最后,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不断校正既往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自觉守望世界风云变幻,追踪时代发展大势。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认识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是要注意立足高远,放眼全程,不要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古语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立足高远就难以看清历史发展的方向。事实上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凡是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以百年乃至千年作为计算单位的。例如在中国,奴隶制取代原始公社制用了1900年;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用了约500年,就是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在英国、法国也都用了200多年的时间,且曲折、反复充斥其间。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才仅有80多年的历史,出现当前的低潮形势,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片断,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已彻底败北,资本主义将永远不替。二是在解决理想和信念的问题时,不是也不应当是从既有的结论出发,根据主观需要选择“有用”的事实去印证原有的结论,这种唯心主义的做法是与事无补的。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今天的发展都遇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未曾遇到过的问题,既有的结论有些已经不能说明现实问题而需要进一步发展了。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审慎、严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发现新规律,引出新结论,然后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再去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我们坚信,这样树立起来的理想信念才是坚不可摧的。

  (翟昌民  天津师范大学党校常务副校长  教授)

  注释:

  ①郑振铎:《现代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1号,1920年2月11日。

  ②《新青年》第5卷,第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⑤《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⑥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8~23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16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10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

<标题>=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

<类型>=g3

<作者>=徐学兰

<姓名>=

<内容>=

  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所经历的两个不同的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所必须经历的中介阶段。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由于自身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决定了由此过渡而来的只能是一种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继续与发展。

  一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论述过,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了。“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种革命的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①。“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②又说:“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第三种形式的过渡性的国家形态,“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④

  二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比较集中地论述过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

  关于革命在全国范围胜利后的任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说,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七届二中全会的基本思想是在全国革命胜利后,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以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

  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中说:“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只有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⑤

  1949年10月,为修改东北局《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的提纲,毛泽东致信刘少奇,信中提到:“在第29页,‘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实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⑥

  1949年12月,周恩来在《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的讲话中说:“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需要私人资本的帮助和合作。除了国营企业外,还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在《共同纲领》中写上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公私兼顾’的方针。私人资本的问题,在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是必须解决的。”⑦“我们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但是要引导它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⑧

  至于何时转入社会主义,毛泽东说,也许要15年。1949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的讲话中预言。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虽然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方向,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并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主要是“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会议期间,曾有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说,大概二三十年吧⑨。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在酝酿并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时,在观念上有了一个发展,即由原来十年十五年之后一举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转变为从现在起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年十五年完成。

  三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按照总路线宣传提纲的解释,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毛泽东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总路线中提到的“相当长的时期”在宣传提纲中讲的是三个五年计划,加上经济恢复的三年,共十八年。而实际上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当然这本身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也带来了问题。旧中国的经济文化都是十分落后的,而脱胎于这个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由此而过渡来的社会主义,自然是一种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要达到发达的程度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跳过了资本主义阶段,但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本来应该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得到发展的生产力,受到了严重束缚,使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长期处于不够格的贫困状态。新民主主义社会没有能为社会主义准备好物质基础,这个任务只能由社会主义来完成。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的根由所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要用整整一个初级阶段来补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存在和发展,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课,要补普及国民义务教育这类的基础文化发展之课。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在补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课。

  四

  我国过渡时期结束后,进入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过渡时期总路线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从社会主义模式来看,过渡时期总路线过于强调“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经济基础”。而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虽然总路线把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当作主体内容规定下来,但由于不适当地追求公有化的惟一性,把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作为高于一切的中心任务。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客观物质条件,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由此而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已占主体地位。在这个阶段应该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补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贸经济。这是初级阶段的长期战略任务。这与过渡时期在短暂的时期内允许这类经济存在,而以改造和消灭它们为目标,有很大的不同。过渡时期追求统一的计划经济,而初级阶段则要逐步建立起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其次,从主要矛盾来看,过去对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提法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既没有反映出要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也没有把经济建设已经开始成为中心任务反映出来。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应该同过渡时期总任务(一化三改)的双重性相适应。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阶级斗争由于国际国内的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别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的本质所在。

  从理论的角度探讨,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是总路线的继续和发展,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初级阶段理论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单凭主观愿望不行,照搬书本、照搬外国经验不行,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谈到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这就是说,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我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创造,但过渡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按照当时的认识,就是斯大林在30年代领导苏联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终于从这个长期公认的惟一模式中走了出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重大突破。

  第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过去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僵化,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都企图跳过商品经济独立发展的阶段,在落后的半自然经济基础上搞指令性计划。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允许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自然也就允许自由贸易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商品经济的思想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更没有把发展商品经济看成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重大补充和发展。

  第三,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合格的社会主义。十三大报告说,我国经济现状的突出景象是:十亿多人口,七亿多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十五大报告再一次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所以,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

  (徐学兰  天津美术学院社科部主任教授)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页、66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7、43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⑦《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⑧《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8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11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奋斗的主题

<标题>=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奋斗的主题

<类型>=g3

<作者>=奚先来

<姓名>=

<内容>=

  现代化,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探索并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千回百折、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斗争,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担当起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回顾党的八十年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党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党和人民为实现现代化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走了不少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今天,以现代化为坐标考察党的八十年历史,对于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现代化这一概念是用来概括人类近期发展过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的动态的一个术语。由于这种转变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复杂的历史过程,所以,人们很难为其定义。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概括了现今学术界使用较多的四种说法:一日,现代化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二日,现代化就是工业化,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三日,现代化是指自然科学革命以来由于人类知识史无前例地增长而使人类得以控制其环境,各种传统制度适应于因知识增长而发生的各种功能性变化和调整过程;四日,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①。实际上关于现代化的说法,远不止这四种。综观近世各国现代化进程实态,可以认为,现代化是指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为核心,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及人自身在内的全面发展的系统工程。本文就是从这一层面来考察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一个任人宰割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着独立自主和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迈进的历史过程。

  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后来者,始于鸦片战争。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初始进程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和亡国灭种的不平等条约,因而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动的现代化。从此,中国失去了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历史条件——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强固英明的现代化领导力量,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这种特殊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必须首先完成反对西方列强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统治的两项基本任务。中国现代化的主题由是演化为民主革命的使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哪个阶级、哪个政治集团或政党能够满足中国社会这个内在要求,它就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最基本的条件,成为中国由被动现代化转变为主动现代化的领导力量。

  为了完成近代中国的这两项基本任务,实现民富国强的现代化梦想,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艰辛曲折的探索和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包括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等人倡导的变法维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这些探索和斗争虽然在某些方面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并未找到实现中国振兴和现代化的现实道路。历史的重任无疑要落到新的政治力量的身上。

  二

  1921年,为适应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新型的无产阶级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这预示着中国实现主动现代化所必需的条件将迅速走向完备。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迅速提出和初步完善了自己的救国兴国方案。在党的“二大”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提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奋斗目标的同时,确定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革命纲领,即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在中国实行大规模的实业建设、开展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创造基本条件。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随后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得以多方面展开,并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步成熟。理论上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最终成熟的重要标志。这说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成为中国革命不可替代的领导核心。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尤其具有意义的是,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就多次对革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建设问题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和方案。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②。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重申革命胜利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目标后,又着重论述了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他说:“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就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因而,“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③

  建国前夕,毛泽东又多次阐述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构想。1947年12月,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④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以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⑤同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又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⑥

  1949年10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领导全国人民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具有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扫清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从此,中国人民能够以豪迈的气概自主地选择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两项基本条件由是具备。

  三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社会开始了由激烈的社会变革转向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及时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把现代化建设作为党在新时期的工作重点,并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党在这一时期的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56年),是国民经济恢复与现代化建设模式的确立阶段。

  早在建国前夕,党中央和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把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要求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党在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党的组织工作、政权建设、工会工作、文化工作、民众团体工作、肃反工作和新闻工作等等,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并为这个中心服务的。为了更快地恢复国民经济,党中央根据当时我国落后的工农业生产状况,确定了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并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允许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发展的方针,确立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开始实施十年经济建设计划,大大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创造了奇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稳定了物价、金融和财政,恢复了经济。

  1953年,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工业化作为总路线的主体。1954年,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化和机械化,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和总目标。随即,在我国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与此同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党的八大路线的提出,标志着党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初步确立了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模式。

  1957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其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形成。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中迈出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1957年~1966年上半年),是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两种思路并存、斗争且后者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

  1956年,党适时召开了八大,明确提出了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实践上已有了良好的开端。但是,1957年以后,我们在战略指导上发生了严重的失误,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和趋势。即使在这一情况下,党还是没有完全脱离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而是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去的。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前一阶段的工作进行调整,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要求,以及为实现这一要求分两步走的部署。1964年底到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四化进军的伟大号召。

  但是,由于党对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对于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缺乏深刻认识,对于在中国具体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与战略选择也知之甚少,加之长期革命斗争时期形成的阶级斗争思维定势,在经济上的主观冒进,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以及对当时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等,不但使党内的“左”的思想得不到根除,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最终导致冲淡现代化建设的主题。

  第三_阶段(1966年下半年~1976年10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党领导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发动“文化大革命”,彻底偏离现代化建设方向的阶段。

  这十年,是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十年,现代化建设已不可能成为党的工作重点。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但在整个社会生活处于严重混乱的状态下,党不可能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但实践很快证明,在“左”的指导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1976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均大大低于计划要求,经济严重衰退,财源枯竭,国库空虚,国民经济结构和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建国后至“文革”结束的近三十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艰难曲折的探索,包括成功的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都为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把握世界的进程和时代特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积极倡导改革开放,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完整地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开辟了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道路。

  第一,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性转变。“文革”结束后,重新复出的邓小平指明了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他说:“我们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好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我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⑦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我们党果断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重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第二,确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在新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指导思想一一邓小平理论,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境界。在选择中国现代化模式时,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⑧针对社会上一度出现的否定社会主义、鼓吹“西化”即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思潮,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⑨此后,他又反复强调,“中国要搞现代化,决不能搞自由化,决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⑩党的十三大明确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最终得以确立。

  第三,确定“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凭借对中国国情和世界局势的深刻把握,不仅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且以基本实现现代化为目标,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1979年他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此后,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80年代初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确定,解决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为中华民族真正走向现代化绘制了宏伟蓝图。

  第四,提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措施和保证。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为了这一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邓小平不但作了周密的战略思考,而且提出了系统的保证措施:一是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为制定切合实际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提供科学的依据;二是为现代化各项建设事业提供了判断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三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内在动力源泉;四是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努力提高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效率;五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勾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六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指引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拨乱反正到全面改革,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在沿海兴办经济特区到全国范围形成对外开放格局,两个文明一起抓,我国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一个现代化事业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已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五

  为了早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形势,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继续前进。

  (一)提出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构想。早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提出,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特别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思路。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根据以上建议通过的“九五”计划和远景目标纲要,在确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时强调,“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进一步阐述社会全面发展的主题时指出:“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全面进步。”与此同时,十五大立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层面上,全面系统地勾画了体现中国现代化事业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宏伟蓝图。

  (二)正确处理各种重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江泽民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11)概括起来说就是:第一,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第二,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第三,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四,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第五,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第六,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的关系;第七,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第八,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第九,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第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十一,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第十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其中,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居于首位、总揽全局的。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就是要做到三者间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从而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江泽民指出,正确处理这十二大关系,目的就是要把握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统一全党认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确立并实施科学的发展战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立足于国情,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我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性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是全新的发展观,是针对传统发展观所产生的种种弊端而作出的一种新的选择。它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党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主要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并正式载入党的文件。十五大报告更加明确提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此后,江泽民又多次强调指出:“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重大战略方针”,“必须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结合起来全盘考虑,统筹安排,努力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资源,切实保护好环境,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1995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江泽民率先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要求高度重视发展我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同年,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方针,要求加速科技进步,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并且详尽地论述了科教兴国战略方案,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此后,他又多次指示,要从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定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和教育振兴计划,努力发展我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使我国能够迎头赶上世界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

  (四)构建“法治”和“德治”互为补充的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套科学完整的治国方略,这样,才能够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才能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才能够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治国思想,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互为补充的治国方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首次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详尽阐释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深入,江泽民又精辟概括并明确提出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思想,要求在全党和全体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在今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12)“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互为补充,构建了我们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完整的治国方略。

  六

  回顾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不懈奋斗的八十年历史,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必须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顺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确立的全面发展战略,都是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因此,一定要始终贯彻这一思想路线,不断开辟中国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

  2.必须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保持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是党和亿万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伟大实践。因此,只有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把现代化建设作为我们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才能形成凝聚民心、激励斗志的共同理想,使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才能使我们在纷繁复杂的问题与矛盾中,始终明确前进的方向,不致发生大的失误而造成新的民族悲剧,才能排除各种“左”或右的错误干扰,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握住社会进步的历史方位。当前,坚持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全面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3.必须以实现我国的现代化为目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党始终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党正领导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为了适应这个需要,党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当前最迫切的是,要自觉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切实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决策水平,同时要克服各种腐败现象,恢复和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重新树立党的光辉形象,使我们党真正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只要我们党认真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一定能够实现。

  (奚先来  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

  注释:

  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9~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6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108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143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2~16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见《人民日报》1995年9月29日。

  (12)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2001年1月11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12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与现代化实践之比较研究

<标题>=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与现代化实践之比较研究

<类型>=g3

<作者>=杨丽英,赵梅兰

<姓名>=

<内容>=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巨大演变,标志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悲壮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考与奋斗,光荣与梦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是以推动中国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在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进程中,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对现代化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但由于时代与环境的不同,其所指导的现代化实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欲对此作些探讨。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与现代化实践

  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现代化的认识是在民族危亡背景下展开的。鸦片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不少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以使中国摆脱屈辱和苦难的困境。但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步履艰难,进展缓慢。十月革命的炮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①。“走俄国人的路”,实际上就是中国先进分子重觅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时代结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担负起为中国现代化奠基的历史史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究其原因,没有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就不可能发展工业,“独立、自由、民主、富强之间是互相关联,不可缺一的”②。为此,中国共产党把获得民族自决权视为中国得以发展现代化的前提基础;又通过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深刻考察,指出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③由此领导了一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从而使现代化在中国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开始作为政府政策和国家发展目标系统提出并得以实施。但由于当时的冷战环境与急于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制定现代化目标时采用了“赶超战略”。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我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工业”的宏伟设想。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根据毛泽东中国要用50~100年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要在本世纪内“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赶超战略”反映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启动的极低历史起点认识的不足,从而使第一代领导集体指导下的现代化实践呈现出正确与错误相交织的复杂特征。正确的方面体现在:(1)用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即统一全国各民族的中央政府统一规划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过程,统一组织、调动全国的力量,以相对集中的形式,推进现代化的进程。(2)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推动作用。毛泽东认为,近代中国备受列强欺辱,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二是经济技术的落后。社会制度的腐败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堵塞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而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解放了生产力,因而可以极大地推进中国现代化工业发展。(3)基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的现状,提出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同时并举,并把科学技术革命作为现代化的基础。(4)在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着眼于将“人民主权”转化为实际生活,造就一个民主、集中,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5)通过文化、哲学的普及,从根本上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针对苏联的文化专制主义,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造就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错误的方面表现在:过分强调政治因素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忽略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不断用群众动员的政治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在当时冷战环境及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封锁的情况下,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忽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虽然强调“以农业为基础”,但并未找到一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农业生产关系,也未能提出一个现实的农村发展战略,我国落后的农业国现状没有根本变化。由此可见,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现代化的实践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现代化道路。

  二、第二代领导集体与现代化实践

  1.对现代化目标的重新认识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现代化的认识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展开的。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在经历了五六十年代两大阵营的对峙,70年代三个世界的鼎立,80年代发展成为东西南北关系的交错,时代主题逐渐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和较量的重点已从过去的军事抗衡转到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竞争。这就是说,谁拥有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快速的经济增长、更强大的综合国力,谁在竞争中就处于有利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在重新认识国情的基础上,对现代化目标作了新的调整,指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和每一步要达到的目标:“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加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增加一倍,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④这个目标显然比前一时期有所降低,反映了我党对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现状的深刻认识。同时,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一步认识到,建国以后,国家经济实力虽然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但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依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须的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因此,党的十三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具体目标。生产的商品化,实际上就是要发展商品经济,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立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生产的社会化是指由分散的小规模的个体生产转变为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生产,改变我国原有的条块分割,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的状况。由此可见,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现代化的认识更为务实,战略部署也更加符合实际。

  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拓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进一步深入,呈现出以下特征:

  (1)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

  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善于“照辩证法办事”的邓小平,首先意识到当代中国的改革应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经济体制,实现经济民主。在他倡导下,中国首先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找到了一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农业生产关系,我国的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在全国开展起来。实践呼唤着认识的提高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变。经过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从根本上否定了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

  (2)推进政治民主并将其制度化、法律化是此时期社会义现代化实践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使政治生活民主化,并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由此推动社会由传统伦理型向现代法理型转变。

  (3)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生产力的运动过程中,各个要素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同时,某一要素的重大变革必然迅速波及、影响到其他因素,从而形成一种新质生产力,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或突破口。不同的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生长点。近代生产力的变革以劳动资料为起点,而在现在,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的方式、节奏和发展方向。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在科技革命的激荡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邓小平.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亲自批准实施国家“863”科技规划的重大决策,使十几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快速发展。

  (4)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坚持改革开放的统一。

  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⑦,各民族和国家全面地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世界逐步走向“一体化”。开放的世界形成后,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会产生一种“相加效应”,使落后的民族和国家能够以人类的新成果为起点,避免重复劳动的浪费,去创造更新的东西,从而以跳跃式的发展步人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基于此,邓小平提出要在开放中实现现代化,要把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经过十几年来的实践,我国已形成了“经济特区一沿海开放城市一沿海经济开放区一内地”的开放格局,并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开放。但邓小平又多次强调,开放必须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统一起来。当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策略,造成我国思想界的混乱时,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八九”政治风波后,社会上出现“改革开放要收一收”的论调时,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再一次把我国引上了正确的方向。可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坚持改革开放的统一,是使中国现代化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与现代化实践

  1.“社会全面发展”战略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现代化认识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展开的。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的,如何解决现代化发展与人口增长、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诸方面的矛盾,就成为跨世纪中国亟待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走有的西方国家那种牺牲资源、环境来取得发展,而后不得不回过头来加以治理的老路。为此,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放在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提出,既要考虑当前发展,又要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提出主要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时指出:“必须把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确定为现代化的时代主题。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党对国际上近年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视,也表明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现代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实践和世界形势的发展,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把“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发展为“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信息化”。“生产”变成“经济”,强调既包括生产过程,又包括所有制结构,以及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是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商品化”变成“市场化”,强调要发展市场经济。邓小平南巡讲话,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随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因此,要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信息化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2.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集中体现了“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战略的新思路。主要体现在:

  (1)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中国共产党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全面分析了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实行了关键环节上的重点突破。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突出强调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发展,由此带动了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崛起;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首先抓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集约型生产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并把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强调“依法治国”;在文化建设中强调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思想道德建设;在党的建设方面,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作为新时期党建的突破口,进而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作为新时期的伟大工程,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所有这些,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成一个完备的良性系统,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2)协调发展,西部开发

  90年代以后,东西部差距日益扩大,成为我国广泛关注的问题,也成为制约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从“九五”时期『开始,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作了重大调整,明确提出协调发展战略,即在继续保持东部地区发展活力和速度的基础上,增强中西部地区的活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在共同发展中逐步缩小差距。几年来,我国实行协调发展战略所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以开放促开发,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二是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今后经济发展战略西移准备条件。三是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同时实施扶贫攻坚计划。四是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中西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即将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候,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适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切实推进各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3)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统一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的发展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紧密结合起来,提出“可持续发展应以人为本”⑧的思想。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把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加以论述。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动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又把全面推动素质教育作为新时期培养“四有新人”的重要手段。要使受教育者达到坚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可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使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切实可行。进一步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四、结语

  通过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与现代化实践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与现代化实践经历了探索、开拓、发展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由于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与现代化实践又具有共同的基础。

  首先,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与现代化实践都与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密切相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正确分析国情的基础上,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并开始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由于对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极低的历史起点认识不足,在制定现代化目标时采用了赶超战略,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遭受到严重挫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通过对国情的重新认识,对现代化目标进行了符合实际的规划,成功地开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很大进展的情况下,适时提出当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的社会全面发展战略,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得到全面发展。由此可见,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与现代化实践的每一次提高与深入,都与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国情密切相关。

  其次,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与现代化实践都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近代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出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的惟一选择,这是几代中国人用鲜血证明的。一旦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就会丧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的一切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基本权利,就会丧失发展难得的历史机遇,就会葬送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正是坚持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不动摇,才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持续、健康地发展。

  再次,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与现代化实践都与时代潮流、世界发展趋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中国发展与世界联系起来,成功地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进~步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的联系与合作,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占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又一重大贡献。

  (杨丽英  天津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副教授  赵梅兰  天津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副教授)

  注释: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一版,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10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第848~8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④《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6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⑧《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白皮书,1994年。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13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邓小平的观念创新和实践创新

<标题>=邓小平的观念创新和实践创新

<类型>=g3

<作者>=张春红

<姓名>=邓小平

<内容>=

  中国历史转折关头的1978年,邓小平指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①改革开放20年的巨变,使我们在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没有邓小平倡导和厉行创新,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成就新局面,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在新的千年到来之际,学习邓小平的创新精神,汲取其创新智慧,对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理论的确立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始终伴随观念的创新

  创新是针对禁锢而言。形成禁锢大致有两种状况;一是自我满足,中国有两千多年小生产方式形成的自我满足思想渊源根深蒂固。二是自己为自己设置的,“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局面一旦形成,一个国家、一个事业、一种学说的生机就会停止;小而言之,一个人就会安于现状,永远只能重复那些陈旧的故事。因此,观念的解放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国家、一个事业、一种学说乃至一个人的自我解放。

  中国现代化的艰巨首先体现在观念层面的变革,因为物质层面的变革需要思想文化层面创新,以开拓道路,提供支持。特别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使得现代化的心理方面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变革与创新也极为艰难。

  1.中国要发展现代化必须向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学习,但是这一学习之途非常复杂与坎坷,从某种角度上说,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中国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先期走上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下被迫兴起的。西方列强的掠夺和扩张既威胁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也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的大部分时间,我国是在西方国家的制裁下发展起来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②。今后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也不会改变。如何向“西方先生”学习和借鉴?纵观中国一个半世纪的探索历程,它总是和世界格局演化息息相关,亦和我们对“西方先生”全面认识紧密相连。

  2.思想观念转变的艰难还有我国自身的现实和历史原因。邓小平同志对此认识极为深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他分析了造成思想僵化,人们不肯动脑筋,不思考问题的四个原因:①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②由于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产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形成的管、卡、压。③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于得好的反而受打击。④小生产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影响。邓小平尖锐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3.观念更新的艰难还体现在跟随观念形成的利益调整。“两个凡是”造成了两年徘徊,追溯“左”的观念的纠正已经用了20年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回想20年前,中国面I临的问题千头万绪,不仅需要从“文革”造成的深重灾难中摆脱出来,而且还要面对世界形势的发展,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邓小平首先抓住关键环节,倡导并厉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干系的重大,可以有1978年为证,也可以有1992年为证。人们曾用“一石激起千重浪”和“东方风来满眼春”形容这两个重大关头观念创新给人们思想解放带来的惊喜。邓小平“不丢老祖宗”,但又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使人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其重大的观念创新和理论超越主要表现在:

  1.社会主义来自实践还是来自“教条”。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来自千百万群众生机勃勃的实践和创造,并受实践的检验。当“凡是”论盛行时,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并针对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引导人们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他指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③经过不断探究,1992年初他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科学的揭示,一下子廓清了过去那些妨碍生产力发展,也妨碍我们思想发展的条条框框,使社会主义的发展获得生机和活力。

  2.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民生活应放在什么位置,这是前苏联没有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50年代我国照搬苏联模式,结果吃了很大的亏。邓小平总结教训深刻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审视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实践,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目的的认识豁然开朗。

  3.怎样对待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发展成果和管理经验。如何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这是邓小平花大力气研究和说明的一个问题,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对世界格局和生产力发展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在这方面邓小平作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论述,其主要观点有;①邓小平在对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经济落后的教训进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他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并特别强调改革开放是“有决定意义的一招”,“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实践证明,正是改革使中国自身充满活力,开放架起中国和世界的桥梁。②在过去长时期内,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往往多是看到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与借鉴的一面。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以博大胸怀,提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这样才能加快自己的发展,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③针对笼统地提所谓“姓资姓社”问题,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以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四大发明为资本主义各国充分利用的生动事例,深刻说明对外开放的紧迫性.他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④邓小平提出,我们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④。⑤在争取外援和自力更生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因为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是不容易的事情,他们有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我们对外开放,争取外援,最终要达到增强自力更生能力和综合国力的目的。⑥从1979年到1992年,邓小平先后十多次论述了计划与市场问题,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而且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使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如今这些与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观念已经或正在化为我们民族的理念,指导着人们创造性地开展现代化建设。这些观念的提出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空间,成为我党我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中国现代化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源自邓小平实践不断创新

  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列宁的本本上找不出来。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最重要体现在:

  1.中国现代化起点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是脱胎于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时间不长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西方的侵略掠夺和封建统治既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又使中国痛失世界生产力发展四次高潮的机遇⑤。因此,邓小平指出,人口多,底子薄是中国搞现代化建设“至少必须看到的特点”。

  2.50一70年代中国照搬苏联模式,一味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试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十年内乱给中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耽误了几十年”。

  3.当我们有条件实现现代化的时候,现代化的内涵已从工业化发展到信息化,中国现代化的艰巨不言自明。

  邓小平的实践创新,正是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不仅领导我们党和国家从“文革”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而且成功地开创了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为我国重新走在时代潮流前面规划了崭新的切合实际的宏伟蓝图,其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①放眼世界,立足国情,创造现代化的内化条件。邓小平以宽广的视野观察世界,把中国发展的思考、设计置于时代主流和人类文明进步大趋势的整体实践中。改革开放前夕,他连续出访日本、新加坡等国,了解现代化的最新动态,摸准现代化的时代脉搏,他在日本乘新干线,深有感触,并下决心中国现代化“要坐这样的车”。他既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又立足中国大地,准确判断我国所处历史方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带上了康庄大道。

  ②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不断把群众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和政策,使实践与理论相得益彰,推动全局的发展。改革开放是伟大的试验,它给了中国人民创造的新天地,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又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改革开放的2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可清晰地看到其运行轨迹:邓小平以极大热情与精力倾注于这一伟大实践,他的理念思维所触及的,都是实践需要给予理论说明的;经过实践、试验、修正完善、总结上升的理论和政策,又回到实践中指导全局实践。回顾1978年的“包产到户”,触动了“一大二公”的禁区,邓小平鼓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经过几年实践完善,形成了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统分结合的农业经济新体制,使农业生产力超常发展,不仅解决了温饱,而且促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取得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巨大收获。1979年广东一线的领导同志要求中央应允许广东先走一步时,邓小平大胆首创了“经济特区”这一社会主义的新事物,他说:“办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先摘,杀出一条血路来。”从1980年开始兴办特区,几年时间边陲小镇神奇发展。在人们看到希望的同时,也出现了某些指责,认为这是“新的洋务运动”。邓小平1984年亲赴特区考察,肯定特区经验,并推动沿海14个港口城市开放,进而带动全国的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1986年3月,科学家呼吁追踪世界高科技发展,邓小平立即批示;“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由此形成的我国的“863”计划推动我国在若干高科技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形成。1986年9月当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新中国的第一份股票阻力重重的时候,邓小平亲自推行,以股票作为小礼物送给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范尔霖先生。邓小平的观点是:“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今天证券、股份制、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已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开辟这条新道路却是一个艰难的实践过程。仅举几例,邓小平理论与实践创新息息相关,交相映辉,略见一斑。

  ③从易处开始,全面推进,系统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始终把这场伟大实践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整体设计,协调发展。如,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实践中,邓小平一贯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全面进步;注重发展生产力又下力气调整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改革开放和争取国际持久和平并举;坚持对外开放同时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培养“四有”公民和强调关键在党、关键在干部;“一国两制”;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一事无成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出邓小平实践创新的系统思想和科学精神。

  ④循序渐进、整体配套。改革从农村起步而后向城市推进,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在沿海兴办经济特区到形成全国范围对外开放格局。先改革什么,后改革什么,改革到什么程度,都取决于它在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一方面的改革需要其他改革配套时,及时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当一个层次的改革需要整体的改革协调时,周密安排全面的整体改革。我国的改革开放这样广泛而深刻,却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失误系缘于此。

  三、邓小平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特殊的主观条件

  1.邓小平是在西方的法国和“半东方”的俄国奠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这一经历使他对矗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有亲身的体会。

  2.邓小平93年的人生生涯有70年的革命历程,他处在两代领导核心中国运系心,重责在身,其活动领域涉及党政军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有丰富的政治阅历,是一个善于把握全局的领导者。

  3.有经大事,临大难的生活。“三落三起”的独特经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深刻的理解。邓小平每次陷入逆境,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失误,而是由于他坚持正确意见而遭到错误的处理。因为是由于坚持真理而“落”,所以当真理被人们普遍认识之后,邓小平就奇迹般地“起”。这种大落大起的经历造就了邓小平坚强的性格和意志,形成了他透过历史看未来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塑造了他在复杂的社会运动中引导社会前进的特殊能力。

  4.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具有高度辩证思维特点,毛泽东曾多次赞扬他善于“照辩证法办事”。他总是面对不断发展的客观世界,究其无穷的规律,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5.超越自我。邓小平说他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牵挂人民的事业,一切为了人民是他创新的根本动力。

  蕴育于邓小平理论和他开创的伟大事业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品格是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它是启迪国民创新意识和构筑我国创新体系的不竭源泉,它将引导和鼓舞我们不断增强民族创新能力,努力创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辉煌。

  (张春红  天津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副教授)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4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35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11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129页。

  ⑤宋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科学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8~39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14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邓小平理论对共性个性原理的运用和发展

<标题>=邓小平理论对共性个性原理的运用和发展

<类型>=g3

<作者>=吴克峰

<姓名>=邓小平

<内容>=

  共性与个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和原理,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极为重视对它的研究和应用。邓小平理论成功地运用和发展了这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新阶段。认真地对它进行研究,会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和把握,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实践。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对共性与个性关系问题的研究。早在中学作文中,马克思就曾提出过个人和人类利益的问题,即共性和个性的问题。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出版了《神圣家族》,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一般和特殊即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他们以“果实”为例,批判了以布·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不懂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指出,“果实”这个一般观念是从具体的苹果、梨、草莓等抽象出来的,而思辨唯心主义者青年黑格尔派,却把“果实”看作一个能动的实体,断言具体的苹果、梨、草莓等,是它的存在形式或样态,是它的创造物。这样,他们不是把一般看成是对具体东西的抽象,而是当成在特殊之外存在的本质,把一般与特殊割裂和对立起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一般不在特殊之外,“果实”不存在于苹果、梨、草莓等之外,一般就存在于特殊之中,没有特殊就没有一般。更不是一般创造特殊,一般只是对特殊的抽象与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用一般与特殊关系的原理观察、研究社会问题,第一次提出了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深刻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断言历史发展的基础和最终决定力量不是精神和思维,而是直接的物质生产方式,从而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

  列宁通过对这一关系的研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性与个性的理论,他的巨大理论贡献是把对立统一引入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之中,对两者的关系最先作出了最全面而完整的论述。他指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都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①在他看来,一般不能离开个别,个别也不能离开一般而存在,抛弃一方也就是抛弃了另一方,两者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但是他同马克思一样,更强调个别,指出个别是基础,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只有深入地全面地认识个别,才能更深刻地把握一般。

  列宁把这个原理用于对资本主义具体情况的分析,提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绝对规律的观点。依此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资本主义统治薄弱的国家取得胜利的著名论断。他对俄国国内外矛盾进行了具体分析,断言俄国具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性,但更有俄国自身的特殊性,从而指出俄国一国首先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是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思想也因此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一般和个别的理论,他的巨大贡献是把一般和个别关系同矛盾理论结合在一起,并概括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从而把一般和个别的思想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②共性与个性是矛盾自身具有的两个属性,它们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共性作为矛盾的普遍性,它的存在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个性作为矛盾的特殊性,它的存在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毛泽东指出:“每一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③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不仅相互区别、相互联结,而且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共性表现了事物的一般,个性表现了事物的特殊。共性不能脱离开个性,脱离开个性的共性是不存在的,反之亦然。共性和个性彼此互为对方,任何一方又都是对方的对方。我们在研究任何事物时,要努力发现二者的关系,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具体和丰富。

  共性和个性作为事物或过程而言,它们不仅是相互联结的、统一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转化的。我们说共性、普遍性是绝对的,并非是绝对的绝对;个性,特殊性是相对的,也并非是绝对的相对。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不是僵死不变的,在事物的发展中,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是可以变动的,相互转化的。毛泽东说:“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④否认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场合下的转化,不懂得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思想就会僵化,陷入形而上学。

  在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上,毛泽东更加突出强调认识和把握个性、特殊性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共性必须存在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来展现自己。个性生动具体、丰富多彩,它包含了共性,但共性不可能包含个性的一切方面、规定和关系。从这个意义来说,失去了个性的共性只能是空虚的一个非科学的抽象。毛泽东说:“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⑤强调认识和把握个性、特殊性,就是强调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理。只有掌握了这个原理,才算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灵魂。

  毛泽东把这一原理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他一方面把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作为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更冷静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揭示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他指出,中国不同于俄国,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生产力极为落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他们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是革命的主力军,因此,中国革命不可能像俄国那样,首先在城市举行起义,占领城市,走从城市到农村的革命道路,中国只能走从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他又指出,中国的革命也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通过和平改造资产阶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证明,毛泽东的理论是正确的,因而他的思想成为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一贯要求我们研究和认识中国的实际,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不要生搬硬套苏联的模式。事实证明,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都是这一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反之,就会犯“左”或右的错误。他深刻地指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⑥这是毛泽东为我们留下的一笔极其宝贵的理论财富。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共性和个性的理论,把它概括为普遍真理和本国实际的关系问题,从而深化了共性个性的理论。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方都不行。”⑦这是因为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抽象的,如果离开真理运用的具体条件和范围,真理就会片面化、抽象化,真理也就不再是真理了。但是,这个结合很不容易,结合得好更不容易。“左”倾错误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中国实际的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这种“懒汉”的做法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邓小平指出,在全面理解和把握普遍真理的情况下,应着力分析和研究:具体情况,分析本国实际,才是正确实现普遍真理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关键。早在党的八大提出工作重心从革命斗争转变为经济建设以后,邓小平就曾一再强调,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是“面对国家的现实,不要脱离国家的现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反复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要认识中国的实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是因为他占据了这个理论阵地,科学地运用共性与个性的原理,解剖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指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成为新时期全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

  二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局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摆在全党面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他运用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完成了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失误,走入歧途,发动文化大革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说,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㈣他依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依据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正确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⑨在他看来,这是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和共性,只要是社会主义就必须具备这些本质特征,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首先,他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的首位。他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⑩任何反对或限制生产力发展的做法,都绝不是社会主义。但只讲发展生产力还不够,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他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11)他强调,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就是空的,不解放生产力,生产力就不能发展。其次,共同致富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所独有的,无论哪个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都要发展生产力,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使人民摆脱贫困,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致富,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12)“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3)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不仅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一切剥削制度区别开来,而且把社会主义奠定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物质基础之上,反复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否则社会主义就不能巩固和发展。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阐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的水平上”。又说:“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14)实践证明,按照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去做,使我国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邓小平指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15)“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16)在他看来,必须依据本国的实际,决定: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必须下大力气研究本国国情,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基本上做得是对的,但是有曲折和失误,不断被“左”的思想所干扰,最后发展到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对国情作出准确的判断,甚至超越现实条件做一些不应做的事。他说:“不要超越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吃‘左’的亏”,(17)其结果使生产力下降了。

  在对中国国情问题的研究上,邓小平十分重视共性和个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理论的应用,其中特别重视对个性、特殊性的研究。在他看来,共性不可能包括个性的一切方面,马列主义不可能详尽无遗地把各国情况都包括进去。只有准确地把握事物的个性,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关于中国的国情,邓小平作了两点最重要的分析。“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8)首先,旧中国由于三大敌人的统治和破坏,生产力极度落后。解放前,现代工业只占工业生产的百分之十。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商品经济不发达。其次,我国国土面积大,但可耕地少,按人口平均计算,只占世界人口平均耕地的四分之一,加之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都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再次,中国人口多,大部分居住在农村,文盲半文盲占很大比例,这都给就业、经济发展带来种种困难和不利因素。邓小平正是在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深入的分析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的个性特点,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并非泛指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所必须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离出来的,其生产力和商品经济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所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概念作了明确的说明。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具有社会主义的共性和本质特征;但从发展程度看,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低,人民还比较贫困,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健全不成熟,这是我国的具体国情,是个性特征。正如江泽民指出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19)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任何想超越它的想法,都会导致“左”的错误。江泽民说:“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20)任何想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就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都会遭到现实的和历史的惩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论断,是对我国社会政治与经济具体状况的科学概括,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新概念。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而且突出了我国国情的个性特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认真地对它进行研究,对我们的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因此,进一步把握其基本内容是十分必要的。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必要的。”(21)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是他运用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对国内外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作了科学的分析,对计划和市场作了深入研究的结果。首先,他把计划和市场同社会制度分离开来,把市场经济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中解放出来,市场经济并没有社会制度的特别属性,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共有特点,驳斥了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所独有、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所独有的错误观点。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2)其次,他把市场和计划都看作是发展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他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让人民共同富裕;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23)因此,我们必须把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改变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他说:“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24)

  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要遵循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原则,主要表现在具体运行规则上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相通的和相似的。如承认个人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建立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有完备的经济法规,遵守国际经济交往中通行的规则和惯例等等。但是,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国的市场经济除了具备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外,还有自己的个性特点。首先,从所有制结构上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允许私人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5)公有制为主体,保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极大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江泽民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公有资产占有优势,不仅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优势。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对关系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和部门,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同时,江泽民又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问题,他说:“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这就是说,“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26)如中外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等等。这是对公有制概念的重大突破,又是一次思想解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其次,在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共存的制度。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不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防止收入差距的拉大,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的另一原则是我们的政策不会导致两极分化。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由于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富者日富,贫者日贫。江泽民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2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是由所有制结构决定的,同时又考虑到有利于发展生产,调动人的积极性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因素。再次,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强大的政治优势,国家依靠政策和法规,能对市场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通过法规,计划指导,行政管理等手段,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通过政府职能协调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沿海支援内地,先进地区支援落后地区,逐步缩小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达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不能做到的。

  可以看出,我国的市场经济既具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又有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个性特点。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是通过具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个性表现出来的,而我国市场经济的个性也不能脱离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同市场经济的共性相联系而存在。邓小平既看到市场经济的共性,又特别看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个性特点,才高瞻远瞩地指明市场经济不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邓小平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必须改革现有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他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8)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具体内容。他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29)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特点,否则就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则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我们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由中国的革命特点和实际国情决定的。其次,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具有最广泛的民主,不搞议会制度。再次,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各民主党派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与我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长期合作,互相监督。实践证明,这种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我们党的健康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30)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也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鲫坚持马列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特征,脱离开马列主义的指导,就不是社会主义文化。但是,我们建立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反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表现工农兵,表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把公民培养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进步。

  总之,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成功地运用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原理,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科学地解决了诸如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社会主义的动力问题、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将马列主义全面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成为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境界。

  (吴克峰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⑦《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8~25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

  (14)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16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

  (19)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20)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16~1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21)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

  (25)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26)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27)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26~2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

  (29)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人民出版社1 993年第1版。

  (31)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15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论邓小平认识真理方法论创新

<标题>=论邓小平认识真理方法论创新

<类型>=g3

<作者>=刘希贵

<姓名>=邓小平

<内容>=

  深入学习研究邓小平同志认识真理方法论创新,对我们全面理解和准确掌握邓小平理论,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创新的重要思想,切实指导与大力推进思想和工作创新,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认识真理需要创新

  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与反映,是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理论与实践的符合和统一。因此,真理具有客观性、绝对性和一元性。只有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才是真理,而任何偏离了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都是谬误。

  人们要做到如实反映与真实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避免思想方法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不是只要具有唯物主义的客观态度就够了,而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思想方法上不断创新。这是因为:①真理是相对的。真理作为正确认识,其正确性本身是相对的,它是对处在一定时间、空间和社会条件下事物本质和规律近似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都是通向绝对真理过程之中的“梯子”或“台阶”。因而,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具有相对性,需要人们不断认识、创新和发展。在通向真理的过程中,真理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来自人们对真理认识方法的创新。②真理是开放的。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是无限发展的,作为对客观世界正确反映的真理,也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永远没有穷尽和止境。同时,真理又是具体和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了变化,客观事物本质与规律也必然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必然随着改变。因此,真理是一个过程,具有开放性和未完成性。③真理是发展的。由于认识对象与客观事物是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并且人们的认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要受到各自主观视野、掌握材料、观察问题、思维方式、认识方法、社会实践等诸方面的限制,只能反映客观世界一定的过程、部分和层次,而不能穷尽客观世界。因此,探索真理的过程,就是突破这些限制,在思想观点、认识方法、思维方式和语言概念等方面不断创新的过程。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和每次成功实践,都是认识真理方法论的创造和革新。认识越深入,创新的空间就越大,也就更需要创新。这就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发展到今天,创新被提到议事日程的重要原因。

  真理认识本身的相对性、开放性和发展性,决定了真理认识方法创新的必要性;而真理认识方法的多样性,决定了人们在走向真理的过程中存在着创新的空间。在这方面,邓小平理论不仅是真理认识方法论创新的典范,而且包含着丰富和系统的论述与硕果,这对我们认识和实践真理都具有方法论意义。

  二、创新是邓小平认识真理方法论的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经过全国人民20多年的不断探索和奋斗,我国已经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顾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与依据,我们发现:创新既是一条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又是邓小平认识真理方法论的核心。

  1.创新是邓小平理论的突出特点。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国情、时代的主题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现实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针对当时不断涌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失败”、“过时”、“教条”、“照办”等论调与问题,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寻找新路子,探索和创新出新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认识和智慧的当代中国的最高结晶,具有“四新”。一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二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三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对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新的科学判断。四是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与全面综合的科学体系。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理。

  2.创新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从真理认识上讲,没有创新不仅会导致认识的停滞,而且还会扼杀真理本身,使我们无法领会和把握像邓小平理论这样鲜活的思想和方法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既体现了创新的特征,又包含着如何认识真理进行创新的方法论思想内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针对拨乱反正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时代课题,邓小平同志致力于探索与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主要是: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观点;关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的观点;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观点;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观点;关于积极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扩大开放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用“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的观点,等等。这些思想和观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3.创新是邓小平风格的丰富内涵。我们在新时期加强邓小平理论学习,就是为了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自己进行思想和方法的一刨新。那么,邓小平同志凭什么能作出如此重大的理论创新呢?这自然与他继承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创新精神有关、与他在党内的特殊地位有关、与我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况有关、与邓小平的革命和个人品格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独特的探索真理的方法创新。任何理论和思想的创新,都离不开方法的创新。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本身就突出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解放思想是一条否定错误思想束缚、摆脱教条主义、通向真理之路。因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①在此,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不仅是一种理论、观点、思想,更是一种基本方法。其基本的方法论意义是要求我们大胆探索、求实创新。在这一创新方法论思想指导下,邓小平领导了中国基本路线的确立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创新性构想,建立了独特的中国发展模式,提出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并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完整体系。

  三、邓小平认识真理方法论创新的丰硕成果

  邓小平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探索和创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在认识真理方法论方面的重大突破,成果非常丰硕,成就举世瞩目,其主要特点是:

  1.转变观念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既有动力,也有阻力。从认识上讲,其阻力的基本方面来自既存思想意识与观念的局限和阻碍。从这一角度上看,创新的发展需要克服阻力,也就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邓小平指出:“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因此,“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②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陈旧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至少涉及三层含义:①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这是由客观情况所决定的:由于社会历史和整个世界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总存在大量新情况需要我们去研究,总会出现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显然,过去的研究思路和解决方法不能适应或很好地适应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就势属必然。②什么是解放思想?所谓“解放”就是从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中解脱出来,从旧有的“习惯势力”和既存的“主观偏见”对我们思想创新的限制、束缚和压抑中摆脱出来,使我们不受“本本”、“教条”和“惯性”的局限,获得一个创新的空间,放开手脚,大胆创新。③怎样才能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并非胡思乱想、天马行空、任意而为,必须遵循一定思想方法的指导。关键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开动脑筋”和独立思考,发现和开启一条通向真理之路,在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真理。比如,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邓小平针对当时出现的全盘否定和“两个凡是”的两种错误倾向,经过深入思考和大量工作,领导全党完成了真理标准讨论和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两件大事;针对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传统附加和模糊认识,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这既启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与观念转变,又提供了我国如何正确深入地开展观念创新的科学方法论范例,为我国开展各项工作的全面创新奠定了前提和基础。

  2.大胆实践是创新的动力。邓小平要求在勇敢地闯、大胆地试和不断地摸索中发现和发展真理。他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若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全新的事业。这段充满智慧的话,表现出邓小平同志追求真理的大胆执著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邓小平思想始终,成为我们民族不断创新和进步的信念力量。具体分析起来,这段话有这样几层含义:①要敢字当头。由于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必然会有困难、有风险。所以“胆子要大”的方针,就是要求人们敢冒风险、敢担责任、敢于实践,敢于通过创新去抓住在风险中可能蕴育的机遇。②在求实中创新。“求实”是创新的前提。邓小平要求我们在“胆子要大”的同时做到“步子要稳”;把“头脑清醒”、“开动脑筋”、“独立思考”,看成大胆地闯的前提;认为只有在看准了的情况下大胆地闯,才是创新,才有成功的希望。不切实际、不讲实效的幻想和空洞争论,都是邓小平同志坚决反对的。③大胆尝试是创新最重要的方式。邓小平精辟指出: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辟新路。对此,邓小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晚年又针对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怀疑与担心,提出“不搞争论”“拿事实来说话”的思想。其实质都是尊重实践,坚持实践第一,大胆尝试,鼓励人们在实践中探索新路,总结经验和教训,发现和接近真理。同时,这也是保护群众的创新精神和尊重群众的自身意愿。邓小平对实践创新特别重视,不断把思想认识创新贯彻到实践中去,领导组织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肯定推广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倡导建立了经济特区和股市等。他曾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③

  3.改革体制是创新的关键。具体制度改革要求体制必须创新,体制创新是开拓性事业,人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必然会面临风险。这也是体制创新比体制保守更困难、更危险的原因。在这方面,根据“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邓小平对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进行改革,提出了体制创新的构想和措施,实现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的体制创新,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提供个人创新制度化的激励和促动机制。一是经济体制创新。邓小平强调,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再分配体制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同时,提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带动其他人和其他地区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并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二是政治体制创新。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要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提出了用“一国两制”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新构想。三是科技和教育体制创新。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从科技、教育自身特点和规律来确立新的认识,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构建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新体制,努力创造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新环境。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力地推动与促进了科技和教育体制创新。

  江泽民同志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高度重视和紧紧抓住认识真理方法论的科学创新,强调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大局,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与新的发展,开展了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主要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是时代和我国的主题的思想,明确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三大战略;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大治国方略;提出了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的十二大关系;完整地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等。并号召全党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和能力。只要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大力弘扬邓小平认识真理方法论创新精神,抢抓机遇,大胆实践,跨越发展,中华民族必将进一步提高国际地位,以强盛的大国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刘希贵  天津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副研究员)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141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④《求是》1999年第7期。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16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内容与特征

<标题>=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内容与特征

<类型>=g3

<作者>=励维志,冯朝辉

<姓名>=邓小平

<内容>=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我国反腐败斗争的经验,结合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为什么要反腐败、怎样反腐败的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思想体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从整体上把握邓小平同志的反腐倡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关于反腐倡廉的战略构想

  “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广阔的视角出发,所提出的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方针,也是邓小平关于反腐倡廉的战略构想。这是邓小平反腐败理论最充实最丰富的思想精华,也是其最重要的时代特色。

  这一构想的提出始于改革开放之初。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在《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一文中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一手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①1986年他又说:“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②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更加系统地表述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③至此,邓小平完整地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

  这一思想的提出是适时而必要的:

  首先,要围绕和保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反腐败斗争,是邓小平反腐倡廉理论的指导思想。今天,我们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反腐倡廉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大局。邓小平强调,反腐倡廉必须加大打击力度,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的治本的途径。这个论断所包含的基本思想是: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才是铲除腐败的根本途径。这是因为腐败的本质特征是以权谋私,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制度。从本源上讲,要根除腐败现象,就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制度。要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最终还要有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所以,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消除腐败产生的经济根源。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铲除腐败的根本途径,把反腐倡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密切结合在一起,这就突破了以往我党把反腐倡廉仅仅看作是政治问题的局限,而把它纳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大局之中,是对党的反腐倡廉理论的重大发展。

  其次,腐败严重危害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必须坚决反对腐败。邓小平深刻分析了腐败给党和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从政治层面上看,腐败现象危害党和人民的政权。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④现在,极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弄权渎职、腐化堕落,严重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我们放任它继续蔓延,党和人民的政权就会毁于一旦。

  从经济层面上看,腐败现象破坏改革开放,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邓小平深刻地洞察到这一点,把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看作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他告诫我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如果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⑤

  从社会风气层面上看,腐败现象破坏党风和社会风气。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但腐败现象也随之滋生蔓延,官僚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党内生活中滋长和在社会中泛滥,严重破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邓小平指出,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障碍。

  此外,腐败现象还会拉大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综合实力。要使我国在世界潮流中处于领先地位,必须减少发展的阻力,必须反对腐败,倡导廉洁政治。而腐败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就有可能使中国在这场挑战中遭到失败。

  因此,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廉政建设是实现党的战略目标的根本要求,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集中体现,是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需要,是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保证,经济建设也不能失去这一保证。“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也没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⑥

  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与反腐败斗争这“两手”之间是辩证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之中。但在实际工作之中,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即只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抓反腐倡廉工作,或者过分强调抓反腐倡廉而忽视经济建设。实践证明,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会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危害,必须坚决反对。

  二、邓小平标本兼治的反腐思路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以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我党反腐败的基本思路,即教育、法律和监督,三位一体,形成标本兼治的综合效益。

  这一方略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理论与现实依据,这就是邓小平对于腐败滋生原因的认识。他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诱生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国内环境看,首先,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依然存在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成为腐败行为发生的内在和外在诱发因素。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时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长期存在,并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不少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是和封建主义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是分不开的。这是腐败产生的内在因素。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一些负面效应,给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外在诱发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一般属性,它不能完全消除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影响,不能完全消除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这就给党风廉政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如市场经济的重利性会诱发见利忘义、惟利是图的行为,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中会诱发官商不分、权钱交易的问题;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使一些人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不择手段,损人利己,搞歪门邪道,从而引发违法乱纪行为。此外,我国实行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一方面产生了收入差距,使有些人心理失衡,而另一方面,在政策的宣传上,有时过分强调富起来后的正面示范作用,而淡化了脱贫致富必须合理合法,导致一部分人不择手段,千方百计为自己敛财致富,从而造成腐败的流行。

  其次,规章制度不健全是导致腐败流行的另一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法制建设重视不够,造成法制不健全和整个社会法制观念淡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措施不配套、制度不健全及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的状况,新旧体制并存产生的矛盾和碰撞及出现的空档和漏洞,都为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为谋私者提供了比过去方便得多的机会。

  同时,教育工作也出现了严重失误。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党一度削弱了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忽视对人民尤其是对领导干部进行理想信念、组织纪律和传统美德的教育,使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难以在短时间内清除干净,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又乘隙而入,并把一大批的领导干部腐蚀了。极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乘机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腐化堕落,严重地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989年以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虽然加强了,但依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拜金主义倾向,这势必难以遏制住腐败现象的滋生。

  从国际环境看,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国策,吸收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但是同时,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也会钻进来,资产阶级惟利是图、损人利己的腐朽思想,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以及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乘隙而入,侵蚀党的肌体,毒化社会风气,使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丑恶思想在一段时间内迅速泛滥,并把相当多的干部腐蚀了。这是造成腐败流行的另一重要原因。

  基于以上认识,邓小平指出只有把教育、法律和监督三者密切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才能达到治理腐败的目的。

  加强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邓小平十分重视教育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他指出,反对腐败,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人手,廉政建设要靠教育,要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新时期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抓好三个教育,即理想道德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和法制教育,使共产主义道德、艰苦朴素的作风及法制观念深入民心。在全体党员干部中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进行反对官僚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斗争,同时必须加强党规党纪教育,以保证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使党员干部懂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就可以起到超前预防和警戒制约的作用,做到防患于未然。此外,还特别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反对特殊化的教育,使他们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在端正党风方面做出表率,这样才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发言权和主动权。

  “依法治腐”是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核心,是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卓越发展。旧中国长期以来受以“人治”为主的统治,这种劣根性一直难以根除,以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种“人治”的影响仍时隐时现地表现出来,这是腐败现象难以彻底根除的一个客观原因。而反腐败靠人治是无法实现的,只能靠法治。在反腐败斗争中,第一代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主要是从思想意识方面来剖析党内错误和腐败现象的根源,对它的分析主要表现为原则性的结论和要求,他的反腐败思想则带有浓郁的道德劝诫色彩,也没有形成体系。他的突出思想意识的做法有其合理性,但他忽视从经济、政治体制分析的缺陷和缺少制度建没的内容,又有不合理性。邓小平正是在全面总结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进行廉政建设的思想。他指出:反腐败必须依靠民主,依靠人民,但是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⑦。从而树立了“依法治腐”的思想。法律是惩治腐败最严厉、最有力的手段,它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依法治腐”既能够铲除腐败,又能够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安定团结,同时有利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避免搞政治运动。这样,邓小平不仅坚持了毛泽东提出的依靠民主防治腐败的正确方向,而且还提出了一条通往这一方面的途径。即依靠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来实现民主、保障民主,防止党和政府走向腐败,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创举。

  邓小平还提出要完善监督机制的功能,以制度建设来保证从严治党。历史经验证明,单靠惩治手段从严治党,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得出了结论:从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入手,来保证各级领导者真正能够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从而保证党的干部队伍能够永远拒腐防变。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地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⑧。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才会有章可循,领导者的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必须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督制度体系,建立专门的监督机关,将这些专门机构的监督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等有效地结合起来,达到对权力的制约,防止权力腐败。

  教育、法律和监督三者有密切的联系,其中。教育是基础,法律是根本,监督是保证,这个三为一体的标本兼治的反腐败思路,使党的反腐倡廉的政策和策略进一步系统化。

  三、邓小平关于反腐工作的策略原则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我们反腐败最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源泉。邓小平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但是,他反对采用搞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反腐败。这是邓小平关于反腐工作的策略原则,也是邓小平反腐倡廉理论的突出特色和时代特点。

  毛泽东历来重视反腐败。在这一问题上,他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上,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最为有效的发动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从大张旗鼓的“三反”“五反”运动、反右倾、“四清”运动直到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目标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包含了发动群众反腐败的任务。然而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并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相反却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削弱了党的领导,挫伤了群众积极性,造成了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在吸取毛泽东反腐败思想与实践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反腐败“不再搞政治运动,但要群众造声势”的策略方法。这一原则有着深刻的内涵。

  首先,邓小平坚决否定了已被实践证明不再适应社会主义的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方式,这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中心工作任务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反腐败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如果用搞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开展反腐败斗争,不仅不能发挥其对经济建设的政治保证作用,而且会干扰和破坏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因为这种运动一旦搞起来就会出现国家大乱、人心涣散的局面。邓小平指出,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所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能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当然也不能用搞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开展反腐败斗争。

  其次,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反腐斗争中的群众路线。他认为,虽然反腐败不能沿用过去搞群众运动的做法,但并不意味着反腐败不需要依靠人民。恰恰相反,反腐败斗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需要更有效地把群众监督引入对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的治理。要把建立群众监督制度、鼓励群众举报同专门机关负责检查结合起来,既可以调动人民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及时揭露和发现问题,又能使反腐斗争在法制轨道上,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工作生产和社会的稳定。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它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多年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与方法措施。它的提出,使党的反腐倡廉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党不断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励维志  天津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兼马列部主任  教授  冯朝辉  天津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3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4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17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一国两制"政策的历史探源

<标题>=“一国两制"政策的历史探源

<类型>=g3

<作者>=徐行

<姓名>=

<内容>=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简称“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完成中国统一大业而制定的重要战略方针。这项方针的制定有一个逐步演化的历史过程,从酝酿到确立,从定为基本国策到初步实践,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49年~1955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大陆对港台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台湾保持武力进攻的态式;对香港、澳门则实行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方针,为“一国两制”政策奠定了基础。从1955年~1978年为第二阶段。中央政府提出“在一定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策略,由“武力”一种方式变为“战争”与“和平”两种方式;对港澳则进一步保持原有方针,已初显“一国两制”的端倪。从1978年底至今为第三阶段,中共中央确定了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针,由过去的“一国一制”政策正式变为“一国两制”,并在香港、澳门进行了成功的试验。本文将就“一国两制”政策形成的历史渊源、各阶段发展过程及变化原因试加初步探讨。

  一、港台分治阶段的部分奠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尚无“一国两制”的概念。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扫大陆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已考虑用不同的方式解决港澳台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斯大林特使米高扬时谈到:“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决,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①在这段谈话里,毛泽东实际上已阐明了共产党几个原则立场:一是解决台湾岛问题需采取灵活的方式,花较多的时间;二是利用香港、澳门的原有地位,发展新中国的海外关系;三是强调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认为台湾与港澳问题的性质不同,前者是如何统一,用什么方式统一的问题,后者是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建国之初,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基本上是准备通过武力方式彻底消灭国民党政权。早在1949年5月解放军攻克上海后,毛泽东便命令第三野战军部队作进攻台湾的准备。当年10月下旬,解放军金门战役失利,被迫调整,拖延了攻台计划。翌年3月,海军司令肖劲光同三野主要领导人粟裕共同拟定了攻台的初步计划,设想投入50万兵力用于渡海作战,分两次运送。当年3月至5月,解放军相继攻克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中共还积极争取前苏联的军事援助。刘少奇、毛泽东访苏时都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过要求苏方提供作战飞机问题,斯大林虽顾虑《雅尔塔协定》而没有答应用苏联的飞机、军舰直接进攻台湾,但最终同意将苏联的三亿美元贷款一半用于购买攻台需要的海军装备。

  正当解放军积极准备攻台之际,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美国的介入使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复杂化了。解放军的主要军事力量不得不北移,攻打台湾的计划被迫往后推延。而刚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此时主要忙于内部整肃、恢复和军队整编,海峡两岸的局势遂相对平静了一段时期。

  朝鲜战争结束后,特别是日内瓦会议后,海峡两岸关系问题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根据美蒋联系日益密切及国民党军队多次侵扰东南沿海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增强政治、军事攻击力度,向台湾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8月1日朱德在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同月底大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合发表了《解放台湾联合宣言》。9月3日解放军向大小金门和马祖发起猛烈炮击,三天后又在厦门海域与国民党海军展开激战。1954年底美国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国在台驻军合法化,中共对此作出强烈反应。1955年初解放军海陆空三军配合,相继攻克了一江山岛及浙江沿海诸岛,国民党军被迫从大陈岛撤退。

  在对台湾采取军事、政治上进攻,经济、文化上隔绝的同时,大陆对香港和澳门则制定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继续进行经济往来的政策。当时,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有特殊考虑。从国际环境看,美国正对中国大陆进行包围、封锁,英国想拉住美国一同保护其在港的全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认为与其让英国拉美国来防卫香港,不如把香港暂时放在英国人手里。从国内角度看,保持香港经济的繁荣稳定,对大陆经济的恢复特别是外贸的拓展非常有益。香港自开埠通商以来逐渐成为中国货物进出口的转口港,成为中国和世界经济、文化、市场信息诸方面联系的窗口和纽带。于是,中央政府决定把香港作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对待,暂时不动,待时机成熟时再通过和平协商加以解决。

  大陆对澳门问题采取了与香港同样的政策。1955年周恩来会见来访的香港总督葛量洪时表达了中国政府愿用和平方法解决澳门问题的主张。他对葡萄牙政府准备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庆祝澳门“开埠"400周年活动表示抗议,他指出:在这个时期,葡萄牙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挑衅,不仅会刺激在澳门的中国人的感情,而且会刺激在香港的中国人的感情。不知葡萄牙为何要对中国人民进行这种挑衅?我们愿意在南方能够安静,而且,我们既然主张和平共处,就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我们迄今并没有提出澳门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忘记这个问题②。在这里周恩来实际上已阐明了澳门问题同香港问题一样,中国政府主张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不希望葡萄牙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制造麻烦。在中国的抗议下,葡萄牙政府取消了澳门开埠400周年庆祝活动。

  在“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总方针下,大陆还制定了一些有利于香港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具体措施,如加强商贸往来、提供淡水及其他资源、强化过境措施来减轻其人口压力等等,以充分发挥和利用香港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和特殊的政治地位。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方针。正是50年前这一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才为1997年、1999年中国在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对台政策变化中孕育萌芽

  5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对港澳继续坚持“维持现状”的政策,对台湾则由单一的武力解决改变为和平谈判与军事进攻并行的政策,更多地表达了和平统一的意愿。大陆这一政策的转变,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朝鲜战争已结束,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连续召开,世界:赶多数国家和人民表示了和平意愿,中美两国从1955年8月开始大使级谈判,国际形势趋于缓合,人心思定,中国政府当然愿意顺应世界潮流;二是国内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已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业已制定,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全面建设时期,急需一个和平安定的国内外环境。基于这种考虑,大陆倡导与国民党政权重开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港澳台政策的具体阐述和实施中,实际上已孕育了“一国两制”的萌芽。

  1955年4月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同时表示“中国愿就台湾地区问题同美国进行谈判”③。同年7月,周恩来明确提出:“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④。翌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也指出:“凡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⑤。根据这一讲话精神,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了对台方针: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到大陆参观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周恩来号召台湾同胞“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⑥。这年6月周恩来进一步阐明了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⑦

  在此前后,周恩来还分别会见了一些与台湾有关系的人士,如准备赴台的李济深的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时任《南洋商报》记者的曹聚仁等,向他们表明。国共已有两次合作,“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⑧周还指示有关部门对蒋介石、陈诚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家属注意照顾。此时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也表示了“和为贵”的意向,1957年他在会见外宾时几次提到:“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过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⑨。

  然而对大陆的和平表示,台湾当局反应冷淡。1958年7月台湾以美国出兵黎巴嫩、中东地区面临爆炸性局势为由,发布特别戒严令,宣布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线处于“紧急戒备状态”,而美国亦中断了三年前开始的与新中国的谈判。这使得大陆不得不对台重新使用武力对抗的政策。8月23日毛泽东下令大规模炮击金门。由于三天内连续遭到十万余发炮弹的攻击,国民党军队在金门的机场、油库、弹药被毁,人员伤亡超过三万。在双方进行了长达50天的交火后,毛泽东决定采取“边打边谈”的策略,一方面继续对金门开炮,一方面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1958年10月,中央政府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两个文告,重申了对台湾的三点原则:(1)解放台湾纯属中国的内政,目前台湾海峡紧张局势是美国侵略造成的;(2)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图谋,告诫台湾当局不要屈服美国的压力;(3)希望台湾当局以和为贵,再次建议举行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⑩此后,中共高级领导人对“一国两制”问题作了初步设想。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自己的:疗式生活。”军队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归纳、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11)。

  进入60年代后,大陆对台湾仍继续执行“和”与“战”并举的方针。一方面加紧备战备荒,大搞三线建设;一方面积极争取国民党高层人士。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多次表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在美国人手中。对蒋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他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为了使蒋介石了解中共的对台政策,周恩来于1960年5月接见原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等人,委托他们致信蒋介石父子和陈诚。周恩来还在不同的场合表示:“台湾归还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都可以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台湾的经济建设完全可以依赖内援,凡仰仗于外者,都可仰仗于内,和祖国大陆互通有无,财政、资金不敷者统由国内供给”。“过去送去的信件,虽然是一些朋友个人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工作是不会改变的。”(12)

  大陆的两手战略在六七十年代取得了一定效果。在台湾与大陆多次发生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中,无论是陆地还是海上均未占着便宜。在政治上,共产党的和平倡议虽然未被国民党当局接受,但使一些原国民党人士的心理发生变化,前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1965年返回大陆便是典型的一例。70年代中国外交取得突破性进展,特别是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签订,对“一国两制”政策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78年底中美达成协议,决定自1979年元旦起,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为和平解决海峡两岸问题提供了有利契机。

  对于港澳问题,中央政府的政策从1949年以来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坚持贯彻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1957年4月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全面阐述了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他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13)为了加强内地与港澳的经济合作,周恩来多次批示有关部门帮助香港解决各种困难。1962年大陆在经济仍很困难的情况下专门开行了供应港澳的快运货物列车。1965年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工程竣工,基本解决了香港的饮用水问题。除了物质上的支援外,大陆还多次派各种文化和艺术团体到港澳演出,以增强两地的文化交流。周恩来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这些基本构想和举措,后来成为邓小平“一国两制”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外交方面,新中国政府就港澳问题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71年11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重申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指出香港、澳门是被英国、葡萄牙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问题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的事,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在中国的坚持下,联合国非殖民地化委员会不得不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上删除。这为中共以后与英国就香港问题的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1972年,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霍姆时表示:“香港问题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解决香港问题,要认真谈判,不会采取突然行动。”(14)

  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所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成为今天中共“一国两制”方针的先导。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当时提出的主要设想和主张,有些已经实现,有些正在努力之中。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也没有看到港澳台问题的最终解决,但他们为“一国两制”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解放台湾,下一代或再一下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15)

  三、基本国策的最终形成与初步实践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20多年问,中央政府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整体思路日渐成熟,“一国两制”政策由萌芽状态正式形成,且由设想开始付诸实践。这个重要历史时期,又可细分为两个阶段:

  从1978年底至1984年底,为“一国两制”政策的提出和确立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长期极“左”理论的束缚,为“一国两制”政策的正式确立创造了前提。1979年元旦,大陆宣布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并由全国人大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建议两岸恢复通商、通邮、通航。当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说:“我们始终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不改变那里的社会制度,不影响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拥有广泛的自治权,拥有自卫武装力量。当然不能有两个中国,也不能有一个半中国。”“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期相当长的时间内,香港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16)此后,大陆在各种公开场合不再提“解放台湾”的口号了,连“和平解放”亦不再提,“一国两制”的轮廓已清晰可见。

  1981年是“一国两制”构想基本形成的重要一年。当年9月30日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明了中国政府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特别指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17)。四个月后,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阐明:“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同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将有关内容写入宪法,从法律上为实行“一国两制”提供了保证。

  1983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对大陆和台湾如何实行“一国两制”政策作了较详细的阐述,他指出:“祖国统_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18)这就是人们通称的“邓六条”,中国政府“一国两制”的框架完全是按“叶九条”和“邓六条”的精神建构起来的。这个框架同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对港台问题的思考基本一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邓小平阐述“一国两制”构想的同时,中共其他领导人如邓颖超、胡耀邦、彭真、廖承志等也在不同场合表明了中国政府这一原则立场。1984年5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将“一国两制”确定为实现中国统一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4年底至今,为“一国两制”政策的不断完善、逐渐系统化和初步实践阶段。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中国首先开始与英国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这是将基本国策变成现实迈出的第一步。经过22轮磋商,到1984年底,香港问题终获圆满解决,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进入了过渡期。1985年6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经五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关于香港问题的整个谈判和立法过程,既是中共“一国两制”政策在理论上的阐述和发展过程,也是这一构想首先在香港逐步走向实践的过程。

  在香港问题逐步解决的同时,中国和葡萄牙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也有了进展,这是“一国两制”由政策变为现实的又一步。1987年4月,经过9个多月的4轮会谈,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澳门亦进入了过渡时期。1988年9月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组成,经过近五年的努力工作,中国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国政府在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政府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战略的实施作了新的努力,对港澳提出了“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在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产生和香港政权交接完成后,中央多次表示不干预特区政府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从1997年7月1日至今,“一国两制”的构想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进行了成功的试验。继香港之后,澳门成为“一国两制”模式的第二块试验场。1998年4月中葡两国总理就澳门平稳过渡和政权交接有关事宜进行了磋商,为“一国两制”政策在澳门的实施铺平了道路。1999年5月24日江泽民对来京接受任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行政长官何厚铧表示:“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我们一定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决不干预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19)1999年12月20日,澳门政权顺利地完成了交接,“一国两制”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和发展。

  在港澳进行“一国两制”试验的同时,中共中央加快了对台工作的步骤。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间接的经济贸易往来和科技文化交流活动逐年增加。1991年,大陆成立了以汪道涵为会长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1993年4月,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这次“汪辜会谈”双方达成了共识,跨出了两岸接触的重要一步。1995年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了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正式谈判的具体步骤和构想,就两岸“三通”与经济合作、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两岸高层接触与互访等问题提出了新的建议。江泽民的讲话实际上是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一国两制”政策的一个全面阐释,延续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一国两制”政策经过多年酝酿,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正式提出、在90年代成功实践,绝非偶然。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领导人客观地分析了海峡两岸的历史与现状,采取了较务实的内外政策的结果,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重新判断和对基本国情的重新估计。绝大多数中国人已达成共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实行“一国两制”,在保留港、澳、台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祖国统一,将有利于促进大陆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也有利于保证港、澳、台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与稳定。这一基本国策将在新的世纪不断完善并最终实现。

  (徐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注释:

  ①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80~3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②《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第6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③《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⑤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党的文献》第34页。1994年第5期。

  ⑥《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43页。

  ⑦《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⑧《周恩来年谱》上卷,第599页。

  ⑨《人民日报》1957年4月7日。

  ⑩《人民日报》1958年10月6日。

  (11)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第1437~14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2)《周恩来传》(三),第1441页。

  (13)《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3~35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第688页。

  (15)《周恩来传》(三),第1442页。

  (16)《人民日报》,1999年12月13日。

  (17)《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日。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9)《人民日报》,1999年5月24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18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贡献

<标题>=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贡献

<类型>=g3

<作者>=赵铁锁,李立军

<姓名>=

<内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此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努力和倡导之下,党的制度建设不仅在理论上获得重大发展,而且在实践中也逐步形成一整套不靠搞政治运动,而靠严肃党的纪律、完善党的制度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工作思路,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全面加强执政党的制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建党理论的指导下,全党对“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各项规章制度,给党的建设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惨痛教训,以及导致这场浩劫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吸取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为了充分发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作用,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对肩负着新时期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状况、组织状况,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执行党的各项规章制度的情况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明确提出必须大力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战略任务。随着全党对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重要性认识的逐步深化,党的制度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许多新的进展。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草案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干部制度作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包括废止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作为党的重要法规“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它对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①全会对党章修改草案的讨论和《准则》的通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制度建设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标志着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理论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由于我们长时期以来忽视了党的制度建设,也忽视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所以多年来“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今后如果再不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的党就很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说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②今后要避免或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特别是要从加强和完善执政党的制度建设做起。因为在我们“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③但是要从根本上清除党内的这些弊端,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一套全面、严格、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作保证,而且要使这些制度做到能够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只要我们党的“制度健全了,大家都受制度的制约,都按制度办事,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能够健康发展,一定能够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④所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建立健全党的各项具体规章制度,就成为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需要,就成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邓小平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作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成为我们党开创全面加强执政党制度建设新局面的里程碑。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和亲自指导下,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新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入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具体工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和毛泽东的党建思想。

  在党的自身建设的历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把制度区分为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1979年3月,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制度,“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⑤同时,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政治优势,“这种制度更有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⑥他还认为过去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存在“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的状况,甚至民主集中制一度遭到严重破坏,才酿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极大地影响了其优越性的发挥。因此,必须在继续坚持这一根本制度的前提下,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并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具体制度,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切实把党的一切活动置于制度的规范之中,确保党的领导的正确。这里,邓小平突出强调了党的具体制度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在领导制度建设方面,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这“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⑦。这种领导体制使得党组织混同于国家机关,甚至凌驾于国家机关之上,造成实际生活中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因此,他指出,党政必须分开。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我们党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及党自身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一是理顺了党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等非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划清了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做到职责明确、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二是理顺了党组织内部的关系,在党章中对党组织的内部关系及其地位和作用作了明确规定。这对于调动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提高新时期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产生了重要作用。

  在干部制度建设方面,针对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老干部年迈体衰、精力不足的现实状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要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由于当时老同志大多还处在领导骨干地位,“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因此,他们又明确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⑧。1982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第一次明确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省长、副省长的干部,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司局级领导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设立顾问委员会和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是干部制度方面的革命性变革,“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⑨。

  随着“文化大革命”以后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行,一大批原来年富力强但现已年迈体衰的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他们的身体状况决定其无论是工作精力还是知识更新的能力,都难以承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实现新老干部的更替就突出地摆在党的面前。1981年7月,邓小平指出:“全国范围的干部更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还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⑩因此,他要求老同志都要从党和国家长远利益这个大局出发,为年轻干部的成长创造条件,并且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要按老规矩办事,要想到这是百年大计”(11)。在选拔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邓小平从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现状和新时期对领导班子的要求出发,提出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必须遵循“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在实践中,他把“四化”方针具体化,强调要选拔那些“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有专业知识、年富力强的人”、“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成绩的人”进入领导班子,并且提出“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所以“我们要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12)

  在工作制度建设方面,由于过去缺少系统而严格的规范和内在运行机制,导致党的工作中出现诸如责任不分、作风专断、效率低下等弊端。邓小平曾经详细地列举了这些弊端的表现和危害:“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致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13)凡此种种表现都与党的工作制度不健全有密切关系。对此,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建立自上而下强有力的工作系统;要精简机构,建立一支精干的干部队伍,提高工作效率;要制订和完善工作职责,理顺关系,明确权限和责任,对工作进行评比和考核,做到赏罚分明,等等。通过制度的完善,实现党的工作科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

  党的工作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延伸和具体化。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要从中央做起,为全党做出表率。十三大以后,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率先垂范,在建立党的具体工作制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制定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这三个规则的贯彻实施,实质上是通过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来监督、保证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层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以利于实现领导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同时也为在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在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之间,努力作到实现党内生活的正常化和领导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树立了榜样。在党中央的带动下,各省、市、县的领导班子也都纷纷参照党中央的工作规则,结合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实际情况,制定了自己的工作规则。在丰富党的制度建设理论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实践方面,作出了扎实具体而富有成效的重要贡献。

  在生活制度建设方面,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标志着我们党在通过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方面迈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关键一步。《准则》是在实践上落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第一个重要法规。它的公布实施,对于充分发扬党内的积极因素,消除党内的消极因素,激励和督促全体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次会议解决的“制定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党是执政党。应该说,党的领导在相当一个时期受了损害。恢复我们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这次会议为解决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几个决定和文件都是正确的”,既“真正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14),又有助于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正规化。

  党章是党内的根本大法,对于规范党内的政治生活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九大、十大搞的党章,实际上不大像党章,党员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需要修改”(15)。因此,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指导下,党的十二大对原有的党章作了大幅度的修改,纠正了九大、十大党章的错误,弥补了十一大党章的不足,使得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成为一部适应新时期需要的、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好党章,体现了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要依靠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来实现从严治党的目标,从而推动党内的政治生活逐步实现规范化。

  这一切充分表明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指导下,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开辟了一条通过建立健全党的各项规章制度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新道路。

  三

  如果说注重党的思想建设是毛泽东党建思想方面的特色的话,那么注重以党的思想建设为核心,以党的制度建设作保障,则是邓小平党建理论方面的鲜明特征。认真归纳、总结这些特征,对于今后加强我们党的建设不无裨益。

  第一,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就必须坚持党的根本制度建设与具体制度建设相统一的原则。这是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加强执政党制度建设理论方面最具特色的内容。“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16)但是这项根本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只能在各项具体制度的实施中才能体现出它对党的各项具体工作的保障与监督作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我们党对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对加强党的具体工作制度和工作法规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远不如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重要性认识得深刻,所以我们党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忽视了制定党的各项具体制度和各种法规的工作。即便是曾经实行或正在实行中的、为数不多的一些具体制度和工作法规也还很不完善,甚至还存在一些弊端。因此,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当前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建立、健全党的各项具体制度和工作法规。

  第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就必须坚持党内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相统一的原则。注重从思想上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历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但是,我们党长期以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在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健全党的各项规章制度以规范和约束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言论与行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全党保持思想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工作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作为监督与保障,那么党的思想建设的成效也难以落实与巩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17)“制度是决定因素。”(18)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强调加强思想教育、增强自觉性的同时,又特别重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强化具体制度和工作法规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从而在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形成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相辅相成的有效机制。

  第三,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还必须坚持立足现实与着眼长远相统一的原则。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既是我们党在当前所面临的一项亟待解决的紧迫任务,又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不断完善的战略任务。邓小平曾经指出,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全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由中央分别作出正式决定,并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够在较长时期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条例,有步骤地实施。”(19)“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20)因此,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既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长远,把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现实性和长远性有机结合起来。

  第四,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还必须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的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首先是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我们党曾经制定过、实行过,并为历史实践所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加以坚持、恢复、继承和发扬,使之继续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和民主生活的环境,规范党员领导干部言论、行动、工作和生活的准绳。同时,又根据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客观形势,不断探索、创造解决新问题的新的制度与方法,从而不断提高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水平,丰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内容。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加强执政党制度建设方面,既坚持了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又坚持了在创新过程中的继承,从而大大增强了执政党制度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一定要走出一条不靠搞政治运动而靠深化改革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样的目标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和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开了一个好头,党的建设的重点已经开始朝着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个方向发展,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正如邓小平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时的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不断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使我们党和国家再经过30年的时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21)。使我们党的制度建设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化、系统化,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提出的新目标和新要求,是我们党的制度建设理论在新形势下的丰富与发展。

  总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大力倡导和积极探索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就必须在坚持党的根本制度即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前提下,重点要加强党的各项具体规章制度的建设;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就必须注重制度建设的成龙配套;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就必须注重方法的细密和步骤的稳妥;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就必须在坚持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有所创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一条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党的制度建设之路,即不靠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完善党的制度来加强党的建设的道路,并逐步形成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监督制度为内容的党的制度建设体系。这对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条件下,继续坚持以思想建设为核心、以制度建设作保障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奠定了承前启后的坚实基础。

  (赵铁锁  李立军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

  注释:

  ①《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第43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第35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32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3~41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5~22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6)《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19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邓小平忧患意识论析

<标题>=邓小平忧患意识论析

<类型>=g3

<作者>=魏继昆

<姓名>=邓小平

<内容>=

  忧患意识,曾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如宋代著名文学家范仲淹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这一优秀历史传统,在近现代的中国更加发扬光大。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样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当然他不是对过去传统的思想境界、深刻的理性精神和非凡的实践的重要体现。可是,关于他的忧患意识尤其是建国之后所体现的忧患意识,迄今还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为此笔者拟以邓小平忧患意识(1949~1997)为题作一探讨。

  一、邓小平忧患意识主题的转换

  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纵观他70余年的非凡的革命生涯,无论个人境遇如何(或微或显,或官或民),他对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始终充满着深厚的忧患之思。可以说,他作为一位有“终身之忧”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当之无愧。

  从邓小平忧患意识形成和发展的轨迹看,笔者认为,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他的忧患意识主题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换。即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建设而忧,就是忧国情落后、人民生活改善缓慢和执政党的执政水平不高。这是因为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处的历史条件与所要实现的历史任务各不相同,所以他的忧患意识主题也各有差别。就其对象而言,前者是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亡之灾,这种忧,主要是解决迫在眉睫的“近忧”;后者是忧国家、人民和执政党的前途命运,这种忧,主要是解决百年大计的“远忧”。就其目的而言,前者在于唤起民众,拯救国家,实现光明的前途;后者在于强国富民,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简言之,前者在于“除忧”,后者在于“防患”。

  那么,对于邓小平忧患意识主题的历史性转换应该怎样解析呢?笔者以为:

  从现实层面观察,这是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深刻认识的结果。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发展。邓小平的忧患意识作为对我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反映亦如此。它随着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尤其是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而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受此制约,邓小平所忧的主要是国陷于危亡、民陷于水火。为解除这种忧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反动阶级的统治,成功地解决了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由此使民族获得了独立,国家获得了新生,人民获得了解放。诚如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所指出那样:“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一九四九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此时邓小平曾为之忧虑的国之危亡、民之困苦的悲惨境况已彻底改观。

  众所周知,矛盾是永恒存在的。当旧的矛盾解决之后,新的矛盾也随之而生。在我国,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完成后便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此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便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在此条件下,邓小平是不是无忧无虑呢?否!事实证明,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邓小平未尝一日无忧,是旧忧解除,新忧又生。依据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的思想与实践,笔者认为,他的新忧主要是:新中国能不能巩固、发展并永葆青春活力?新社会主人——我国人民能不能尽快学会和掌握建设新中国的本领,从而实现强国富民的目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执好政,从而大力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从世界层面观察,这是邓小平对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认识的结果。邓小平是一位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他对世界大势的观察和研究的深入,其视野更为开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首先兴起,由此使西方国家在经历严重经济危机后又重新获得了发展。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在此情况下,新中国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大力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因而邓小平在1950年就指出:“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②如果作为执政党对于世界新变化的趋势认识不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么新中国的建设就会出现挫折乃至失败。再者,中国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仍不甘心于它们在中国的失败,企图以渗透、颠覆和遏制等方式阻止其发展。此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着帝国主义还在包围新中国的特殊环境,这就要求执政党不能高枕无忧,要从战略高度擘画未来,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从而增强御敌能力。这就是邓小平忧患意识主题转换的重要国际背景。此外,50年代初期,苏联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弊端日益暴露,即在建设问题上犯了大错误,栽了大跟头③。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历史教训,也是邓小平忧患意识主题转换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因素。

  从未来层面观察,这是邓小平远大理想所使然。邓小平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序中,他的终极目的是走向未来。即实现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他在1956年指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中国在过去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时候,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完成以后,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将来再由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④虽然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并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目标的实现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正是这一远大理想目标的引导和召唤,使邓小平思想意识中的“旧忧”解除后,“新忧”又生。即是说,他是为理想而忧。且看如下分析:

  就领导力量而言,在中国,走向未来实现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化为现实。可是革命胜利后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又面临新的考验。如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向全党敲响警钟: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中国共产党只有克服前进中的障碍,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目标创造必要的条件。否则,远大理想目标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可见他的忧党意识与其远大理想目标的实现是不可分割的。

  就物质基础而言,实现远大理想的基本条件是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我们国家虽然地大物博,但生产比较落后”⑤。要把一个物质基础薄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进而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创造必要条件,其可忧之处很多。

  就人民生活而言,无论是进行革命还是从事建设,其目的就是要使人民彻底摆脱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社会地位,建设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而现实状况是:革命胜利后,人民生活虽然得到了改善,但是还没有根本改善。1957年的粮食产量仅是“三千九百亿斤”⑥,也没有高质量的文化生活。还远谈不上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这一差距,也是邓小平忧患意识主题转换的重要依据。

  试想,如果邓小平是一位小富即安、小富即乐的功利主义者,那么,他就不会有如此的忧患意识。

  二、邓小平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忧患意识的主题实现历史性转换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向前发展。依其演进的特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6),在此期间,邓小平由地方负责人跃升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之一。观其忧患意识的内容,主要是忧执政党的地位是否巩固及执政能力是否增强。可谓“进亦忧”。第二阶段(1966~1976),在十年“文革”期间,邓小平先是作为“走资派”被打倒,70年代初复出后不久,又被撤职。其忧患意识的内容,主要是忧国家动乱,忧人民遭灾,可谓“退亦忧”。第三阶段(1976~1997),十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并成为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忧患意识全面升华。他更忧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和执政党的命运。可谓“再进亦忧”。纵观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其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如他自己所概括,就是“忧国、忧民、忧党”⑦。

  (一)忧国意识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还是成立之后,在邓小平心目中祖国的利益始终是高于一切的。他毕生都为祖国的独立、统一、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成功而不懈奋斗。而忧国意识在其忧患意识中处于核心地位。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思想意识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忧国家经济之贫穷。众所周知,历史上我国曾是经济发达的东方大国。可是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我国沦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由于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再加上1957年以后极左错误的严重干扰,到70年代末期,我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面对5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生产力发展缓慢的状况,1978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党委汇报工作时,十分沉重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㈣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如一地强调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

  其二,忧国家科教之落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科技及教育事业以旧中国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向前发展。但也必须清楚地看到,由于我国近代以来的科技及教育事业的落后,再加之50年代后期以来的失误,我国的科技及教育事业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相当落后的。在70年代末邓小平就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就科研人员的数量而言,“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⑨这种落后局面,远不能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实践证明,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的培养又离不开教育。而我国的教育事业在极“左”思潮横行时期是“重灾区”。在此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培养者——人民教师的地位低下,众多的学生漠视学习,轻视知识,尤其是轻视自然科学知识。所以在1975年邓小平就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拖住了。”⑩

  其三,忧国防建设之薄弱。新中国成立后,受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状况的制约和随时准备应付全面战争紧张局面的影响,我国国防建设的基础是薄弱的。作为国防建设主体的军队,存在着规模偏大,数量偏多,体制不尽合理,武器装备更新缓慢,人员素质较低的严重状况。所有这些,作为战略家和军事家的邓小平都看在眼里,忧在心头。特别是1975年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面对“军对臃肿不堪”的状况,即“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11)邓小平明确地指出:军队要整顿,要消肿。

  我军的革命化程度,举世公认是第一流的。但毋庸讳言,我军其他方面的素质不高。这主要表现为官兵的科学文化素质较差,军官指挥现代战争能力不强。因为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海陆空协同作战。如现在的连长与过去就不一样。“过去的连长,驳壳枪一举,就是‘冲啊’!现在连长的知识比过去多得多,更不用说连以上的干部了。打起仗来,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一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你怎么指挥啊?”(12)所以,必须大力提高广大官兵的科学文化素质。

  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是衡量国防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此方面,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要承认我军实施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强。在1977年邓小平就告诫人们:对于这种差距要有清醒的认识。“即使能够争取十年二十年时间实现我军装备的现代化,那时我们同敌人比较起来,武器装备也仍处于劣势。我们在前进,敌人也没有睡觉嘛!”(13)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邓小平忧国防建设薄弱的重要依据。

  (二)忧民意识

  忧国必忧民,因为国是由民组成的。民,在邓小平心目中是极其神圣而伟大的。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主要忧“民陷于水火”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则忧人民生活改善缓慢,忧人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

  新中国成立后,就总体而言,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不断提高的。但是从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由于受极“左”错误的干扰,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违反客观规律,导致我国经济建设在很长时间内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人民生活状况改善得并不显著,相当一些地区连温饱水平都没有达到,处于贫困之中。如邓小平1982年对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所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㈣的确如此,在农村,广大农民在人民公社这一高度集中体制的束缚下,绝大多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每人平均只有一两亩地,许多人连温饱都没有解决。在城市,工人的生活状况也令人忧虑。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写道:“文革”期问,在江西劳动的父亲,问一位工人,家中是否有收音机?这位工人告诉他:“我家只有四五十元收入,小孩有几个,最大的才读小学,还有老人,生活蛮难的,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呀!”父亲为之感叹:建设社会主义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一个工人家庭连一台收音机都买不起(15)。邓小平陷于深深的忧虑之中。正因为他时刻关注人民的衣食住行,安危冷暖,当“文革”后他再次复出时,就斩钉截铁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可是使邓小平十分忧虑的是:我国劳动者素质,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到80年代初,在我国的全部人中还有文盲半文盲近四分之一。在近十亿人口的大国中,“大学生很少,在校的不过一百万。拿美国来说,在校大学生一千万,它是二亿二千万人口,二十二个人中就有一个。”(16)又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的干部队伍是一千八百万人。虽然队伍十分庞大,可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是短缺的。邓小平认为,“如果能增加一百万司法干部,增加两百万合格的教员,有五百万科学研究人员,再有两百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17)可见提高我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势在必行。

  由上可知,忧民意识是邓小平忧患意识的起点和归宿,是其忧患意识的重要内容。

  (三)忧党意识

  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见证者、参加者和领导者的邓小平深知:无论是革命胜利还是建设成功,“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正因为如此,他的忧党意识尤为深切。

  其一,忧执政党的建设本领不够过硬。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成为执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空前伟大的转折,值得庆贺。但是执政党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去和进行全面建设的艰巨任务。而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它要求执政党要有建设国家的过硬本领。在1957年邓小平就认为:“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但在改造自然方面,这门科学对我党来说,对我们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从过去的几年建设来看,证明我们的知识很少,还没有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并告诫全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在建设问题上也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18)。事实证明,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盛世危言。

  其二,忧党的思想僵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能否解放思想,能否实事求是,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问题。因为实践反复证明,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这是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

  50年代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共党内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人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危害极大。因为: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会多起来;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会泛滥起来;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会严重起来。因此,不打破思想僵化状态,不大力解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就是空中楼阁,永远也不能化为现实。所以1978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郑重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主义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9)

  其三,忧党的人才匮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受到极大的干忧和破坏,进入新时期后我国干部队伍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现象。对此状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忧心忡忡。1979年1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于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正因为如此,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他尤为关注中青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问题。并以老干部的身份语重心长地告诫老同志,要充分认识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好,“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20)这是一种多么深刻的忧党意识啊!

  综上所述,在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的忧患意识,主要是对国家、对人民、对执政党的忧虑。其中忧国意识是其忧患意识的核心,忧民意识是其忧患意识的目的,忧党意识是其忧患意识的关键。三者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

  通过以上评述不难看出,邓小平的忧患意识与我国历史上的忧患意识有着重要区别:首先是理论基础不同。历史上的忧患意识、,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其理论根据的,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而邓小平的忧患意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体现着深刻的理性精神。其次是表现形式不同。历史上的忧患意识往往伴随着个人的困境而产生,是消极的悲观的,大都看不到彻底克服困境的希望与前途;而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其忧患意识是积极的乐观的,是其坚定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必然实现的集中反映。再次是影响力不同。历史上的忧患意识,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而对国家的危难,人民的困苦,往往是无可奈何,其影响力十分大;而邓小平的忧患意识,由于其历史地位的影响和真理性的导引,使之成为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思想武器。

  三、邓小平忧患意识的基本特征

  通过以上论析,不难看出邓小平的忧患意识具有如下显著特点:

  第一,忧患与图强的统一。邓小平一方面具有殷切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具有坚强的自信心。他不仅以深挚的情感忧国,而且以非凡的实践鼎力强国。“文革”结束后,他深刻地总结了5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改善幅度不大的教训,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因而进入新时期后,他反复强调: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且谆谆告诫全党:“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21)可见,他的图强之志是异常坚定的。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强国富民,关键在于要依靠科技进步与教育发达。由前文可知,我国科技与教育事业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有许多可忧之处。那么如实地指明这种落后状况,是否会使人们失去奋斗的信心呢?邓小平认为:“这种人也可能有。这种人是连半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也没有的。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才能够更加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尽快改变这种情况;也才能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22)

  邓小平不仅忧党,而且坚决主张强党。他一方面忧执政党的建设本领不过硬、思想僵化和人才匮乏,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充满必胜信心。他认为: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因而他主张:决不能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23)这样我们的党就能够胜任对于整个国家和各民族人民的巨大领导责任。

  邓小平不仅忧民,而且坚决主张富民。“文革”结束后,他在认真反思过去的经验教训后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达到此目的,他不但率先提出了鼓励一部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以此带动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而且为此而指明了具体的奋斗目标。即第一步,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第二步,再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实践证明,这一富民的思想与政策,深得民心,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总而言之,邓小平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4)

  第二,忧患与改革的统一。梁启超曾云:“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深刻地改革思想与实践正是源于其殷切的忧患意识。他深知要彻底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推动我国社会发展,必须实行全面的改革。于是他每有忧患,必提供改革的建议,指出改革除忧的根本途径,所以他重忧患,更重改革。

  如,他心忧国家经济之贫穷和人民生活发展之缓慢,便坚决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深化改革的根本途径,彻底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而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我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又如,他心忧国家的科教之落后,便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指导下,果断地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两项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5)。再如,他心忧执政党建设的薄弱,便坚决主张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即“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26)。这同样是一种深刻的改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使我党肩负起远大的历史使命,邓小平更注重“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第三,忧中国与忧天下的统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他不仅忧国、忧民、忧党,而忧天下。即忧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他极为关注重大的世界问题。认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他主要忧这两大问题。

  所谓和平问题,即东西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严重威胁和影响人类和平事业的最大问题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恶性发展。而最令世界人民忧虑的是核武器问题。对此邓小平不无忧虑地指出:“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27)因而中国对国际战略的选择,必须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所谓发展问题,即南北问题。具体是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一般地说: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穷,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这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在南北关系中,邓小平更忧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的人民生活问题。他异常忧虑地指出:“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怎么过啊!”(28)因而他既主张“南北对话”,又主张“南南合作”。

  那么,邓小平为何既忧中国又忧天下呢?笔者认为: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作为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最终目的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其思想还是实践都证明: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同时,也在为世界人民谋取幸福。他尤为推崇毛泽东为之倡导和实行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思想。诚如他在80年代初期所说: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到那个时候,中国就会对人类有大一点贡献”(29)。正因为他具有心忧天下的崇高情怀,当英国培格曙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他的文集时,他在该书《序言》中欣喜地写道:“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30)此外,邓小平还是中国知识分子优秀历史传统的发扬光大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凡的境界,一种执著的情怀,一种深刻的理性精神。诞生于内忧外患时代的邓小平,自幼也深受这种优秀文化传统的濡染。据记载,邓小平在私塾、在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读书时,主要是学习传统文化。如毛毛在其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父亲在广安县高小读书时,“国文除了孔孟‘经书’以外,还教授一些《古文观止》上的文章,有柳宗元的,有韩愈的”(31)。他投身于革命事业后,特别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善于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并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发扬光大,由此铸就了他心忧天下的崇高的风范与情怀。

  概言之,邓小平之所以忧国、忧民、忧党,就是因为他爱国、爱民、爱党。

  (魏继昆  天津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博士  副教授)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6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⑧《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页。人民出版社199,i年版。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9,i年版。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9,i年版。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2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8)《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62、26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0~9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1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1)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20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论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与实践

<标题>=论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与实践

<类型>=g3

<作者>=李德志

<姓名>=邓小平

<内容>=

  我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农村人口将近10亿,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农业可以为全社会提供粮食、副食品等基本生活资料,可以为工业提供大批的原料和劳动力,还可以为工业提供广阔的市场,等等。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还在于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只有加快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使农民富裕起来,才能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才能加强工农联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我国改革是从农业和农村率先突破并取得成功的,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考也是从农业开始并逐步完善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研究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与实践,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对更好地深化农业改革,更好地指导农业发展,尽快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提出及其基本观点

  和任何理论的产生一样,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也有它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连续性。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同志从60年代到80年代和90年代的多次谈话中,体现在这些谈话的思想内涵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中。

  1958年至1960年,党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出现了重大失误,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损失,党和国家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1962年7月,邓小平发表了《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邓小平认为,恢复国民经济要从恢复农业着手,而恢复农业生产又要靠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样就必须解决体制问题:“所谓从问题上来解决,就是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邓小平同志在这篇谈话中还提出要使包产到户合法化和巩固集体经济这两个重要问题。“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最好,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总的说来,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①。在这里,他把集体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具体形式相区别,充分阐述了选择生产关系的形式要以发展生产和群众意愿为原则,这就使包产到户的合法化有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他又把巩固集体经济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指明了农村发展的根本方向。

  由于“左”的错误的长期干扰,包产到户等符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管理形式没有得到认可和提倡。但这并不能消除其顽强的生命力。1978年底,首先在贫穷地区,农民又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并逐渐开展起来。当时不少同志担心,这样干是不是分田单干,是不是背离了社会主义?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坚持生产力标准,旗帜鲜明地支持安徽肥西县搞包产到户,凤阳县搞大包干。1980年5月,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风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在具体讲了机械化水平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多种经营发展和集体收入增加等四个条件以后,邓小平又指出:“具备了这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②在这里,邓小平既肯定了包产到户等实践,又指出了包产到户的长远发展方向,阐述了包产到户从长远看会转化为发展集体经济的观点。

  随着农村改革的全面展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发出强大的威力,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引导农民开始走上富裕之路。与此同时,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适度规模经营。结合这种情况,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提出了我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长远战略:“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③这段谈话,短短一百多字,内涵十分丰富。既充分肯定了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一个飞跃”已经取得的伟大成果,明确提出了应当长期坚持的政策原则,又正确指明了农业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及前景,是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客观规律的科学提示,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的高度概括。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的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两个战略步骤,规划了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历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联系的基本原理,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经典之作。

  1992年7月,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邓小平同志对“两个飞跃”思想又作了更充分的阐述,使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更加完善。他说:“农村现在还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还是必要的。但一定要适度,不要勉强,不要‘一窝蜂’。如果条件成熟,农民自愿,也不要阻碍。北京郊区搞了适度规模经营,我看就是集体化、集约化。从长远来说,科技越发展,管理能力越提高,又是一个飞跃。过去我讲过,农业要有两个飞跃,一个是废除人民公社,搞承包责任制,再一个是将来走到新的集体化。社会主义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也是公有制的范畴。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集约化。农民现在希望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想动,但不等于将来永远不能动。科学种田发展了,超过了村的界限,甚至超过了区的界限,到那时你不搞集体化、集约化就适应不了了。如果老是仅仅靠双手劳动,仅仅是一家一户耕作,农业现代化就不能实现。就是一百年、二百年,还是要走集体化、集约化这条路。现在还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切不可以‘一股风’,如果农民不提集体化的事,也不要急。总之要条件成熟,农民自愿了再搞。”④这段谈话,在强调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着重阐述了“集体化、集约化”的必要性、必然性以及注重条件和尊重群众意愿等问题,并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规模经营与实现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这段谈话,把“两个飞跃”的思想阐述得更明白、更具体、更透彻了。

  从以上谈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农业现代化思想,不是偶尔讲的,而是反复讲的,不是作为一般问题讲的,而是作为重大问题讲的;尽管几次谈话背景不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基本观点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集体经济,这是总的思路和总的方向,也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60年代的谈话,是在包产到户不合法的时候讲的,是想使之合法化,同时强调巩固集体经济是根本方向;80年代的谈话,是在包产到户合法化以后讲的,针对有的同志担心,强调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要从低水平的集体化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90年代的谈话,是在家庭承包搞了十多年以后讲的,不仅强调要长期坚持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而且强调在一定条件下要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纵跨30年的这几次谈话,邓小平都是站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来阐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意义的。这不仅充分表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坚定性与思想的一贯性,而且也客观反映了邓小平同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道路的历程,充分表明了两个飞跃思想是邓小平同志深思熟虑的战略构想,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渊源分析

  (一)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继承了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实现农业现代化探索的积极成果

  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问题极为重视。1945年,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大约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改变过来,但我们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

  建国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方面也都有过专门论述。这些论述,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

  1.关于农业的战略地位问题

  新中国的经济是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根主线。从1953年起,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这个计划为我国奠定了初步的工业化基础,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然而,农业发展的滞后性越来越明显地制约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别国的经验的基础上,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充分阐述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战略思想,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⑤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现代化,必须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在计划安排上必须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通过发展农业,积累发展工业的资金,进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毛泽东还从工农联盟的角度和国防建设上论证了没有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发展就没有国家政治上的健康稳定发展的观点。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伟大创造。

  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对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所经历的坎坷有着深刻的了解。“从1957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1966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⑥在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探索的积极成果。在谈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时,他总是首先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总是把农业经济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首位。“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⑦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农业基础薄弱,只有农业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谈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⑧“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⑨并告诫,“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在邓小平看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是个战略性的选择。可以说,这个思想是他思考和指导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出发点。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在邓小平看来,一个占世界耕地7%,要养活占世界总人口的22%的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是关系到全局性的问题。邓小平作为一位非常务实的政治家,在指导整个农业生产上,高度重视粮食发展问题。他说。“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11)小平还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告诫全党,要坚持不懈地抓农业,抓粮食生产,90年代如果出了问题,就是农业,“农业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从长远看,粮食问题很重要,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题。”要争取到2000年粮食实现“基本过关”。邓小平还多次从不同角度提出我国粮食应达到的发展目标。(12)

  2.关于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问题

  中国农村的科技落后和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低,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毛泽东曾指出,农民“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化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13)对此,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号召领导干部。“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毛泽东一方面提出农业的发展要依靠科学,“不懂土壤学,就不能当农业部长”。另一方面又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应当说,毛泽东抓住了现代农业的主要特点,从发展方向上看这是正确的。

  毛泽东对农业发展必由之路以及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的论述,对邓小平有着积极的影响。1982年10月,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14)针对我国人口多,耕地少,不可能像欧美一些国家那样实行高度的机械化的情况,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了农业要依靠科技的发展方向:“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15)“农业最终要靠科学解决问题”(16)1990年3月他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非常明确地把“科学种田”放在实现农业第二个飞跃的核心位置。“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17)世界农业发展史也证明,农产品历史性的飞跃是得益于生物工程的大更新。但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是个社会效益高而经济效益低的产业,受利益驱动,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对农业投入的乩重可能会逐年降低。邓小平提醒全党,“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18)

  (二)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是对党在领导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

  50年代,党领导人民用和平的方法进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合作化运动为发展工业和农业创造了社会条件。

  然而,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由于党内“左”的情绪的不断滋长,生产关系的改变存在着单一和过快等问题。毛泽东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指出:“总路线的实质,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19)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之所以如此,一在于毛泽东对所谓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过分担心,认为“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这会危及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二在于毛泽东对于农民的自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存在着过于乐观估计。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一开始便提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其结果便是他后来极为推崇的人民公社化运动(20)。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下达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势不可挡的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从8月下旬到11月初,经过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全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认为找到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公社”是毛泽东为中国农村所展示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像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有共产主义的曙光。相反,由于人民公社的特点及其产生的背景和方式决定了它脱离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必然导致严重后果: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挫折,农民生活极端困难,不少地区发生严重饥荒。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偏差,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21)

  在事隔近20年后,在总结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从中国农村实际出发,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原理.把农村推行包产到户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突破。通过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把农户分散承包经营引入了集体经济,在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必要的集体统一经营的同时,赋予了农民相应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产生了以农户为主的相对独立的新的经营层次,从而使过去人民公社那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体制,转变成集体统一经营与分散承包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户为基础”的经营体制,这种经营体制,克服了吃大锅饭的弊端,带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纠正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面长期存在的缺点,深受农民群众欢迎。它本质上仍然是集体经济,只是分户经营联产计酬,多劳多得,是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与农民分户经营的积极性统一起来的较好方式。邓小平推行包产到户,绝不是要摒弃毛泽东一贯追求的发展集体经济的思想,而是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另外,邓小平概括出的社会主义本质内容之一“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是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经济发展到最高层次的体现。使全体人民都过上好生活,都富裕起来,是我们党诞生之日起就确定的目标和宗旨,我们党为此奋斗了70多年,至今仍为此呕心沥血,奋斗不息。建国以后,在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领导下,我们党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苦苦寻求。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坚持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但由于过分强调了分配上的公平,往往陷入了平均主义,没有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子。邓小平则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22)“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

  (三)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是对我国农民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实践经验的总结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24)邓小平同志这些论断概括了农村改革的实际情况。我们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及时总结广大农民的实践经验,形成正确的政策,用于指导和推进改革。农村每一项重大政策出台,都是建立在基层和农民群众实践创造的基础上,因此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1956年上半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农业合作化把我国农村带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国农村获得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前提。合作化的完成一方面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以粮食产量来说,合作化过程中逐年都有所增长,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在合作的过程中都有所发展。但另一方面,合作化的模式选择与合作社的仓促完成,又给农业生产带来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责任制不明确,社员出工不出力,出现了“走起来一长串,做起活来一大片”“乱吵吵”“一窝蜂”的现象。这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受到压抑,劳动力利用率降低。社员虽知道“多劳多得”的道理,愿意多出工,要求参加劳动,但合作社的一些不恰当的管理方式忽视了社员的这种正当的要求,以轮班子和低工分等错误的办法客观上限制社员参加劳动。在集体经济的情况下,如何调动劳动者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成为当时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早在1955年,四川江津地区就出现的“包工包产”的做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借鉴。

  1956年邓子恢同志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了农民的这种做法,强调“包工包产势在必行”。包产到户在合作化后期的普遍出现并显示出良好效果、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绝不是偶然的。它符合农业集体经济进一步巩固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对农业集体经济内部通过劳动日形式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一种最早的改革尝试,是中国农民在农村社会改革过程中的一个创造。但是,在此以后的20多年中,包产到户随着政治斗争的气候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地遭到批判,并一再升级。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和“文革”中,“三自一包”中的包产到户,变成了“鼓吹单干、搞垮人民公社”的罪首。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产到户才得以在农村改革中重生。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批判了“左”的错误在农业方面的表现,端正了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提倡因地制宜、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与此同时,安徽省凤阳县遭受特大灾荒,是外出谋生还是留下来拼搏?小岗村的农民把目光投向了脚下的土地。1978年12月18日,安徽省凤阳县犁园公社小岗生产大队干部把18户没有外出的农民召集在一起,大家对天发誓,按下手印,订下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今后能干好,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行,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就这样,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片地,这个三中全会以前家家逃荒、户户要饭,每年每人平均口粮只有12斤的生产队,在1979年实行包产到户以后,人均粮食产量高达1200斤.超过全社平均水平200斤,最落后的最贫困的“难缠队”一跃而成为全公社的“冒尖队”。这一做法,为以后的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形成和农村改革提供了实践基础。

  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比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试行草案又前进了一步。《决定》规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将“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改成了“不要包产到户”。尽管文件对“包产到户”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但较以前还是有所松动。这表明党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进一步增强了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大胆实践,大胆创造,努力探索农村改革新路子的勇气。从此之后,多种形式的包产责任制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当时不少人认为,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动摇和破坏,是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正当争论激烈的时候,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一讲话,是对包产到户的极大支持和鼓舞。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1981年底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通过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这就使包产到户第一次得到了党的政策的认可,并列于各种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管理形式之中,终于有了正式“户口”。

  包产到户的合法地位是靠农民群众的勇敢创造和党中央对农民群众首创精神的热情支持而取得的。农村改革的发展过程,就是党中央领导和广大农民群众一起,不断提高认识,逐步突破“左”倾错误的禁锢,寻求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新路子的过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村生产力水平,促进了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促进了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在此过程中,在一些大城市郊区和沿海发达地区,又出现了一些适度规模经营。这不能不说是农民实践的又一伟大成果。针对新事物的出现,邓小平同志从战略家的高度,及时总结了我国农民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实践经验,提出我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的长远战略——关于农业要有“两个飞跃”的思想。可以说,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是对农民实践经验总结和深化的成果,是我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百折不挠、勇于探索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成果。

  三、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实践成果

  在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指导下,20年来,我国农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打破了僵化的农业管理体制,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把集体所有制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农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管理过于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这种承包责任制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经济,它没有否定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性质,而是做到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既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农业管理体制的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猛、全面发展。

  1.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不仅五谷丰登,而且六畜兴旺。粮食总量,改革前20年上了2个千亿斤台阶;改革后的20年,上了5个千亿斤台阶,1996年突破了1万亿斤大关。人均粮食占有量,改革前20年增长了不到10斤,改革后20年增长了200斤,近两年突破800斤。改革前20年,人均副产品产量大部分是零增长或负增长;改革后20年,人均猪牛羊肉产量增长近4倍,人均水产品和水果产量都增长了5倍以上。(25)

  2.农民生活显著改善

  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农村改革后20年增长了5倍。而改革前20年,平均每年只增加1元钱。农民有了钱,首先盖房子。住房最能直观地反映农民的生活状况。农村改革20年来各地农村先后几次掀起了大规模的建房高潮,草房换成砖瓦房,平房盖成楼房。20年里,平均每户农民新建住房4间。从农村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看,1997年电视机92.44台,洗衣机21.87台,电冰箱8.49台,摩托车10.89辆。这些耐用消费品,改革之前是零。(26)

  3.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在农村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农村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也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农民的整体素质包括科学文化水平、市场经济意识、民主法制观念有了明显提高,这对农村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列宁曾经指出:“在现代化农业经济的研究工作中,全部关键问题正在于这种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变。”(27)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农村商品生产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变化,农村商品生产发展速度之快,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据统计,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84年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创造农业产值近890元,比1980年提高34.8%,党中央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农村商品化的进程。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取消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产品,实行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国家计划会同收购的新政策。其余多数产品,逐步放开,自由交易。国家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的生产计划,同时减免农业税,把农业纳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促进传统农业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随着农产品产量的不断提高和数量的不断增加,我国农村商品不断丰富,城市的购买力和农村自身的购买力也相应提高,从而活跃了商品经济。同时也促进了一部分剩余劳动力逐渐向乡镇企业转移。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它不仅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更新农民观念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而且为推进我国农村工业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为城市改革提供了经验,并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道路。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一系列重大思想的提出,是与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密不可分的。正如《决定》所指出的,“这几年城市改革的试验充分表明,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验同样适用于城市。”随后城市企事业单位改革的实践,借鉴了农村承包制的改革与经验;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在充分发挥职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方面,在建立的承包制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方面,更是直接得益于农村改革的经验。

  (四)为开辟农民奔小康的富裕之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我国国情和党的任务以及人民的愿望出发,邓小平提出在本世界末只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同世界相比水平还不高的现代化。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这些特点。同年,又进一步指出,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接着,邓小平在年底回答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的提问时,正式提出了“翻两番”和“小康社会”的构想。这一战略构想作为全党共识在党的十二大上被确定下来,并进一步具体化。即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大国来说,应把加强农业放在经济的首位。农民过上小康生活,在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农村实现小康,就是使广大农民温饱有余,生活资料更加丰富,居住环境有一定改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目前,各地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承受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扎扎实实地推进农村小康建设。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指导了我国农村的改革和农民的实践,使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并且指引农民走上了小康富裕之路。

  (五)开辟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农村改革已经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废除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制度及其高度集中管理的农业经营体制,在农村普遍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这一新体制实行2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对于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农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必要性,人们已经形成共识。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决定的,也是农业生产的规律决定的。

  另一方面,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与实现农业现代化并不矛盾,家庭承包经营是我国农业逐步现代化的现实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非但不可能走向现代化,反而会否定双层经营这个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走回“一大二公”的老路上去。因此,家庭承包经营必须长期保持稳定。这是对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坚持。就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农村而言,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随着生产的发展,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小生产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可以改变的,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将必然被家庭经营的农户所接受。近些年来,农民对于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的呼声,已经真切地反映出了农民对于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向往。从为市场生产,到利用社会化的分工协作使自己的生产逐步走向专业化,已成为农业家庭经营逐步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农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改变的并不是家庭经营这种形式,而是家庭经营运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条件。建设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就是在改善农业家庭经营运行的环境和条件。有了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产业化经营作支撑和依托,家庭经营完全可以解决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和走向市场的问题,并由此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随着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加强,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一些地区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已经初现端倪。因此,我们完全相信,在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指引下,按照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国农业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必将实现现代化。

  (李德志  天津农学院学生处副处长)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32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

  ④参见《农民日报》,1995年11月14日《农村发展和“两个飞跃”》。

  ⑤《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0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138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6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9页,第192页。

  (13)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32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6页。

  (1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7页,第705页。

  (2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8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25)参见改革开放20年活页文选④《伟大的历史性变革——农村改革20年的回顾与展望》

  (26)参见改革开放20年活页文选④《伟大的历史性变革——农村改革20年的回顾与展望》

  (27)《列宁全集》第20卷,第72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21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贡献

<标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贡献

<类型>=g3

<作者>=王同起

<姓名>=

<内容>=

  2000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党所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①这一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80年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建设的经验总结,也从根本上阐明了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的方向,对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的自身发展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它自诞生伊始,便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巨大的牺牲。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党的建设迄今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1921年~1949年,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解放人民,夺取政权,党的建设带有鲜明的武装斗争的特色。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有志之士为谋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都失败了。其重要原因是敌人势力十分强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种状况长期没有改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整个过程看,中国革命大部分时期是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进行的。

  在旧中国,反动阶级掌握政权和武装。广大人民享受不到丝毫民主权利,任何不满或反抗只能遭到更残暴的镇压。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自国民革命失败后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始终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特别注意加强了军队中党的各项建设。

  中国共产党以谋求全民族解放为目标,在政治上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相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部分派别结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注意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还逐渐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策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的开展。

  为加强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思想和组织建设。40年代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解决了在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革命政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的贡献。正是这场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很快赢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一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最后夺取政权。

  二、1949年~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一化三改,党的建设主要是推动社会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党的建设面l临新的调整与转折。新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起步,政治上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五种经济并存,个体私有制约占2/3,与马克思、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差距。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五大运动,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荡涤旧社会的污毒,使社会风貌焕然一新。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党又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将个体私有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植基于落后的生产力。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胜利以后,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借鉴苏联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阐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论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片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渐渐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三、1956年~1976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初步探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及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党的建设的重点是开展政治革命。

  1957年的整风反右带有明显的政治革命的烙印。不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修改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就为片面强调政治革命,扩大党内政治斗争提供了依据。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错误的批判,60年代提出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部分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广泛开展思想领域内的过火斗争等,使党内政治斗争不断扩大。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场严重的浩劫,也使党内政治斗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试图通过开展政治革命,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党的九大确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四人帮”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冤狱增多,民怨沸腾,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力水平下降。我国进一步加大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

  四、1976年~1997年,实行改革开放,逐渐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建设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为提高生产力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很快结束了徘徊前进的局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城市、教育、科技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与此同时,逐渐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划定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往。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初步形成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如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全面整党的决定,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风,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以后,邓小平赴南方视察。党的十四大完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号召全党经常加强自身建设,努力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五、1997年至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党的思想文化建设。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高瞻远瞩地提出跨世纪发展的宏伟战略。江泽民总书记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意气昂扬跨人新世纪,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十五大以后,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初步形成全面发展、奋发向上、廉洁自律、加强监督和惩治腐败的崭新气象。

  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实现跨世纪的发展?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及时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即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一思想是在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改革开放实际需要提出来的,从而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曾经历武装斗争、社会改造、政治革命、经济建设四个阶段,那么,“三个代表”在新世纪伊始就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不仅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要求全党在搞好经济的同时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使党的建设跃上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台阶。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根本宗旨看,必须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核心也是忠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忠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由党的自身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从阶级地位看,无产阶级是伴随近代资本主义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最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最大公无私等,由最先进的社会分子所组成,也是阶级社会中最后消失的阶级。这就决定了其一切活动必须以尽可能满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从组织成分看,其成员社会职业广泛,但均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中国共产党曾充分显示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特色,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洗刷了百年来华夏神州所蒙受的耻辱和深重的苦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是各行各业劳动者先进分子的麇集,能够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是封闭的职业性的政党,而是开放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所以具有非常广阔的社会代表性,也就必须并且能够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

  忠实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奋斗目标和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极其危难的时刻。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广大人民群众饱受战争荼毒和剥削压迫。各阶层的有志之士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前赴后继,英勇斗争但屡遭失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明确“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实行社会革命”,“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②以后,中国共产党以拯救中华民族为己任,积极团结各阶层的革命力量,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在长期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使无产阶级革命的阵营不断发展壮: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最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真正代表和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得到人民群众真心的支持与拥护,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三大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然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产生了失误。尽管党的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③,以后党的实际工作却偏离了这一正确的方向。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将战争年代发动群众斗争的经验简单地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果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曲折,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空前劫难。必须承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各项政策仍是以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但是,实践证明只有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目标和夙愿,没有正确和适宜的方法也不能有效地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忠实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是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的突出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使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跃上了新台阶。据统计,我国实行改革开放2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8%,大大快于改革开放前26年年均增长6.1 9/5的速度;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77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78年3624.1亿元的5.92倍。在综合国力由弱转强、稳步上升的形势下,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7年的2090.1元;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提高到1997年的5160.3元。参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标准,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指标,多数已经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有的甚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华夏神州贫穷落后的面貌:昔日荒芜的海滩上崛起了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高楼鳞次栉比,汽车往来如梭;昔日贫穷闭塞的内地也涌起现代化的春潮,日新月异地改变落后的面貌。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脸上流露出富足的微笑。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此可见,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是忠实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

  但是,仅靠发展生产力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是不完全的。这是因为受若干外力的影响,有时基于同一种生产力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如在比较发展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可以建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多种不同的国家和政体,体现不同阶级的权利和利益。即使在同一模式的社会形态中,由于人们的觉悟和认识不同,也会产生利益分配上的差异。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同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也是渐进的过程,并非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程度社会也立即跟进到同一形态。而产生这一偏差的主要原因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仍有相当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比较重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忽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造成一场空前的浩劫。其后,我们开始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却又在实际工作中忽视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形成了新的误区。当前,我国社会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随着生产力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之俱来的是腐败现象的产生和民众越来越多的抱怨。这说明,发展生产力不是满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惟一途径,与此相适应的还有社会文化素质等条件的改善和提高。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强调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代表先进文化发展趋向,目的是及时有效地调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中流砥柱作用。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看,“三个代表”的提出对加强新世纪党的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随着近代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与交往日趋频繁,任何国家与民族很难孤悬于国际范畴之外。于是,改革开放便成为民族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20世纪中国三代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具有改革开放的远见卓识,囿于时局和环境所限,只有邓小平大规模付诸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民经济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变。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呈现出不断深入和扩大的趋向。然而,在其深化过程中,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存在重重困难和阻力。所以,它的发展不是平稳的持续深入,而是在渐进的基础上,克服阻力,呈现出阶段性跳跃即轮进式深化的特征。

  所谓轮进式深化是指某一事物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不断深入的趋势,同时又可以按照内容程度的差异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而每一个新阶段的形成都是前一个阶段经过持续渐进发展后,集中克服重大阻力产生飞跃的结果。新阶段形成后,又进入新~轮渐进发展时期。这样,就出现了一波连接一波的轮进式的发展轨迹。同时,每一次轮进都将伴随产生新的内容,使其发展愈加深入。造成我国改革开放轮进式深入发展的原因,是生产力与文化力发展的不同特点决定的。在四元互动的社会运行结构中,生产力与文化力互相矛盾,也互相促进。生产力决定文化力,文化力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力落后于文化力时,文化力会拉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文化力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力也必将冲破文化力的束缚,使其产生新的文化力。两者之间生产力相对比较活跃,文化力则相对稳定。由于文化力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的特点,两者相互适应时,生产力会在文化力的作用下持续稳定发展。一旦互相不适应,或生产力改造文化力,或文化力急速拉动生产力,带动经济的迅速增长。于是,社会便出现轮进式的深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轮次的深入,每一次轮进都是起源于文化力的推动:

  第一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国改革开放发端于“文化大革命”之后。这场十年浩劫对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它不仅造成我国经济的严重损失与倒退,更具危害的是造成人民心灵上的创伤和文化上的扭曲。林彪和“四人帮”一伙大肆散布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批判“唯生产力论”,形成极“左”思潮对全国思想和文化界的统治。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形成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禁锢。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出“两个凡是”,造成我国社会发展徘徊前进的局面。尽管党的十一大曾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口号,搞所谓“洋跃进”,但是受“左”倾思想束缚,我国生产裹足不前,经济发展只是一句空话。

  在文化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邓小平率先向传统思想挑战,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逐步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二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深入。

  改革开放为我国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以农业改革为龙头,工业改革和城市、教育科技事业的改革相继展开。在对外开放方面,继设立深圳、厦门、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又开放沿海14个城市,并设立海南省,实行对外特殊政策。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初步展开,如建立干部退休制度,设立党的监察机构,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等,有力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到1990年底,我国“七五”计划胜利完成。同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74倍,工业总产值增长2.8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1.03倍,科技文教事业进一步发展,国防实力得到增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诸多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同时,人们头脑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我国鼓励多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又造成许多不规范经济行为产生,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为此.,我国自1989年底开始加强治理整顿。1992年春,邓小平赴南方视察,提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全国广泛开展了继续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概括,确定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多种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和坚持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原则,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我国改革开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次轮进是新世纪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发展。

  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腾飞时期。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7477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78年的5.92倍。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3251亿美元,在世界贸易的位次由32位上升到第10位。工农业产品增加,粮食突破1万亿斤大关。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指标,多数已经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有的甚至达到和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到2000年,城乡居民总体平均水平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的初期阶段。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如人们很难自觉地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极容易产生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倾向。尤其是某些领导干部,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利用职权损公肥私,贪污腐化,直至走上犯罪道路。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和广西自治区副主席成克杰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数额巨大,遭到严惩。震惊中外的厦门海关“远华事件”竟为谋求少数人的私利,使国家蒙受上百亿元的损失。据统计,仅2000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达42933件,捉出县处级以上“蛀虫”2749条,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6.7亿元人民币。尽管党和政府加强了打击的力度,但腐败现象仍时有发生。

  进入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如何遏止腐败现象滋生尤其是清除腐败产生的土壤,继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领导人民群众深化改革开放?面对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形势,江泽民总书记及时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强调在继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党的思想文化建设,使文化力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从而设计了深化改革开放的途径,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新世纪前进的方向。这一思想的提出,无疑会唤醒思想文化界新一轮解放的热潮,加快新时期党的各项建设,并由此推动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所以,“三个代表”的提出,绝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含义。对其内涵的深入研究,正是深刻理解这一思想丰富内涵的重要前提。

  (王同起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注释:

  ①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③“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人民手册》第55页,大公报社1957年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22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三个代表”思想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标题>=“三个代表”思想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类型>=g3

<作者>=王红

<姓名>=毛泽东,邓小平

<内容>=

  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三个代表”的论述,高屋建瓴,含义深刻,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指导面向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本文试从三个方面阐明“三个代表”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党建理论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历来主张,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建党的根本出发点。他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就十分精辟地阐述了党是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具”的思想。他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③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只是人民群众的“工具”、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的本质,阐明了党的领导活动的实质,是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而奋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以贯之、身体力行地将上述思想付诸实践。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人民群众:大胆试验,善于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他总是强调必须保证党的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他始终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以及人民群众拥护与否作为判断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政策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④“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⑤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是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⑥

  江泽民关于党必须始终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的论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一直十分关注在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党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的问题,并把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1989年6月20日,“六四”风波刚过,刚刚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就尖锐地指出,这次动乱中所以有那么多人被阴谋分子煽动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中存在着严重腐败现象。必须在近期办几件使党心民心为之振奋的事情。再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制定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使党风有根本好转。恢复和加强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同年12月,他在《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应当贯彻在党的活动的各个方面。我们在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制定和执行具体方针政策时,要始终不渝地体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意志与利益。”⑦

  1992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再次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他指出,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

  1996年6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他再次强调:“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危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由于卖官鬻爵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历史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针对这种情况,他强调必须“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并指出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⑧

  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明确强调“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要把反腐败斗争同纯洁党的组织结合起来,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⑨之后,在1998年12月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强调指出:“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在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则。”这里,他一方面重申了党必须忠实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一贯思想,同时又针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日益突出的新情况,强调党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衡量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的最高标准。

  2000年初,江泽民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讲到七个“抓紧”,其中第一个“抓紧”,就是“抓紧推进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他说:“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更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只有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党的建设才能更好地推进。”⑩在关于“三讲”教育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党要始终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二、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毛泽东、邓小平党建理论既有继承,更有创新和发展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国内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明确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社会经济生活进一步加速了市场化的进程;在市场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多元化的状况正在成为现实,各种社会利益矛盾日益显露并愈加突出。从国际上看,由于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严重曲折,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将长期存在;此外,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高科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知识经济”已初露端倪。

  国内国际形势的种种新情况、新变化,向我们党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江泽民关于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论述,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的。这一论述,阐明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并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力条件和文化条件。

  上述两个“代表”的论述,对毛泽东、邓小平的党建理论,既有继承,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关于党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1)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还强调:“我们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2)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党的建设理论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先进性体现的正确回答。但遗憾的是,这个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较长时期内被束之高阁,使党的政治路线长期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总结这一严重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把坚持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之后又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使党的建设从围绕“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至于共产党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的思想,实际上,毛泽东在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有关论述中就已包含了类似的思想。他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目的也在于要繁荣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中所阐述的精神文明建设“关键在党”的观点和必须加强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的思想,更是蕴涵着共产党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的思想。

  江泽民关于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论述,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回答了我们党应当怎样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体现自己’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以及如何保持并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条件。两个“始终代表”意味着:第一,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转变的形势下,党必须适时应对这样一种新情况、新变化,从理论武装、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的高度,进一步提高执政党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领导中国人民去努力探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道路。第二,在新的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中外文化相互激荡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适应这种新形势,持续不断地坚持和加强学习,既继承祖国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又大胆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使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上述两个代表的论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邓小平党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三、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对毛泽东、邓小平党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还体现在“三个代表”对面向新世纪的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

  根据“三个代表”的论述,面向新世纪的党的建设实际上是面临三个重大课题:一是党怎样才能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二是党怎样才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是党怎样才能始终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是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要真正解决好这三大重要课题,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弘扬党的十五大所倡导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联系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实际问题来作出回答:(1)从研究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着手,从分析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利益的变动和阶级、阶层关系的新变化着手,并联系思想政治领域的变化和文化生活的发展,来阐明党如何始终体现“三个代表”。(2)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生活和党员队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要深入剖析腐败现象产生和蔓延的根源,并通过制度创新来有效地防范和惩治腐败,从而找到使党始终体现“三个代表”的正确、有效的途径。(3)还应通过认真研究苏联共产党等外国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并科学总结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经验来阐明党如何始终体现“三个代表”。——可喜的是,在如何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形式上,目前我们党已开始找到了“三讲”教育这种比较成功的实践形式。我们相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党一定能够探索到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时代特点的加强党的建设、使党始终体现“三个代表”的有效途径。

  (王红  天津医科大学科技开发党总支)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1096页。

  ②同上,第1094~109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7~218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2页。

  ⑤同上,第83~84页。

  ⑥同上,第370~371页。

  ⑦《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804~805页。

  ⑧199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⑨1997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⑩转引自郑必坚《从理论,战略和党性高度把握我们的学习任务))2000年4月3日《学习时报》。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7、698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23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论“三个代表”关于党的先进性的新理念

<标题>=论“三个代表”关于党的先进性的新理念

<类型>=g3

<作者>=王贵权

<姓名>=

<内容>=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广东时,系统地表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他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①这一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为新世纪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和执政活动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基本取向。“三个代表”的思想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需要我们深入学习和理解,特别是它认识问题的思想方法、它所倡导的新的思想理念,尤其需要我们认真领悟和研究。这比理解具体的思想观点更具有普遍和长远的指导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本文试图对“三个代表”思想中蕴涵的关于党的先进性的新理念及其价值导向作一初步探讨。

  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中认识和定位党的先进性

  关于党的先进性的认识问题,历来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党的建设的方向,关系到建设一个怎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党。长期以来,我们一般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从阶级与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的视角来解释党的先进性。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党纲、党章,都明确规定了党的性质即党的阶级属性,认为这种阶级属性是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体现。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1997年党的“十五大”所通过的党章也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两者虽然相隔75年,且文字表述也有所不同,但是认识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一致的。关于党的先进性的上述认识,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我们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为事实依据,也反映了我们党成立以后的全部实践活动的本质,因此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在我国社会的自身面貌和外部环境都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跨人新世纪,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党面临着大量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亟待解决、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更加艰巨的情况下,仅仅从阶级性的角度认识党的先进性是否有局限性,能否完全适应党的建没的客观要求?这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现实地摆到了我们党的面前。“三个代表”的思想,以全新的理念,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角度,深刻回答了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首先,“三个代表”的思想,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以宽阔的历史视角,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更完整地解释和说明了党的先进性。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就是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将这一主题分为两步来做,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中国人民这个根本利益,顺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并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则谓之为先进,中国社会迫切地需要:这样的“先进”。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正是适应着这种社会需要而产生,并担负起这种“先进”的历史使命的。由此可以断定,我们党的先进性首先源于它的阶级性,因为它是中国最先进阶级的政党。但是从更本质、更深刻的意义上说,我们党的先进性更是源于它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即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适应了中国社会走向进步的客观需要和客观要求。而先进的阶级性是派生于这种合理性并以其为根据的,是与这种合理性相一致的。

  纵观我党80年的历史,无论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还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道路的艰难实践,还是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我们党的全部历史活动,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主题而展开的,即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国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走向富强、民主和文明,为中国人民谋利益、谋幸福。正是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②也正是因为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始终坚持了“三个代表”,才得以从小到大,不断成长、壮大和发展;才得以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成为执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并为广大人民所信赖和拥护;才得以领导中国社会不断走向进步。因此,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坚持“三个代表”在本质上就是正确地反映和顺应社会前进的规律与方向。能否坚持“三个代表”,就是衡量和判断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客观标准,更是跨世纪党的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

  其次,“三个代表”的思想,立足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和发展方向,突出了自身具体的时代内涵。应该看到,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党建理论中,包含着“三个代表”思想的丰富内容,这是有大量思想资料可以证明的。但这些资料中大多属于一般原则性的论述,而且也没有把三者并提并作出系统和完整表述的内容。江泽民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已有的极其丰富的党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将“三个代表”加以系统概括,更深刻更完整地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本质,特别是突出了它的时代内涵,为跨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具体方向。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党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担负的历史任务必然会发生变化。“三个代表”的具体内涵也必然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总的说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生产力获得解放;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打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的统治,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集中体现为上述两方面任务的完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通过不断改革,解放生产力,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保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道德体系,繁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时吸收和借鉴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而人民的根本利益,总的说来就是自己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能够得到不断的满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如果说“三个代表”在一般意义上揭示了党的先进性,那么“三个代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涵,则是党的先进性的具体内容和真实体现。离开了这种具体内容,党的先进性就失去了依据和基础,也就无所谓先进性了。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以高度的自觉、紧跟时代的进取精神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断从宏观和微观上去研究并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现实的“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党的建设的具体方向和内容,才能真正保持党的先进性,否则“三个代表”就会因为缺乏现实的具体内容,而失去它作为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的价值。

  坚持从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中认识和定位党的先进性,就是要求我们既要从党的历史经验中,明确党的先进性源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了“三个代表”,进而明确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法;又要从现实的角度。真正搞清楚“三个代表”的具体时代内涵,进而明确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具体方向和具体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始终保持先进性,永远得到人民的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在改革与创新中保持党的先进性

  既然党的先进性如何,决定于党能否在实践中真正成为“三个代表”,那么,就必须找到使党能够始终成为“三个代表”的正确途径和方法。对此,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把党的建设置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根据时代的要求,以“三个代表”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根本价值取向。他明确指出:“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党要解决好诸多复杂矛盾和困难,经受住新的考验和锻炼,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党才能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③也就是说,要通过以“三个代表”为取向的不断改革与创新,使党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始终保持先进性。事实上,党的建设本身就包括着党的改革与创新,党的改革与创新是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基本方法和题中应有之义。

  在当代中国,党的活动从理论上讲,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或方面,一是党的自身建设活动,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二是党的执政活动,包括决策活动(如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等),实施决策即按照一定的领导制度、法律程序和具体方式将决策付诸实践的活动,以及这些制度、程序和方式的合理调整与完善的活动,还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作用的发挥等。从实践上看,党的活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过程,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

  以“三个代表”作为党的活动的根本价值取向,首先要求我们党必须树立紧跟时代、锐意改革的思想理念,并用以指导党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对于一切违反和不能体现“三个代表”的东西,或者妨碍和不利于党成为“三个代表”的东西,统统都要改革,都要通过改革加以消除。不论是党的思想理论、组织、作风,还是党的决策、党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运行机制,都必须在改革中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放弃已经过时的。

  这种改革对于我们党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党长时间地经历过曲折,使党在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积累了许多不健康的东西,在党的领导制度、执政方式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陈旧、不合理、不科学的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党面临着大量的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担负着更加艰巨的历史使命,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党出现多方面的不适应,甚至产生一些新的消极因素。如果不坚定、坚决、不断地进行改革,就无法革除这些消极因素和弊端,党就难以始终坚持“三个代表”,党的先进性就会逐步丧失。当然这种改革决不是要改变党的性质和宗旨,相反却是要使党的性质和宗旨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和坚持,使党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更好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是改革,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领导和推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包括党的改革。正是这些改革,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社会生产力,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摆脱了种种束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改革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成为我们党不断进步的直接动力。“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适应时代要求、锐意改革的思想理念,也必将把我国的改革事业引向深入。

  以“三个代表”作为党的活动的根本价值取向,尤其应当强调和突出改革基础上的科学创新。如果说改革是为了革除一切不符合和不利于实现“三个代表”的东西,那么科学创新就是改革合乎逻辑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是实现“三个代表”的最终体现。所谓党的活动中的科学创新,是指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党的活动内容及其活动方式的创新。例如思想观念的创新,组织制度、领导制度、领导方式的创新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不是为新而新,因而谓之为科学创新。创新是为了使党的活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更加台理、科学和富有成效,更加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加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只有坚持以“三个代表”为取向的创新,才能使党的整体素质(包括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决策水平、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素质等)不断提高,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领导核心的先锋作用和凝聚作用,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更加健康、顺利和快速地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制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稳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社会各个领域中出现的许许多多新的科学观念、科学实践,都是我们党在改革探索中领导的成功创新、科学创新。它们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都是以“三个代表”为根本价值取向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创新,才使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始终很好地坚持了“三个代表”,才使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当代世界和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和迅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知识的快速更新,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迅速发展。在这个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作为中国的执政党,要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自觉,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脉搏,走在时代前列。这就要求我们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具有强烈的改革创新意识和科学创新能力,否则就无法真正成为“三个代表”,党的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了。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认识。江泽民同志强调党要“始终成为”“三个代表”,正是倡导了这样一种改革与创新或通过改革与创新实现“三个代表”的思想理念。

  三、面向世界锻造党的先进性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国际环境问题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二是“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⑤。这些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即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的世界的条件下,我们在思考和解决国内问题时,必须考虑世界的情况及其变化,必须将国情和“世情”同时作为我们决策的基本依据。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党的建设也应该从中国和世界的范围来加以认识,党的先进性不仅应在中国而且应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体现。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所倡导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要把党的先进性与当代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联系起来加以认识,面向世界来建设党。因为无论是“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乃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当代世界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这种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因此,要做到“三个代表”,就必须在立足中国的同时,认真考察和切实把握这种联系,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胸怀和气魄。

  面向世界搞好党的建设,首先要求我们党要以博大的胸怀和科学的精神,最广泛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用最先进的思想把自己丰富和充实起来,不断发展自己的指导思想,使我们党能够始终把握时代的脉搏,坚持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采用最先进最合理的科学方法,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还很短,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还比较落后,作为执政党,我们党在领导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经验,特别是我们党面临着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面对着大量的、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他们许多成功和成熟的经验,对于我们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⑥他认为,在当今以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和科技实力为焦点的世界竞争中,我们只有把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我国的经济和文化,才能比较迅速地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可见,能否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已经成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成为“三个代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面向世界搞好党的建设,还要求我们党在世界范围的激烈竞争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能够对各种严峻的挑战作出正确有力的回应,采取正确的对策,不断战胜各种风险,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巨轮在世界的大风大浪中始终保持正确航向,并最终到达理想的彼岸。事实上,当今世界给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影响一直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积极的,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多极化的趋势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消极的,如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冲击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消极影响的存在将会是长期的,它会不会使我们的改革变成“改向”?这方面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是深刻的,对于我们党也是极其严峻的考验。能否经得起考验并交出圆满的答卷,任务是极其艰巨的,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它要求我们党必须更加成熟,学会趋利避害。既要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中国的发展,又要应对挑战,战胜各种风险,坚持而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了“三个代表”,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

  面向世界搞好党的建设,还要求我们党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不仅要正确地研究中国的国情及其变化,而且还要正确地研究世界的情况及其变化,并以这种研究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依据它去分清什么是先进文明成果,是社会主义所需要和允许的,是我们应该吸收的,什么是非文明的和背离社会主义或为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是我们应该予以抵制的;依据它去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去选择合理有效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更加富有成效。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国际形势已经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国内改革和建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我们肩负的任务光荣而艰巨,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是多方面的。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战胜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和困难,必须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适应新的情况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样,我们才能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保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⑦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党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执政党。

  (王贵权  天津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讲师)

  注释:

  ①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2月26日第l版。

  ②同上。

  ③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5月15日第1版。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同上。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同上。

  ⑦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5月15日第1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24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建设

<标题>=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建设

<类型>=g3

<作者>=杨劲松

<姓名>=

<内容>=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奋斗历史,就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自我完善的历史。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既是对我们党8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又立足于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潮流,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深刻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加强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建设,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必须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和核心性根本性问题。

  世界观是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建设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形势对世界观建设的挑战。从历史上看,苏联与东欧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曾一度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显示了勃勃的生机。然而,“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受到了削弱。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在苏联东欧得手以后,就自然转向了中国。“西化”、“分化”的图谋除了在人权、民族、宗教等方面进行挑拨、干涉之外,更多的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渗透,以及通过政治信念的瓦解、价值观念的转变,从内部不攻自破。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形势对无产阶级世界观核心层面的冲击是相当严峻的。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前途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产生困惑、怀疑甚至动摇;有的淡漠政治,缺乏起码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是非不清。“法轮功”现象很值得深思,一个邪教组织凭着一套歪理邪说,大肆宣扬唯心主义和有神论,大搞封建迷信,居然能迷惑那么多人上当受骗,包括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也深陷其中,这不能不说明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出现了信仰危机。

  (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世界观建设的挑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带全局性的举措,它涉及到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影响极其深刻。首先,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难度加大了。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搞计划经济,一下子转到市场经济上来,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很多规律需要探索。比如,经济体制的转轨必然伴随价值模式的转变。一般来说,计划经济更看重公平,市场经济更看重效率。社会的价值取向就要由追求公平为主转向追求效率为主。这就不可避免地以丧失一定程度的公平去换取较高的效率。又如在社会转型时期,摒弃落后的价值观念,确立新的价值观念,往往容易出现矫枉过正带来的是非不清;批判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又出现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批判个人崇拜的封建主义,又出现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批判生活上的禁欲主义,又出现生活上的享乐主义;批判不食人间烟火的空想主义,又出现惟利是图的拜金主义。与此相关联的是,怎样认识和把握等价交换与无私奉献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等等。这些状况都对世界观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潮流对世界观建设的挑战。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人类对物质及其结构的认识,已经从微观进入超微观;对时空的认识,已经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走向现代时空观;对生命现象的认识,已经从细胞结构进入分子、原子层次。基础理论用于改造自然出现了信息、生物、新材料和能源等许多新技术,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时期已经到来。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都存在着不适应。特别是网络技术和网络文化的发展,日益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理念。网络宣传作为第四大媒体,大大突破了党和政府对以往报刊、广播、电视的控制范围,扩大了受众吸收信息的自主权,任何一个用户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得第一手材料,发表议论。不同国籍、不同地域、不同意识形态以及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在网上的交流会呈现相当的复杂性。这就给舆论导向的调控带来了很大难度,是对正面宣传教育和世界观建设的冲击和挑战。

  二

  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①的重要思想,是对党建目标的创新,是对党性原则实现形式的创新,是对党建实现途径的创新,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世界观建设,根本的问题是按照党的性质、纲领、指导思想和宗旨的要求,保持党的先进性,是世界观建设的核心。

  (一)坚持党的先进性,就要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目前,在理论界、学术界有两种思潮:一是宣扬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学说、学派,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以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二是宣扬现在中国所有制结构多元化,指导思想也应是多元化,实质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两种思潮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特别是在青年中产生了消极影响,干扰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在这一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应从世界观的高度,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

  马克思主义是“学说”、“学派”,但不是一般的“学说”、“学派”,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获得解放、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除了马克思主义,普天之下还没有哪一种学说、学派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解决救亡图强这一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会过时,永葆其生机活力,因为它不是教条,而是发展的学说,它的生命力在于其基本原理与新的发展中的实践相结合,不断实现其具体化并在各方面获得展开。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在各种各样曲折复杂的探索中赢得了在中国的指导地位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是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始终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的根本指导思想。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势必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这是绝不允许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选择。对此..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做过精辟阐述。他指出,自从鸦片战争失败起,以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即所谓新学,以为只有它才能救中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理论基础,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历史雄辩地证明,我们取得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要求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向西方资产阶级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是没有出路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工人阶级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理所当然地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早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就说过:“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②。现在虽然历史条件和政治任务不同了,但是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没有变,党仍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如何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一个及其严峻的历史性考验。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是经受住这一考验的关键所在。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国家才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如果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途就会被葬送。

  (二)坚持党的先进性,就要坚持党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由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们的理想信念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现在很多问题的产生,都与在理想信念上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有关。所以在“三讲”教育中,把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作为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宏观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历史观。它为人们提供了正确的宏观意义上的理想信念,指出了实现真善美的具体历史统一的途径,激励和指导人们去追求和创造理想世界,是科学理想的价值观,也正确揭示了个人与集体、社会以至人类的复杂互动关系,论证了人生的价值、意义和理想的实现途径,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人生理想和崇高境界,是科学合理的人生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所在,就是要培养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建构崇高的人生理想,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找准自己在世界发展中的位置和应发挥的作用,从而更加有效地支配自己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更好地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去认识自我和发展自我。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最终的奋斗目标,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党的性质和宗旨也决定了我们党始终把人类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认识和集中体现,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信念能够达到如此崇高的境界。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③邓小平同志还多次指出,没有理想信念,就没有共同的奋斗目标,人民就没有凝聚力、向心力,就是一盘散沙,我们的事业就不会取得胜利。我们党正是由于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共产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党旗帜鲜明地表明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每个共产党员入党时,正是坚信共产主义事业的正义性和必然性,志愿献身这一壮丽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现阶段就要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和决心。

  理想信念作为人们世界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最基本的思想觉悟,是共产党人不可战胜的精神支柱和取之不尽的源泉。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要自觉地坚定理想信念,必须要加强学习,我们的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一名共产党员是否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和他的理论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就不会有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是领导干部素质的灵魂。理论素质不高就不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政治方向,理想信念就会动摇。而理论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学习。作为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认识形势和发展趋势,把理想信念牢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成为我们『强大的精神支柱。

  (三)坚持党的先进性,就要与时俱进,坚持工作创新。党的先进性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具有新的内容、要求和新的特征的,共产党员要适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立足于工作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一个部门、每一项工作永葆生机的源泉。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部门,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就要以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从内容上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实际,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理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理论武装工作的重要内容,坚持把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不断提高理论武装工作的水平。要有力地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师生员工关心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同各种错误观点进行积极的斗争,帮助师生员工树立和坚定正确的思想理论认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基本原理,紧密结合师生员工思想认识和工作生活中的新问题,突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当前,特别需要从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取得科学认识和作出正确回答的重大问题,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这“四个大问题”,概括地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干部和群众思想认识的基本的问题。要紧紧围绕这些重大问题,深入基层,深人群众,调查研究,从国际国内、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深刻分析新形势下对师生员工的思想活动发生作用的客观环境及其基本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人们搞清楚现象和本质、主流和支流、局部和全局、现实和未来的辩证关系,解决好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问题。要紧密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努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为落脚点,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提高广大师生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

  其二,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从形式上要紧密结合高等学校师生员工的思想实际,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手段和机制,力求做到生动活泼、喜闻乐见,寓教于文,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和感召力。要增强阵地意识,扩大阵地范围。研究新形势下阵地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探索新办法,努力形成新闻舆论阵地、文化文艺阵地、基层教育阵地在内的覆盖高校各层面的思想政治工作阵地网络。互联网已成为重要的思想舆论阵地和国际舆论斗争的新领域,要切实加强网上的宣传和管理工作,把握宣传舆论导向。一切宣传思想文化阵地,都应成为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的阵地,决不能给错误东西以及危害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提供传播渠道。

  其三,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关键是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6月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必须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专兼职相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当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一是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灵魂。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更谈不上创新。只有“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④,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创新。二是努力掌握广博的知识,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基石。创新思维的形成,创新思路的确定,只能构筑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之上。有了广博的知识,视野才更开阔,思想才更活跃,才更有利于创新。三是要具备一种不畏艰难、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创新是破旧立新的过程,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思想上患得患失,习惯于按老办法办事,这样的状态不能创新。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这就要求我们保持一种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创新要有高尚的思想境界,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状态和扎实深入、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高标准、严要求、重实效,不断把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杨劲松  天津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副教授)

  注释:

  ①2000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109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页。

  ④党的十五大报告。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25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当代中国政治的主题

<标题>=“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当代中国政治的主题

<类型>=g3

<作者>=朱光磊,杜鸿林

<姓名>=

<内容>=

  江泽民同志关于党和政府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是对1995年“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等论述的进一步概括。它不仅推动了从政治的高度思考和处理实际工作问题,也为在总结国内外政治实践最新发展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地研究和阐发当代中国政治主题开辟了新的视角。

  改革之前,由于政治学研究中断达30年之久和受各种错误思想的长期干扰,人们对于政治概念、当代中国政治的主题等研究得很不充分,在实践上更是存在着重大的偏差。改革开放的推动,已经使我们基本具备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的社会条件,有关学术工作也确有一定的进展,但总体上看依然难以较好地回应实践所提出的种种尖锐问题。在改革进入整体推进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入关键阶段的情况下,集中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主题等问题,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内国际政治实践的发展和变化,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基点上更加全面地思考政治概念和当代中国政治的特定主题。

  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一切成就和人们在思想文化观念,乃至整个社会心理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与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已经义无反顾地转移到了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指导思想的“传统政治”及其种种“左”的做法,已经失去了历史合理性和群众基础。

  但是,在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相应出现了一些需要回答或解决的问题,比如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条件下,为什么还要强调“讲政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所“讲”的“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此外,权钱交易、干部脱离群众、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也都需要从政治的高度作出回答。同时,国际局势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国家之间、国家集团之间意识形态争端的突出地位相对下降,有些人认为“冷战”的格局已开始为“全球化”的主题所代替。但事实是,美苏对抗的结束,并不等于从此天下太平,不仅意识形态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国家之间、种族之间、某些区域之间日益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利益矛盾,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

  面对着这些变化,邓小平同志及时进行了总结。他敏锐地指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即使是历史上的中苏之争,虽然有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分歧的因素,但“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当时“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他在这里所一再强调的“具体情况”、“实质问题”,实际上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的、持久起作用的因素,即国家间的利益关系。

  相比之下,国内多年所使用的政治概念明显单薄。虽然多年来甚至把道德教育等都当作广义上的政治,但除了被简单化了的“阶级斗争”以外,许多必要的政治要素却被忽略了,或是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强行作了解释,“政治”一度成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代名词。这一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认识,显然不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政治的含义,不利于科学地解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不利于把握大局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不利于辩证地考察人口、民族、地理环境、文化、宗教等因素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也影响了政治学在中国的声誉。

  阶级分析方法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有着原则的区别。如果把政治仅仅等同于简单化了的阶级斗争,难免会造成经济、政治工作和社会心理的紊乱,甚至难免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中心工作,那么政治也就自然而然是“次要问题”了;或者反过来,如果强调“讲政治”,似乎就又是要准备搞“政治挂帅”。这些疑问的出现,反映了相关理论的不全面、不成熟和历史局限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实际上早已突破了传统政治理论的局限性。中央在强调政治的总题目下,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其他重要方面的利益关系,强调了反对“台独”和警惕“西化”、“分化”图谋。这些工作已经突破了传统政治观的局限,为理论研究的进展奠定了必要的实践基础。

  近来,一些同志分别从工作的角度,强调了“讲政治”或“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内容,比如“密切联系群众就是最大的政治”,“反腐败就是最大的政治”等。这些工作性的提法,都是在实践上所作的积极探索。然而,政治的一般理论内涵和一个时期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切实加强、改善政治工作和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也还需要从基本理论的角度,来规范地思考现代政治概念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的主题。

  二、阶级斗争是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但不等同于政治的全部内容;政治的实质,是处理社会利益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政治观点,并不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为了引导我们从最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思考和处理一切社会问题。

  多年来,我国多数教科书在界说政治概念时,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尽可能注意到了政治内容的多样性,但在论及政治的实质时一般都沿用“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提法,甚至还可以见到“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提法。这一似乎是有经典依据的说法,不仅在理论上人为地缩小了政治的实际范围,而且造成了实践上的一个基本困难,即不强调“讲政治”不行,而强调了“讲政治”,就总是有人担心又要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担心淡化了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必须解开的一个疙瘩,否则就不能全面地解释现代政治生活,特别是我国政治实践中的许多重要问题。

  “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一个正确、重要的提法,它阐明了政治应当包含的一个最根本的社会关系,科学性显而易见,但如果把这一提法看作是政治的不可逾越的范围,那政治概念与政治实践相比就过于狭小了,也并非是列宁的本意。列宁曾在比阶级斗争更广泛的含义上多次使用过政治概念:什么是政治?1、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本阶级的群众。2、无产阶级对农民。3、无产阶级(和农民)对资产阶级。①“政治是各个民族、各个阶级之间等等的关系。”②至于他所讲过的政治就是管理国家等提法,就更为学术界所熟知了。对列宁的这些提法显然要作全面的理解。当强调一个人的某一个正确提法时,却忽视了他的其他若干正确提法,这在学术上是讲不过去的。

  我们在考虑作为政治问题的阶级问题时,有意识地把视野从“阶级斗争”扩展为“阶级关系”,是正确把握政治概念的必要前提。应当说,阶级关系作为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既包括阶级斗争,也包括阶级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同盟、合作的关系,还包括阶级内部的各种关系。对这些关系的处理,显然都属于政治的范围。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指出,即使在今天。阶级斗争仍然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也要指出,政治从来就不仅仅是指阶级斗争,甚至也不仅仅局限于阶级关系。

  我们在考虑作为政治问题的阶级关系问题时,有意识地把视野从“阶级关系”扩展为“利益关系”,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经济问题说到底是利益问题。有利益,就会形成包括阶级在内的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差别,从而形成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些利益关系中,我们经常论及的阶级关系居于特别突出的地位,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典型、最尖锐的利益关系。

  经济问题说到底是利益问题,但利益问题不都是经济问题;阶级关系的核心是利益关系,但不能简单地将利益关系等同于阶级关系。经济利益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但不是利益关系的全部。社会存在着多方面的利益关系。在国家和民族关系中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况,当一部分人被剥夺了使用本民族文字权利的时候和一国向他国进行文化渗透的时候,无不被认为是涉及到了至关重要的利益问题。

  同样,政治问题都是利益问题,但不能说利益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比如,当一些利益和利益关系本身是经济问题,或是单纯的民族、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时,它们当然与政治相联系,但还不是政治。只有当人民面对着一个利益关系问题,而不得不通过政权的手段来处理时,也即只有当在这些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时,利益和利益关系才是政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论强调,政治的最深刻的基础是经济,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掌握统治权是一定社会集团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最有效手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本质,应当被认为是利益关系,是一定社会集团(特别是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  政治就是一定的阶级、阶层、民族等社会集团和政党、利益团体等政治存在形式,运用政权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所进行的各种活动。

  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阶级和阶级关系的有关问题都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阶级分析方法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但从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看,除了阶级关系以外,阶层关系、民族关系、国家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国际关系等,作为社会利益关系,也都在政治中居于突出的地位,处理和研究这些利益关系的方式更是多种多样的。多年以来,我们对于阶级关系和国家关系以外的那些社会利益关系,强调和研究得不够.方法论建设也比较单一。今后,我们要开阔关于现代政治概念的思路,并加强对于政治学的全面研究,以适应全面现代化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

  三、当代中国政治的主题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目前,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改革正确处理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和其他重要的社会利益关系、反腐败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阶级斗争在现阶段仍然存在,随着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我国还将会产生一系列与阶级问题有关的新的社会现象。因此,不能对这些问题掉以轻心,不能排除在极特殊的条件下,还会出现某些反复。

  但是,在大部分时期,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毕竟不是政治存在的主要形式。在今天,强调讲政治,当然要注意研究与阶级关系密切相关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但不会也不可能是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经验和教训都在,社会对这个问题是有共识的,任何担心都不必要。

  那么,当代中国政治的主题是什么呢?这就是旗帜鲜明地代表和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江泽民同志指出,“因为我们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所以全党同志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为了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③。作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政治生活的主题,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要与一般政治概念的核心内容基本一致,二是它必须是对这个该历史时期的主要政治任务的集中概括。旗帜鲜明地代表和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点,恰恰既在“利益”范畴上与一般政治概念相衔接,又直接反映了目前中国的社会现实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深切要求。

  当然也需要指出,所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不是收入分配层次上的利益,不是一讲利益就是指长工资,提待遇。在现阶段,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这里所说的代表和维护,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讲,就是指通过合法、有效的政党政治途径、政权力量和政府行为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调整好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使人民群众过上日益富裕、安定、祥和而又充满活力的生活。

  在各族人民一心一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框架内,根据目前的具体情况,在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方面,必须特别重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正确处理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其他重要的社会利益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的多样化还将进一步发展。相应地,社会结构出现了“层化”趋势,各阶层在经济上的现实处境存在差异。我国现有的大多数阶层都属于劳动者范畴,但又都有它们的具体利益。不能沿用过去解决阶级关系问题的思路来处理这些关系,否则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从领导者和舆论界的角度来说,要在切实维护和优先考虑劳动者阶层利益的基点上,抓住各阶层都以现代化建设为其基本价值取向这一有利因素,引导各阶层以相互理解的态度来协调彼此的关系;以政权的力量为依托,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各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等的收入关系;对于阶层之间难以避免的某些消极性的矛盾或问题,比如劳资冲突、基层贿选、权钱交易等,要采取制度制约和个案处理的方法,既不手软,也不搞扩大化,重点放在提高控制能力上。

  (2)通过制度建设制止腐败。任何腐败现象,归根到底都是以损害公共利益来满足个人私利为特征的,实质上都是在伤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伤害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解决反腐败的问题,必须依靠制度的创新,而不能采用运动的方式。以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利于反腐败本身,最终也不利于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3)制止敌对分子破坏国家存在和社会秩序的活动。现在,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社会运行机制转轨,社会流动速度加快,社会生活进入低稳定状态的机会,放肆地进行刑事犯罪活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个别剥削阶级分子提出返还“土改”时剥夺的财产;极少数人丧失民族立场,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从事有损国家利益的活动等等。对此,必须运用强制性手段予以严厉的制止。

  (4)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这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可靠的保障。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入wTO,调整国内的经济秩序,都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进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在许多方面与国际接轨的现代法律体系。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号召和强调,需要有好的政策,需要领导层的主动努力,但更根本的问题,是要通过体现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在人民群众争取自己的应有权益和先进政党、人民政府的治理活动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平衡机制。

  在现阶段国内经济、政治生活中,各阶级阶层之间客观存在着利益冲突,但要肯定他们之间共同利益的一面是主要的,这就是集中精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党和政府的努力调节下,各阶级阶层都在改革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惠,同时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相对于它们之间的利益差别,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这种共同利益,必须给予足够的肯定;对于利益差别,要积极寻求调整的对策,而不要加以渲染。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一个处在上升时期,能够代表该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党,是该社会的领导力量,而一个先进的领导力量在政治上的成熟,总是要表现为它有一种充分的自信和力量,使自己的阶级任务和整个社会的需要相一致,使国家的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相一致,并赋予它完好的主权和法律形式,使自己对多数社会成员的引导和鼓励,对敌对力量的控制,都以社会的名义进行。

  四、当代中国政治的主题在国家对外职能中的最基本体现,就是要旗帜鲜明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确保我国在国际利益关系格局中有一个合理的位置,并坚决反对外国干预我国统一大业的一切企图,在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分化”、“西化”,台独等活动猖獗的今天,中国政治的主题在国家对外职能方面的基本体现,就是维护民族的独立、统一和主权、领土的完整这一根本民族利益,确保我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处于一个合理的位置。我们绝不会损人利己,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但也坚决地反对外国不平等对待我中华民族。

  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要主动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积极发展同一切愿意与我友好交往的政府、政党、机构和人士的关系,特别要注意以跨世纪的态度,广泛发展与外国青年一代的友好关系,发展与外国新闻界、学术界等的长期友好业务联系。同时,也要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少数试图遏制我国正常发展的西方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现在,有的国家,今天打这张牌,明天打那张牌,而有的民族败类出于一己私利也愿意为人所用。面对着这种复杂的形势,必须增强政治辨别力,提高警惕,加强斗争,以我们的政治对付他们的政治。

  人类确实存在共同利益,比如和平和发展,环保和贸易。不肯定这一点,是“左”倾情绪。但截至目前,就像国家的共同利益并不能取代各个阶级阶层的具体利益一样,人类的共同利益也不能取代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成为绝对普遍性的东西。看不到这一点,则是在政治上幼稚的表现。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警惕某些西方势力以“共同利益”和“全球意识”为招牌,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向第三世界输出文化的行为,是必要的。

  无数事实说明,那些讲起来共同利益最起劲的国家,往往是最自私地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引用了“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成语,是很恰当的。我们想少出一点头,多搞一点建设,甚至明确提出“不搞对抗”,但敌视中国的势力不愿意,我想“静”,他欲“动”。为此,只有予以必要而有效的应对。我国对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大尊重,就在于在任何时侯都会是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五、“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选择稳健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战略,是我国的国情和面临的外部条件所决定的。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即使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依然“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越是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情况下,“静”对于中国人民的意义就越大。我们的“静”,不符合某些西方势力的“利益”,所以它们就要来加以干扰。他们在“法轮功”问题上的作为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不能不加以格外的警惕。这是中国海内外一切负责任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都必须加以理智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

  稳定,自然包括稳定政权的含义,但更重要的是稳定完成国家建设远景规划,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这是最大的大局。今后继续在整体上深入推进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要的改革措施和应对各种重要事件的措施必须尽可能是稳健的。必须要“变”,改革本身就是“变”,但“变”是一个过程,各项主要的改革措施之间必须有连续性,改革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之所以把选择稳健的改革战略比作中国的一个最大利益,从内部因素的角度看,主要是由于底子薄,人口多,由于人口质量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巨大反差所形成的基础条件的脆弱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都仍然将是一个资源短缺,而普通劳动力的供给却近乎于无限的国家。一旦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大起大落,一旦政府控制模式出现断裂式的变化,社会生活就会出现许多难以估量的问题,首先是人民群众,特别是那些年龄偏大,已经或将要退出劳动岗位的中老年群众;那些文化和劳动技能相对偏低的群众,将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甚至将要承受难以弥补的损失。决策者和理论界在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苦衷。

  之所以把选择稳健的改革战略比作中国的一个最大利益,从外部因素看,主要是由于我国正在面临着某些势力“分化”、“西化”的既定压力。越是在发展较快的时期和关键时期,这种压力就会越大。所谓“中国威胁论”,说到底是“威胁中国论”,其实质是为了束缚中国的手脚。大量的迹象表明,某些西方势力对华的基本战略在“西化”中实现“分化”,最终达到拆散中国版图,削弱中华文明的目标。只要国内一有风吹草动,这种分裂国土,破坏经济安全和削弱综合国力的各种动作,就会明显加快节奏,某些分离主义势力就会趁机捣乱。民族统一,既是民族复兴的基本内容,又是建设强大国家的条件。所以,在稳定中图发展求强大,显然符合民族的长远和整体利益。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稳定地发展一百年、一千年而努力。

  六、从长远上看,逐步实现政治和经济的适当分开,符合国家、民族和党的建设的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政府职能的主动转换,将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又一个战略性转变

  政治和经济,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两个不同的领域。既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又必须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既要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必须做到政治和经济的适当分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并不等于一切政治、政府机构和所有人都要去直接从事具体的经济活动。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经济、科研体制等都是政治体制的附属物,经济发展服从于政治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整个改革工作虽说在总体上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趋向于政治和经济的分开,但是一时还不具备实现这种分开的条件,尤其是在企业等一时难以充当市场主体的条件下,还只能是由政府出面组织经济活动。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相对的合理性,在国际上也有先例。在理论上,不能对这一管理模式采取“过河拆桥”的非历史态度,应当对这段历史适时进行恰当的总结。

  在建设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切实转换问题必然要逐步提上日程。否则,增强企业活力、制止腐败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就解决不了。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活动与微观经济过于密切的关系,会使部分干部在经手项目、资金的过程中陷入腐败的旋涡,甚至形成“与民争利”。加入WTO以后,在法律细密程度、政府透明度、政府行为规范、司法审判标准的掌握等方面,更须作出相当的调整。

  “我们现在面临的和可能遇到的矛盾很多,而且往往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但归根到底,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调整完善生产关系,根据经济基础的发展自觉改革和调整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部分,这样做才能有利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不断向前迈进”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入轨,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以实现政治和经济适度分开的条件开始具备。在不断加强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前提下,政府应当有步骤地从一些微观经济领域退出来。多抓些财税,少谈些项目;多抓些社会保障,少上些“首长工程”,特别是地方政府要把更多的精力转向财政、市政和民政。这应当是今后一个时期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特征。在广义政府过程方面,与转变政府职能相一致,要在坚持“行政导向”的同时,注意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平衡。各级党委更应当从全局上来研究和协调一些重大的发展和政策问题,而不是陷入具体的经贸事务,逐步实现党政关系的规范化。这种战略性的转变,不但不会削弱经济建设,相反会加强执政党和整个政权驾驭政治生活、调节社会关系的能力。

  从微观经济领域和一切不适合政党、政权机关、军队等作为的领域退出来,是一个必然趋势,只是早一点,晚一点的问题。中央决定执法机关、军队和武装警察部队等不再经商办企业,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固然会影响某些执法机关、某些部门现实利益,但这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三个代表”的精神,也符合现代经济、政治生活发展的趋势。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⑤作为一个日益成熟、有着博大胸怀和伟大历史贡献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大多数成员应当能有这种政治上的自觉性。能否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历史进程,是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自觉性,对党能否真正摆脱毛泽东和黄炎培谈到的那个“政治兴衰周期率”的一个新的考验。可以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党和国家一定会通过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实质性的进展。21世纪的中国政治,也将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朱光磊  南开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杜鸿林  天津市委宣传部研究员)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41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列宁全集》第35卷,第262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③《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第6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同上,第2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26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忠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标题>=忠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类型>=g3

<作者>=何计波,田真

<姓名>=

<内容>=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诚代表,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立党之根本。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的利益不懈奋斗,不懈追求的历史,就是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历史。

  毛泽东同志早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①这段话,非常深刻地阐明了我们党的根本立场和行动准则。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力量和源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路线。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就是把人民的利益始终作为根本宗旨并付诸实践的历史。

  一、建党80年的历史是忠实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历史

  回顾建党80年的历史,尽管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的工作有所不同,为人民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党要忠实地代表人民利益的宗旨始终没有改变,并贯穿于党的一切活动中。在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求得人民的解放,民族的独立,甘冒枪林弹雨,不惜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为人民当家作主,为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不朽功勋,谱写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壮丽篇章。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战胜和克服各种困难,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的旧面貌,创造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确立了把党的中心任务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一起的工作方针,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利益不断奋斗的历史,就是一部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并努力实践的历史。尽管在新的历史时期,时代的变化加快了节奏,也出现了一些背离党的宗旨、贪图私利、损害人民利益的蛀虫,但他们终将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因为党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2000年以来,江泽民总书记多次论述“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从党的建设的角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作出的新的概括;是对党80年历史进程的新的总结;是站在时代高度,对“怎样建设党”提出的新的要求。“三个代表”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的纲领性论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这个纲领性论述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党只有切实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才能真正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真正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这个纲领性论述的灵魂和意志,即党要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要用先进文化提高自己,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做用先进文化推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建设者和促进者,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这个纲领性论述的核心和根本,也就是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我们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忠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始终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最高准则。从党的一大到十五大,我们党都旗帜鲜明地把忠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作为党的宗旨写在党章中,是我们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只有通过它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才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才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去建设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能否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并努力付诸实际行动,就成了检验一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标准。江泽民总书记在建党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指出:“我们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不管形势和任务发生怎样的变化,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永远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永远不能变。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时刻警惕不要犯脱离群众的错误。”“‘四个永远不能变”既是对实现党的根本宗旨的具体要求,也是告戒我们忠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首先,应该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即时刻摆正自己同人民群众的位置,时刻不忘自己仅是一名为群众办事的公仆,时刻不要脱离群众。在工作中我们提出的思路、制订的方案再好,也要通过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才能实现,要在实现的过程中得到群众支持和拥护。如果我们不了解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工作实践不能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就会严重影响事业的发展。其次,应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即要增强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观念。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到艰苦和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深入解决实际问题,就是这种观念的最好体现,也就是我们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只有这样,群众才会拥护你,才会与你共同促进事业的发展。再次,应具备和提高善于动员和组织群众一道工作的能力。即要看到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善于做群众的思想和组织工作,这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党员领导干部有没有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能力不仅是一种工作作风的问题,更是一种思想作风问题,只有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善于团结和鼓励群众为自己的利益、为改变现状而共同努力,才会形成事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最后,应增强关心群众疾苦、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感情,即为群众排忧解难,心里始终装着群众的冷暖,与群众同甘苦,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人手开展工作。党员领导干部心里能否装着群众是能否忠实代表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80年的辉煌历程,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真实写照,更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根本宗旨,一切想着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伟大实践。“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旗帜,将使我们党更加强大、更加坚定、更加成熟。只要我们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我们就始终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何计波  天津商学院党委副书记  高级政工师  田真  天津商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  副研究员)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995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

  ②江泽民《论党的建设))2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27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群众路线与中国革命的胜利

<标题>=群众路线与中国革命的胜利

<类型>=g3

<作者>=刘晓武,张玲

<姓名>=

<内容>=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前的漫长岁月里,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斗争环境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系统地运用到党的全部活动中,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而且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建立起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作风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之一,是党的极富特色的创造和最大的政治优势,也是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科学总结。党正是依靠这条路线,使自己的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终于战胜了长期压在人民头上的国内外敌人,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然而只有当人民群众内部出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时,才真正地开始了自觉地创造历史的新时期。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群众的向导,不仅为人民群众的斗争指明了方向,而且自觉充当群众斗争的先锋,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掌握了在各种环境下领导群众的艺术。所有这些,使得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伟大的号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前仆后继地奋斗了80年。然而,先后领导革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不具备科学的指导思想,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正确的革命纲领,指出正确的斗争方向,因而都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群英结党救中华,脱颖人来换彩霞”,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党成立后不久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指出,危害中国民族独立,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是国际帝国主义及其操纵下的封建军阀,并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规划:第一步是通过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实行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目标。第二步是通过工人和贫苦农民联合“组织苏维埃”,“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个两步走的规划也即是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它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代表了亿万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给他们指出了当前奋斗目标和长远奋斗目标。

  党是人民群众的向导,不仅在于它为群众指明了革命斗争方向,而且在于它自觉充当群众革命斗争的先锋。党在初创时期就明确宣告:“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①

  党是群众的领袖和先锋,但我们在群众中的党员能否成为群众的领袖和先锋,那完全不是依靠法律的规定或党的任命,而是取决于我们的党员能否了解群众,能否为群众利益而斗争,并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按照党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自己,认定自己是“劳动阶级的先驱”,“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勇敢地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使自己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和遵守纪律的模范,完成各项任务的模范。多少同志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出生人死,历尽艰辛;多少革命先烈面对敌人的屠刀,真理在胸,意志如钢,初衷不改,视死如归。据党的“七大”时一个初步统计,仅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76万人中,就有32万余名是共产党员。他们是民族的精英,社会的脊梁,世人的楷模,民众的先锋。

  二

  共产党员要做群众的领袖和先锋,除了在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以外,还应当学会做群众工作,善于以党的正确理论和主张去说服群众,争取群众,教育群众,掌握在各种环境下领导群众的艺术。毛泽东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②把党的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决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在人民群众中做大量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和教育工作。刘少奇指出:在一切群众中,通常总有比较积极的部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在最初时期,积极分子总是比较占少数,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人总是组成为广大的群众。我们要带领群众前进,把工作做好,就必须照顾多数,也就是必须照顾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否则先进部分就会孤立起来,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我们在群众中提出的行动口号及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都必须是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能够接受的,所谓启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主要地就是要去启发那些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有他们有了觉悟,有了热情,起来行动的时候,才能有群众运动③。刘少奇进一步指出:指导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仅用一般号召,是决定地不能成功的。因为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总是从亲自看到的、亲自体验到的事情上去理解问题,而不是从我们一般的宣传和口号上去理解问题的。我们必须在工作中突破一点,做出模范,让群众亲自看到、体验到,给群众以典型示范,才能鼓励群众特别是给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以理解问题的可能与方便,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在我们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④。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对内没有民主自由,受封建主义束缚。在这种环境中坚持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一直被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处于非法地位,不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那样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进行公开合法的革命活动。根据地经常处在白色政权的包围、封锁和进剿之下,党开展群众工作异常困难。党的组织和党员在白区坚持斗争,争取群众,遇到的困难就更为严重。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既严格区分,又在一定条件下联系起来的策略。做党的秘密工作的同志是极少数,他们一般不兼做公开工作,不直接指挥群众斗争;做公开工作的同志是大多数,他们一般不在党的秘密工作中担任工作,而以适当的方法参加合法机关、团体,以公开身份出现在广大群众中。做公开合法工作的同志,一般不发生横的互相间的联系,只同党指定的做秘密工作的个别同志在严格规定的条件下秘密接头,接受党的指示,并据以在公开活动中联系群众,开展不暴露共产党员面目的合法斗争。由于认真执行了这些正确的指示,白区的绝大多数党组织不但没有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而且逐步巩固和发展起来,广大党员也以多种形式同各界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从而积蓄和保存了革命力量,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这一切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和参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然而动员群众参加战争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要依靠许多具体的措施和方法,比如要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要尽力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等等。

  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敌强我弱。从革命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就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并经常遭到敌人的进攻。然而处于劣势的革命军队却一次次打破敌人的围攻,逐渐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打败了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战争的完全胜利。所以会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获得了千百万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当红军打破敌人的四次反革命“围剿”后,蒋介石决定在红色区域周围建筑碉堡,作为第五次“围剿”的新的军事策略。至1934年初,在江西建筑碉堡2900座。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的所谓“堡垒政策”指出:“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这果然是铜墙铁壁么?一点也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⑤江西苏区1933年红五月时,一次即动员63000人当了红军。据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提供的材料,长冈乡79%的青壮年男子外出当红军、做工作,上才溪88%的青壮年男子外出当红军、做工作,下才溪70%的青壮年男子外出当红军、做工作。人民群众把共产党和红军当作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和无上光荣的旗帜,把支援革命战争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把参加红军、保卫根据地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造成了使红军足以克服一切困难的基本条件,造成了国民党军队无法逾越的障碍。

  历史经验表明,少数敌人之所以能够压迫多数群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敌人的有组织和群众的无组织,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群众,正好便利于敌人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可以说反动派什么都不怕,就怕群众组织起来。我们党就是要把群众组织起来,但是在群众中做大量的组织工作是一件十分艰苦和复杂的事情。因为群众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的要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党如果要组织起最大多数的群众,就决不能采取一种形式,而必须采取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党领导的正规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外,还有地方的抗日游击队、人民自卫军,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的救国会,以及儿童团等。同时,社会上原来存在的团体也很多,有些是公开合法的,有些是半公开半合法的,有些则是完全秘密的。党要想接近和争取这些团体里的群众,就必须派遣自己的党员到这些群众团体中去,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其中开展艰苦、细致和耐心的工作。抗日时期,党正因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才使得敌寇的所谓“归服民心”策略无所逞其伎。日本特务机关整天窥视着我们,时时想找我们脱离群众的弱点,然而无论他们怎样费尽心机,也终于找不到我们的这种弱点。连敌寇华北派遣军军事最高顾问汤洋三千男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民众组织民间工作上.发扬了使人敬佩的手段”。

  要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与支援革命战争,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拥护我们。⑥抗日时期,即使解放区处于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之下,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党和政府用以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力量十分薄弱,党还是念念不忘在帮助人民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为此,共产党人不怕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帮助人民具体地解决这些问题,并确实取得了成效,从而为团结人民、支援战争、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亿万农民的要求,党适时地把抗日时期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策,在解放区广泛深入地开展土地改革。“灭敌原因分地遍,兴师只为解民愁”,解决了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成为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借以支持长期战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翻身农民为支援解放战争。积极储运粮食,缝制军鞋,搬运弹药,救护伤员,随军执行繁重的战勤任务,并踊跃参加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中分别有160万、154万、250万民工支援前线;三大战役中人民支援前线的粮食达9.5亿斤。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共同筑起人民大革命胜利的丰碑。

  (刘晓武  天津财经学院  教授  张玲  天津财经学院  政工师)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9~1320页。人民出版社,1 991年6月第二版。   ⑧《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

  ④《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皈。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1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28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中国共产党探索民主政治的历程

<标题>=中国共产党探索民主政治的历程

<类型>=g3

<作者>=刘晓武  张金钰

<姓名>=

<内容>=

  千百年来,民主一直是人们憧憬和追求的理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未出现过任何一种民主形式。自秦始皇建立起封建大帝国的二千余年间,实行的一直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只有君权,没有民权,不仅广大劳动人民毫无民主权利,就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无民主可言,民主政治的建设根本就谈不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之下,同样毫无民主可言。深受其苦的中国人民,一直把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争得民主作为自己的目标,并为此前仆后继,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对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进行了艰辛探索,走过了极不寻常的历程。

  一

  在阶级社会中,哪些阶级处于统治地位,哪些阶级处于被统治地位,这是决定一个国家政权性质的最本质的问题,也是决定民主是哪个阶级的民主的最根本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自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便开始用这一方法对自由、民主、博爱、人道这些口号,进行解释和说明。1925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指出,正因为广东根据地的统一使得人民有了一个革命的权力,人民才确实得到了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的自由;一班反革命余孽、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才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1926年初,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以及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作了深刻分析,提出通过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买办地主阶级,以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这表明他已经初步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理论基础。

  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完全剥夺了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权利。毛泽东及时向人民指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还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他不仅向人民提出了争取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斗争任务,而且以马克思主义的敏锐洞察力,透过眼前群众冷冷清清的现实,预见到沸热的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民主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因为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社会矛盾是真正向前发展了。通过分析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发展,揭示民主革命高潮到来的不可避免,激励广大人民踊跃投身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伟大民主运动的潮流,是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他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且深刻揭示出这条崭新的革命道路同民主传统、民主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毛泽东指出,一方面,经过民主政治影响的群众和经过民主政治训练的军队是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存在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在中国走先占农村后取城市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由中国“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的特殊国情决定的。这即是说,存在于局部地区的一定民主政治的影响造成了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存在的可能性;而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缺乏民主制度和人民没有合法斗争权利,使得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具有必要性。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有力地领导全国人民反独裁、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向国民党争取必要的政治经济权利外,还在相继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内及革命军队内部开展了极有意义的革命民主实践。其中,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的建立是最重要的内容,毛泽东对这一实践的指导和理论概括是他革命民主实践和理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红色政权建立之初,他就及时指出这种政权建设中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应当采用民主集中主义;第二,在工农民主政权中必须实行党政分开。在红色政权区域不断巩固和扩大的基础上,1931年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会上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人民立宪活动的产物,它很好地贯彻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工农联盟等基本原则。

  中国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过程中,以及完成这种转变之后,毛泽东对民主与抗战的关系,以及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对实现全民族抗战和保证抗战胜利的作用等问题,作了深刻的阐释。他认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须条件,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中国缺少的主要是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把独立和民主结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有了民主,我们一定胜利。抗日的民主政治表现为国家形态又该如何呢?毛泽东先是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需要,又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这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民主共和国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工农民主专政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更能保证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和彻底胜利。当然,无论是人民共和国,还是民主共和国,必须以工人农民为主体,他们的代表在共和国应占大多数。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种体现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具体的政权模式——“三三制”政权。这种以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为人员分配原则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权。党不仅强调在抗日政权的人员分配上要体现民主原则,而且提倡共产党员在执行三三制政策时要发扬民主作风,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抗战时期,毛泽东有关民主共和国的构成、性质、政权模式等国家形态的民主的思想,是他的抗日民主思想的主体内容。同时,他对民主传统、民主作风、民主精神等非国家形态的民主,也都有论述。他在1 945年7月回答黄炎培的提问时,自信已找到了跳出历代王朝几经更迭、“兴勃亡忽”恶性周期率的新路——民主。这里所说的“民主”,包括使人民大众参政议政,监督政府。只有人人都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都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对抗日民主的实践与理论进行认真总结之后作出的科学结论,对以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势力相勾结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日益富强的新中国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当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走完了“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的第一步以后,历史提到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新任务是:在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还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从而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各方面都得以实现。为此,党领导全国人民扎扎实实地投身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民主理论观点。这些实践和理论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经济文化很不发达,又缺乏民主传统,因此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还主要实行间接民主形式。这主要表现在: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代表制民主,与国家和社会民主进程密切相关的执政党内的民主,以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为基础的政治协商等。这些间接民主形式,是人民群众通过推举自己所信任的代表及其相应的组织机构,来行使对国家事务的决定权、管理权。党对这种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极为重视,开国之初即把普遍召开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一环,仅1949年8月至12月间,毛泽东亲自指示和敦促各地军管会与人民政府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文电就达19篇之多。被人民誉为“真民主”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相继召开,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以后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召开。这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一部真正反映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它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自己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个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应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毛泽东在概括这部宪法的特点时指出:这部宪法的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人民民主的原则贯穿在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现在就有社会主义。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我国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以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之间的政治联盟,决定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范围的极大的广泛性。毛泽东在论及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民主权利时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①

  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曾表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使人有讲话的机会。党的八大关于国内阶级关系与主要矛盾的分析,关于工作重点转移以及进一步发扬民主等决策,毛泽东是同意的。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对于党内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一个总题目,而解决这个总题目的总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他指出,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毛泽东列举《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述和在一届政协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说明过去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毛泽东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注意到随着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日渐突出的事实,把正确认识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强调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这对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

  毋庸讳言,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间较短,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再加上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误解,在晚年背离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轨道,形成了“大民主观”,并由此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当毛泽东以冷峻的目光审视现实时,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他将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过于扩大了,将文化艺术领域存在的某些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在他看来,有许多本应属于人民的权利丢失了,甚至认为,在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都混进了一批伺机夺取政权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对人民失去权利的夸大估计不仅表现在上层建筑领域,而且表现在经济基础领域。他在九届一中全会讲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时说:“我们这个基础不巩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他的结论是:“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这是一个经过较长时间酝酿的“左”的指导思想。1967年初起于上海,接着弥漫全国的夺权浪潮就是在这一错误思想指导下发动的。在这个夺权浪潮中,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党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都可以成为夺权对象。而“当权派”几乎就等于“走资派”。由于“走资派”内涵不清,外延扩大,在“全面夺权”的口号下,全国不知弄出多少个“走资派”来。阶级斗争扩大化便成为“大民主”的本质特征。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喧嚣一时的“大民主”的错误,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为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并从多方面展现了他丰富的社会主义民主观。

  邓小平从不孤立地谈论民主问题,而是娴熟地运用辩证法,从民主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联中揭示民主的本质及其特征。他指出:因为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这就使得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色,并为我们深刻理解和认识这些重要理论成果提供了指导线索。

  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邓小平着重论述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观点。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而经济上改革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个方面的积极性,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他甚至把能否“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看作是“检验党和国家各种制度好不好,完善不完善”的三条标准之一。

  那么,我们所需要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呢?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对于那些有意无意地忘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区别,忘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条件性和局限性,极力崇拜西方的“民主”、“自由”,把它当作宝贝搬到社会主义中国来的人们,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提出了严厉批评:我们实行的民主不是搬用西方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这就严格划清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

  关于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列宁曾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和根本的问题”。邓小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与专政相互关系的思想,总结了长期以来我们在建设民主政治方面的实践经验,尤其是总结了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宣扬“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使广大人民深受其害的惨痛教训,尖锐指出这种所谓的“全面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处。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相伴而生的“全面专政”只能使是非混淆、敌我颠倒。对专政实施范围的扩大,必然意味着民主实施范围的缩小。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实际生活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所以,在当前条件下,使用国家的镇压力量,打击和瓦解各种敌对分子、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等,以便维护社会安定,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是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的。邓小平在认识和处理民主与专政的相互关系时,一方面批判和否定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指导下践踏民主、“全面专政”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也批判和否定了以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因而“人民民主专政无对象”的错误观点。

  关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邓小平认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如果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个人也可以变质。因此,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邓小平是把执行民主集中制当作一个实践过程来认识的。事实上,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确实是一个实现民主权利的过程,民主是“多数决定”,集中是按多数人的意志集中,少数在行动上服从多数。受复杂多变的社会实际的影响,有时强调民主多一点,有时强调集中多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在一定条件下的侧重民主或侧重集中,其目的是以此调整民主和集中关系中出现的不正常情况,以利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民主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也是邓小平非常关注并有许多论述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健康发展,并多次批评了那种认为一强调民主就是“放”,一强调党的领导就是“收”,将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将“双百”方针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1979年初,他针对借口发扬民主而企图取消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尖锐指出:在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坚决纠正过去所犯错误的情况下,竟然有人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这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因为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林彪、“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闹出一场什么“革命”,大家很清楚。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民主,会闹出一场什么“民主”,难道不同样清楚吗?

  国有国法,党有党规。党规国法所规定的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人们的各种利益关系和行为规范在法律制度上的表现。坚持强调并积极推进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邓小平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健康发展所作出的一个突出贡献。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就是说,必须把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利和其他各项权利,通过国家的制度与法律加以确认并固定下来,使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相对的稳定性,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切实的保障。邓小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已经成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指导思想。

  (刘晓武  天津财经学院  教授  张金钰  天津财经学院  高级政工师)   注释:

  ①毛泽东《谈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谈话》。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29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浅谈8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标题>=浅谈8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类型>=g3

<作者>=栾惠琴

<姓名>=

<内容>=

  干部的选拔任用是我党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这个环节能否把握好,选拔出来的干部是否都是可用、可塑之才,直接关系到干部队伍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因而历来受到党中央的重视。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下了很大的:叻夫,从根本的制度建设抓起,将其作为干部队伍建设高起点、高素质的保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研究。1995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党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建设上完成了一个飞跃,基本趋向成熟。回顾建党80年来,选拔任用干部制度的发展过程,探索其形成的轨迹,对我们今后完善这项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选拔任用干部制度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才取得的,是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围剿中逐步巩固起来的。伴随着党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党选拔任用干部制度的形成经历了初创、初步发展、停顿倒退和快速发展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是初创时期。在这28年里,党从小到大,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初具规模。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加入共产党都是要冒杀头危险的,更何况当共产党的“官”!因此,是残酷的战争环境把那些坚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大无畏革命者大浪淘沙般地推到了领导岗位。这些人当干部就意味着带头吃苦、奉献,意味着冒险、牺牲。他们为共和国的诞生出生人死,冲锋陷阵,无畏无私地奉献了个人的一切。这样的人理所当然地站在了革命队伍的前面,成为领导群众打江山、闹革命的领导力量。艰苦的战争环境和党在当时的政治任务、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队伍状况决定了我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为适应这种特定环境的需要,只能以任命制为主,只是在很小范围内实行了选举制。这期间,表明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逐步形成有几个显著标志: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对党内选举了制度上的规定,提出党的支部书记应由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五大”通过的党章又进一步规定:党的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政治局常委由政治局委员选举产生。由于当时党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还不可能制定出比较完善的制度及产生科学的制度建设理论。虽然这时的制度建设还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但是毕竟已有了初步的有益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强调必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①党开始思考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建设问题。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制定并通过了包括干部选举工作要求在内的一系列工作规则、纪律要求,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和重要的包括干部任用在内的党务工作制度。此后,党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在这个时期里,虽然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我党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已初具规模,且这时的制度实践性比较强,干部能上能下。这些为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对党的建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阶段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前,为初步发展时期。建国后,党的主要精力放在保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与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上,放在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建设上,无暇更多地系统考虑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建设问题。从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以委任制为主的选拔任用干部制度作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而相应被确立下来,并随之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进程中不断被强化。受这一时期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和制约,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逐步形成了党管干部即党包管干部一切的状况,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以单一委任、统包统配、领导职务终身制为特征。这种制度尽管也发现和选拔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他们在各项事业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但也使我们长期以来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年轻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二是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难以避免。

  第三阶段  十年动乱期间,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发展出现了停顿和倒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扫荡了多年积累的干部工作制度,干部管理机构在一夜之间被撤销,各种管理制度被全盘否定,出现了个人专断和一言堂,甚至随意指定接班人的不正常现象,突击提干,“火箭”式提拔情况比比皆是。民主与法制被糟蹋殆尽,严肃的干部工作变成了儿戏。党的干部工作陷于混乱和瘫痪之中。这一时期选拔任用干部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制度可言。

  第四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干部工作制度化建设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拨乱反正的进程,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痛定思痛,开始了从根本制度建设上防止再次发生类似悲剧的思考,着手恢复和建立健全干部制度。选拔任用干部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问题逐渐摆上了重要日程,并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是我党选拔任用干部制度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大致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理论思考和认识统一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我党几十年形成的干部制度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思考和大胆的实践探索,逐步使全党在干部制度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他深刻分析了我国现行干部制度的弊端及伴随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发展所产生的各种不适应,尖锐地指出:“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持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②正是邓小平这一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鼓舞和推动我们解放思想,打破老框框,推进干部制度改革,破旧布新,为大力选拔和使用优秀年轻干部开拓了道路,由此带来了组织工作的新局面、新气象。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等群众参与的形式和方法,就是从那时开始实行的,从而有力地冲击了以往干部工作中某些神秘化和手工业方式。

  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改革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工作逐步全面展开。党的干部管理机构得到恢复和重建。为克服传统干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1980年前后,逐步改革了干部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了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劾和轮换等各项具体干部制度。党的十二大党章专列了“党的干部”一章,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明确提出了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人惟贤,反对任人惟亲,并且要求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规定了选拔干部的原则及对干部的教育和考核制度,规定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指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这对于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年富力强的干部队伍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党的十二大以后到1995年《条例》的颁布,选拔任用干部制度进入实质性改革阶段。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党开始对党的干部管理制度进行全面、系统、带有根本性的改革。党的十三大、十四大都把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机构改革和干部制度改革列入重要内容,提出要加快改革步伐。十四大更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继续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逐步形成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十四大以后,为了进一步规范选拔任用干部工作,1995年2月,我党在深刻总结长期以来用人方面的种种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的基础上,依据《党章》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新特点,制定并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无疑,这是一个事关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如何选人用人的重要文件,是党的干部路线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具体化,也是几十年来我们党培养、选拔、任用、管理干部工作的经验总结。《条例》的颁布提高了选拔任用干部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水平,标志着我党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上正在走向成熟。

  3.《条例》颁布以后的试行、完善阶段。《条例》颁布以后,扩大了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用人的不正之风,提高了选拔任用干部的制度化、科学化水平。党中央通过两次检查《条例》执行情况更进一步促进了《条例》的落实。各级党组织及干部管理部门,加快了干部队伍建设科学化的进程,在落实《条例》过程中,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产生了不少好的经验和做法,如建立干部推荐、考核责任制,实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加大选任制比例,实行公开竞争和考任相结合,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通过选拔任用、考核、奖惩等具体制度的实施,加强了配套制度建设,丰富和完善了《条例》的有关规定,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科学化、制度化的重要一步。

  但是在这项制度的贯彻执行过程中,目前还存在一些不够完善和执行不力的问题,在有些方面还缺少可操作性的规定。贯彻《条例》精神,严格依照《条例》来约束和规范选拔任用干部工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行。

  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

  首先,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问题上,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眼界,要善于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说资本主义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制度是落后的。”③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在选拔任用干部制度上与资本主义的最大差距就是没有形成一种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制度体系。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干部竞争上岗,但是,这种竞争还只是在一定范围,特别是在一些低职务或副职岗位上进行。对一把手位置的竞争还基本没有实行。我们应该在领导干部中积极倡导竞争思想,这种竞争思想应是以民主为基础、在法制和制度范围内、以机会均等为前提、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下进行的。因为建立竞争机制不仅仅是一种选拔干部的形式的改变,还是一场破除各种陈腐观念的深刻的思想变革,形成这种竞争环境需要思想教育,但更主要的还是要靠制度建设。现阶段,我国已经具备了实行竞争上岗的基本条件,为使优秀人才能尽快成长起:来,应当加快完善干部队伍的配套管理机制,量化干部考核标准,以真正实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优胜劣汰、能上能下的良性循环。

  其次,完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各个环节,以保证选拔任用工作能准确体现民主性。《条例》明确规定了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民主要求,但实际操作中,还是出现了干部选拔与多数群众意愿不一致的现象,出现这些现象,有执行制度的干部的素质问题,更主要的是制度本身还有不严谨的地方。假使《条例》中对民主程序的规定再具体明确一些,如,明确规定干部提拔之前,应征求群众意见的范围和人员比例,制定推荐选拔干部责任制等,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遏止抹不开情面或打人情分的现象出现。同时适当加大透明度,在一定范围内建立干部考察监督小组,请能代表不同方面的党内外人士参加,对干部的测评结果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公布,同时征求他们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出现领导与群众意见的不一致。

  第三,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干部标准的思想,真正把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出来。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需要而提出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曾多次提出过关于干部“四化”标准问题。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要看实绩,要以此为标准,评价干部的功过是非。”这是党中央对于人事管理工作提出的一条重要原则。邓小平也反复强调,“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④目前我国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中,干部职务的提升与利益、荣誉、权利联系得较多,而与责任、风险、惩罚却没有联系或联系很少,干部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会受到多方奖赏或提拔,而出了问题则很少追究个人应负什么责任,甚至于现实中往往还有一种怪现象,就是一个干部犯了错误,立即有很多人通过各种关系为其说情,找出种种理由为其开脱,结果又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而一些思想品质低劣的干部一地犯错误,换个地方照样作官,甚至有个别人在一次次这样的调动中不仅未受到任何处罚,反而步步高升。这样的干部严重败坏了党风,损害了党的形象。目前,我国干部选拔已采取了一些如推荐、考核、审查等一系列把好干部入门关的制度,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很多时候这种所谓的“把”门还只是形式上的“把”,有待于将其进一步具体化。同时,在掌握干部标准上,我们的政策应保持相对连续性,考虑干部队伍建设应有长期、客观的总体思路,包括应该统筹考虑方方面面的要求和需求,防止一个时期突出一个重点或一个侧面,更不能搞“一刀切”,刮“一阵风”,这样做容易提拔一批人,伤害更多的一批人,尤其是容易挫伤一大批任劳任怨干部的积极性,而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利影响。

  第四,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用人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当前在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仍是广大干部群众议论较多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为,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建立一种形式活泼、能上能下的干部管理机制。干部队伍只有进出顺畅,上下自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用人上的腐败现象。但建立这样一种机制不是某一个部门就能建立得了的,需要全党从上到下一致行动。首先必须打破传统观念,允许干部脱颖而出。中国历史上有“毛遂自荐”的千古美谈,但在千百年中国历史长河中,类似毛遂有美满结局的自荐者毕竟凤毛麟角,更多的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完善用人机制的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就是要破除这种传统的封建思想,为鼓励人才脱颖而出创造社会氛围,使人才能够出得来,立得住,树得牢。

  第五,处理好干部的选拔任用与管理等诸环节的关系。干部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对搞好干部队伍建设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在完善改进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进行全面综合治理。这要处理好几个关系:第一,选拔任用与教育。提拔干部的教育工作是干部教育的一项重要而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坚持党管干部的重要体现。当前在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比较注重了政治素质、理论水平、能力及专业方面的教育提高,这是应该的。但这还很不够。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新形势下,除了这些方面的内容外,还应突出做好两方面的教育工作:一是要加大对领导干部进行理想、信念和党的宗旨教育。我们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参与法轮功邪教组织活动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对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要进行纪律教育,除了进行党的组织原则、党规党纪、国法政纪教育,还务必要使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懂得正确对待和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增多一点他们的自我约束力量,减少一些违规事情的发生。第二,选拔任用与管理。当前我们的干部管理基本上还局限在干部的选拔任用框架内。进门难,管理松,进了门就进了保险箱,只要不犯大错误,不管在现岗上干好干坏,也只管放心地干下去。以至一些领导干部,甚至是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长期处于自我教育、自由发展、无人管理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领导干部自己自觉自愿地用党规党法来约束自己。然而这种约束意识一旦减弱或消失,问题将随之产生。近年来,屡屡被揭露出来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贪污腐化、违法违纪案件就是很好的例证。应在干部管理制度上破除表面化、形式化、程式化的陋习,应让干部清楚地看到,提拔起来以后不是仅仅赋予了他权利,还有为人民服务、自觉遵纪守法、接受组织管理的义务。要探索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真正做到教育到家、管理到位。第三,选拔任用与监督。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执政党,如果不为自己所代表、所联系的人民群众谋利益,甚至出现严重的脱离群众现象和消极腐败现象,而党自身又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会丧失执政地位,就会垮台。蒋介石当年离开大陆时,曾感慨地说,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是自身的腐败造成的。这个历史教训我党必须始终清醒地记取,并采取有效的制约措施,以免重蹈覆辙。选拔任用干部是一个牵涉到广大干部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也是最易出现腐败现象的问题,加强监督是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保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干部工作难度越来越大,要确保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不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要加强检查监督。这种检查监督有来自上级机关的,有来自党内外普通党员群众的,无论来自哪一面,监督的依据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坚决按《条例》的规定要求办,任何违反《条例》的言论和做法都必须彻底纠正。这个问题仅仅靠教育是不能解决的。必须在教育的同时,加大惩治的力度。反思多年来为什么我们在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屡禁不止,在有些地方甚至愈演愈烈,与缺少党内外监督,未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有关,同时也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惩治的不力、不坚决有关。对腐败者“人情味”过浓,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无情。因此,一定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要敢于动真格的。中组部在《条例》颁布以后曾两次派遣检查组赴全国一些省市、自治区进行专题检查。此举对《条例》的贯彻落实很有促进作用。监督是党正确实现领导作用的客观需要。实践充分证明,防止党的领导人滥用权力,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不能只靠个人的良好愿望,必须要靠建立健全的党内外监督机制。

  总之,我党的选拔任用干部制度经历了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过程,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初步走上了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在日益发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相信我们的党在干部队伍制度化建设上会加快改革步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栾惠琴  天津外国语学院党委组织部长兼院党校副校长  高级政工师)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4页。人民出版社。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邓小平人才人事理论学习纲要》第62页。

  ④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

<人物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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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GHDBSNWZK0030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标题>=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类型>=g3

<作者>=张弢

<姓名>=

<内容>=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站在千年交替、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着眼民族复兴,审视时代潮流,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新形势下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充分发挥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作用,保证党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要求。

  高校党建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院校既是研究、开发和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场所,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源泉,也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党的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在高校师生中有没有号召力和凝聚力,高校的改革和发展能不能顺利推进,能不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关键取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高校是否得到认真贯彻,取决于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取决于高校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是否不断加强。

  因此,认真深入地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结合实际工作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现实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就成为高校党务工作者责无旁贷的重要使命。

  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三个代表”的内在联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党不仅要代表先进生产力,而且要代表其发展要求;不仅要代表先进文化,而且要代表其前进方向;不仅要代表最广大人民,而且要代表其根本利益。其核心就是党的先进性。代表先进生产力,党的力量就有了物质来源;代表先进文化,党的力量就有了精神来源;代表最广大人民,党的力量就有了主体来源。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对党在新时期如何保持先进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就必然对党员如何保持先进性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对基层组织如何保持先进性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党是由3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6300多万名党员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如果没有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作为从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党务工作人员,不难由此而进一步生发出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只有使“三个代表”这个新的更高的要求具体化,才有可能将其真正落到实处。对此,江泽民总书记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已经为我们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他在广东和上海的考察中,两次提出学习实践“三个代表”的思想要始终注意“四个紧密结合”,即“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①来深入思考这个重大问题。实际上,这“四个紧密结合”是要求我们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贯彻中,要用更加宽广的眼界、更加科学的方法、更加务实的态度来进行观察和思考。以下就是我们据此而针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所进行的部分思考。

  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师生中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我们党的一个鲜明特点。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灵魂和基础。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加强思想建设是我们党提高自身凝聚力、战斗力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坚持拒腐防变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在高校,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思想极其活跃。当今世界、中国和高校发生的深刻变化所引发的各种观点交汇于高校,相互激荡、相互碰撞,致使高校党的思想建设面临从未有过的复杂形势、担负从未有过的繁重任务、从事从未有过的艰巨工作。因此,必须紧密结合高校实际,认真探索新形势下高校党的思想建设的规律和特点,把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校工作发展的基本态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辟新途径,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主动性、实效性上下功夫,把思想工作做得更加生动活泼、扎实有效。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也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根本保证。而党的思想建设的生命力在于贴近实际、不断创新。贴近实际,就是要贴近世界形势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贴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贴近学校改革、发展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实际,贴近师生员工尤其是广大党员工作、学习、生活和思想的实际,以便及时发现并有效解决最广大师生的深层次思想问题。不断创新,就是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适应新形势的更加有效的思路和办法。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创新必须是全方位的。首先要有正视现实、开拓创新的理论勇气,敢于和善于抓住广大师生密切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作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其次,必须在方式和途径上探索、创新,尝试多种更具时代特点、更有文化特色、更能针对不同群体接受心理的方法和手段,尤其注重运用高新技术成果为思想建设服务,使思想教育充满魅力与活力,从而增强党的基层组织思想建设的渗透力和感召力,并为组织和作风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持和保证。

  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关键和基础,高等院校是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基地和源头。扎扎实实作好高校党的基层组织思想建设是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当务之急。

  三、严格和完善党的组织建设,积极做好知识分子特别是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工作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发展第一生产力的主力军。我们党要真正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就必须源源不断地把优秀知识分子充实到自己的队伍中来。积极发展优秀教师特别是优秀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入党,不仅能激励他们在思想、政治、业务等方面全面进步,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中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且能扩大和加深党在广大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带动更多的青年学生向党组织靠拢,使党组织永葆生机和活力。因此,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必须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把更多的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发挥带头作用的优秀知识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最大限度地把青年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使高校党员队伍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

  特别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加大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的力度。青年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的关键时期,又恰是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的起步阶段。要在充分肯定他们健康向上、积极要求进步的政治热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引导教育,帮助他们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端正入党动机,按照江泽民同志的要求,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成为党和人民需要的优秀人才。

  二是积极主动地做好青年教师入党工作。既要认真慎重,严格按标准发展,又要充分考虑教师和科技工作者的职业习惯和个性特点,对他们要看主流、看本质。尤其是,每一个教师的情况不同,基层党组织可以发挥基层优势,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教育和引导,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和不足,鼓励他们在业务上冒尖的同时,在政治上不断成长进步,早日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

  三是切实改进组织发展程序,注重培养过程中的亲和力和感召力的发挥。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和改善组织生活的形式、丰富组织活动的内容、有效增强组织活动的作用和战斗力,具体考虑广大党员的工作方式和特点,把党的组织活动与科研、教学等业务工作有机结合,讲求实效,使党员的先进性体现于教学、科研的实践中。

  四是改进和加强离退休教职工中党员工作,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多方面关心他们的同时,积极引导老党员在关心下一代、协助作好青年教师和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与教学方法研究、教学督导以及科研工作等方面充分发挥他们的经验和年龄优势,帮助更多的老同志在“老有所学、老有所教”的基础上“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同时,尽快培养锻炼一大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甘于奉献的基层党务工作者,也是创造性地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组织保障。四、切实改进基层党组织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

  党的作风,是全党包括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体现着党的性质、宗旨,是党的世界观在党的行动中的客观表现和形象反映。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党的作风问题,也是党的形象问题。”我们党要完成新世纪的三大任务,要实现未来五到十年的战略目标,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作风。没有好的作风,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不能很好地实施,党的工作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就会受到影响。因为,党的形象是通过广大党员的行为和作风反映出来的。而学校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学校无小事,各项工作都要十分慎重,来不得半点官僚主义。有些事情本身看起来并不大,但如果处理不及时或宣传解释不够,也有可能小事变大事甚至引发事端。因此高校党组织应当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转变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尤其注意避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加强基层组织作风建设,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作风建设上的集中体现;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也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尺,是党的根本工作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弄清思想是非、加强党内团结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切实创造新方法、新机制、新途径,以充分保障“三个代表”要求的真正落实。

  总之,高校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必将也必须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切实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是新世纪高校党的建设的重要而紧迫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

  (张弢  天津大学讲师)

  注释:

  ①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31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选择述论

<标题>=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选择述论

<类型>=g3

<作者>=刘景泉,杜鸿林,李翔海,李旭炎,李朝阳

<姓名>=

<内容>=

  先进文化是一切优秀历史文化的荟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升华,是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和内推力。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能否选择先进文化,能否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着自身、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她必然要不懈地追求和选择顺应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反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先进文化。在人类迈人新世纪的时刻,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年来选择、坚持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历程,对于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加自觉地履行党在新世纪的崇高职责,具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的必然的文化选择

  鸦片战争后,面对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无数志士仁人纷纷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开始了艰难的文化选择。林则徐等近代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们,积极倡导“务实图强”、“师夷制夷”的经世致用之学,开了选择“新学”、“西学”的先河。这是一个认识渐进的艰难历程。其间,有的人试图借用上帝来救中国,有的人推出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有的人对中国文化采取了极端主义彻底否定的态度,要求全盘西化。与前者不同的是,康有为、孙中山等人试图“融中西文化于一炉”,主张建立一个既区别于封建主义,又不同于而且高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王国。从中西文化由隔阂到力图融合的角度讲,这自然有其合理成分。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的破产,变法维新的夭折,辛亥革命的流产,乃至五四时期各种主义和救国方案的无效,都有力地警示人们,对资产阶级文化和空想社会主义的选择是没有出路的。

  在五四运动前后纷繁的文化流派中,有许多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因新学、西学的破产,人们更急于向往这些社会主义学说,却又是雾里看花。当时,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都被当作社会主义来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其中一个不占上风的学派,人们在探索中进行研究、分析、比较、选择,希冀从中找到救国的真理和认识工具。“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以及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尽管这三次论战还存在局限,但通过这三次大论战,科学社会主义初步显示了强大的理论威力,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不少人是我党早期的活动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们在中国积极传播马列主义,使其逐渐在思想界居于主导地位。在此过程中,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开始形成。继李大钊、陈独秀之后,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以及老同盟会员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一大批人,都经过各自的努力,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不同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证明,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列主义指引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先进分子必然的文化选择和政治选择。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迅速成长。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迫切要求成立代表本阶级利益、组织和领导斗争的政党。在中国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干部条件皆已具备,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马克思主义根源于欧洲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践,从人类思想文化中汲取营养,特别是吸收了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伟大的根本变革。她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普遍的真理性,达到了理想和现实的高度统一。她超越了欧洲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特征,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用来观察自身社会、解决本阶级、本民族前途命运的工具和理论指南,从而“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①。当以改造旧中国、建设新社会为己任的先进中国人在西方各种“主义”的比较借鉴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时,感到耳目一新。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第一次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这一范例极大地震动和激励了中国人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一这就是结论。”②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彻底性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该理论的需要和满足程度。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马克思主义,正好适应了中国人民斗争的迫切需要。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不断斗争和艰苦探索的必然结果,并且构成了五四以后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区别于旧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标志之一。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应当完结了。”③

  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的必然的文化选择

  从文化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毕竟是西方文明土壤上产生出来的思想成果,其思维模式、理论样式都具有西方文化的特点,这些形式和特点与中国文化及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模式和特点是有差异的。因此,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始终面l临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的重大问题,也就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此方面,我们曾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同时也有着深刻的教训,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由于我们觉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实践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而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会把革命引向歧途。在惨痛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渴求选择到中国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融入了中国民族文化的生命和血脉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毛泽东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越来越为中国共产党人所认可,并最终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毛泽东思想是由其真理性决定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创立的毛泽东思想继承了马列主义的科学原理,发扬了她的科学精神,立足于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表现形式,同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相融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思想实现了新的理论创造,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没有的新结论、新观点。

  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觉选择了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这种文化是民族的,它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文化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尊严。它带有中华民族的特点,同时又注重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良内容。这种文化是科学的,它坚决反对一切封建思想、愚昧迷信和唯心主义,主张实事求是和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这种文化是大众的,它为广大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少数“文化人”的狭小圈子里,同时注重把文化的提高和普及结合起来。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样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④。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文化向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展开了奋勇的进攻,在诸多领域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⑤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打破了奴役人民大众数千年的封建文化,扭转了资本主义新文化在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结成的反动文化同盟面前连吃败仗的被动局面,荡涤着千年沉积的精神污垢,清理了数千年积累的文化遗产。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个胜利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中获得了崇高的威望,被接受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围绕着“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一目标,经济建设高潮迅速掀起,文化建设的高潮也随之而来,党和人民在一个新的历史高点上继续进行着文化选择。党和毛泽东再提学习的问题,号召要更多地懂得马列主义,而且一定要与新中国的实际结合。号召要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学习科学技术。“应当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同时,党科学地界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发挥知识分子在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指引下,人们思想极大地解放,理论界、学术界、文化界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艺术在发展,科学在进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应当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化选择,许多正确的主张没能贯彻到底,甚至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特别是“左”的倾向时有发生,以至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悲剧。但是党和人民在这一时期的文化选择,尽管“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⑥。

  三、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的必然的文化选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再次处于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党重新拨正文化选择的方向,形成新的理论,开辟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党和人民选择了邓小平理论,选择了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文化大革命”后,拨正文化选择方向,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一方面存在“两个凡是”,一方面有人要“砍旗”。邓小平以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为解决这个问题制定了根本指导思想。他敏锐地指出,必须首先解决思想战线问题,因为“不解决思想战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为了冲破禁锢,打开局面,邓小平鲜明地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倡导并领导了全国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全党的思想解放。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成为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我们党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而才能在总体上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继承和发展的结合,才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一邓小平理论。正如对毛泽东思想存在种种错误的认识一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邓小平理论也存在种种误解和曲解。然而,真理最服人,实事最雄辩。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民族特有的、完整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同中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从而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经历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党和全国人民通过实践的检验,从历史的纵向和国际的横向比较中,强烈感受到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和巨大精神力量。1989年国内外的政治风波则进一步显示出邓小平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实践充分证明,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党的十五大继十四大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之后,明确规定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将邓小平理论庄严地写在了党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党成熟发展的又一里程碑,是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历史的必然的文化选择。

  邓小平理论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这个理论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成为“四有”青年;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要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要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强调改革开放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实行开放政策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我们要用教育和法律的手段解决这些问题;强调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和其他各种专家,思想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同志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决不能削弱,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要以说服教育为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简单粗暴,也不能不闻不问;强调党要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必须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关键是党风建设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全党全国人民认真实践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四、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史的必然的文化选择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历史地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面向21世纪的文化选择中,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总揽全局的气度、高屋建瓴的胸怀和宽广的文化视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旗帜鲜明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并且承担起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的历史责任。

  世纪之交,社会主义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国际上,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另一方面,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依然表现出了一定的生命力。与此相应,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迅速加快,在相当的程度上对于全球范围内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习惯、价值观念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之相伴随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加紧了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化”与“西化”。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国际范围内的严峻考验。在国内,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尚在艰难探索之中。怎样于世纪之交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业中坚持正确的文化选择,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继续探索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项重大而急迫的历史性课题。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胜利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深刻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以来的新鲜经验,在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在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全面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确定邓小平理论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提出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在对现实国情的认识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客观依据;在战略全局问题上,深刻分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精辟阐述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全局;在建设目标和大政方针问题上,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深刻阐发了党的基本路线,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方针和基本纲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强调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并对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作出战略部署;在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明确提出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作:勾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上,强调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并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一系列政策;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提出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从严治党的方针,提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把反腐败提到严重政治斗争的高度,并进一步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

  这些新思想、新观点,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符合当今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集中体现了人民的心愿和根本利益,是科学的文化选择的重大成果,标志着党在理论上、政治上不断走向成熟。

  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基本特质与建设方针等问题作了完整而深入的阐述。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与“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问题,江泽民同志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及其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基本制度,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五大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有机统一的高度,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对“怎样确: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基础”作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积极探索,充分体现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文化发展方向问题的高度重视。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这一核心问题入手,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升到执政党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面向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高度来加以认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为大力推进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毫无疑义,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宜、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有机统一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在知识经济时代,先进文化不仅集中体现了一个社会精神文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程度,而且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党和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取得了高度共识并认真付诸实践。

  一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决定我国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在指导思想上绝不能搞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形势下,在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效地抵制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侵蚀,牢固地坚守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阵地。

  二是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作为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先进文化,要越来越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动员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科教兴国战略已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大战略,这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时代特征,是社会主义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要求。

  三是坚持重在建设,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积极健康向上。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激励和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力倡导和发展主旋律文化,坚决摈弃那些腐朽、落后、低级庸俗的文化,对事关政治方向、事关重大原则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分清是非,坚持用中国先进文化的乳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始终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趋势。

  四是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立足当代中国的现实,对历史文化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深植根于华夏沃土,又深刻反映当今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从而使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更令世人瞩目。通过大力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使其以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鲜明的民族风格,绚丽多彩的中国气派,展现在世界舞台,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五是坚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德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六是坚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中国的文化建设要顺应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保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开放性。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更好地发挥特有优势。同时,面对对外开放条件下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挑战和影响,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有力的措施和对策,把正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七是坚持面向大众,服务人民。来源于人民大众,服务于人民大众,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都属于人民,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坚持面向大众、服务人民,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扎牢中国先进文化的根基,永葆生机和活力。

  以上所述,都标示着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高潮正在兴起,并将形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21世纪的中国蓬蓬勃勃地开展下去。

  五、中国共产党文化选择八十年的几点启示

  在20世纪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0世纪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历史时期。它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的世纪,更是中华民族在困苦中奋起并重新走向辉煌的世纪。中国人民拥有了民族解放与民族振兴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代表了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先进文化的旗帜——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华民族得以在困苦中奋起的历史转折点。历史证明,在20世纪的中国,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始终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以说,一部20世纪中华民族的奋斗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选择先进文化并沿着先进文化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进的历史。对于中华民族而言,20世纪的帷幕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开启的。而今,一个独立自主、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屹立在21世纪世界的东方。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旗帜一一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定能够锻铸新的更大的辉煌。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重要的就在于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能够与日偕行、与时俱进,不断沿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的正确道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过程,就是一个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过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新的理论成果,之所以能够成为不同时期中国先进文化的集中代表,把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就在于他们集中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正确地回答并解决了中国革命与建设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课题。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事业才能不断前进;反之,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道,教条主义地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现成结论或者照搬照抄别国的现成经验,党的事业就必然要遭受挫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基本原则,就能够在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同时,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选择80年的一条基本经验。

  坚持正确的文化选择,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正确处理古代文化(古)与现代文化(今)、本土文化(中)与外来文化(西)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能够在20世纪各种思想潮流的相互激荡中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比其他任何流派都更好地回答了中国所面对的时代课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既超越了华夏中心论又超越了西方中心论,主张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扬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处理好继承历史传统与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与面向世界的关系,以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从毛泽东批判封建愚昧和“全盘西化”论、提出立足于辩证综合的“古今中外”法,到邓小平“两手抓”、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再到江泽民同志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阐释,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坚持的文化选择方向一以贯之地体现了这一高度辩证的科学精神。因此,这一文化选择方向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既强调了文化建设的民族主体性又具有透辟的开放意识,既体现了明敏的批判精神又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与胸襟,达成了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辩证联结,因而得以真正超越以中西对立、体用二元为基本特征的简单化的思维格局,具有20世纪其他思想流派的文化主张所无法比拟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正是这种高度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为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文化选择80年的历史表明,文化选择是与经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对经济政治又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保持文化选择的正确性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备了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阶级基础与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具备了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群众基础。中华民族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自立自强,也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文化选择影响或决定着经济选择和政治选择的方向和性质,经济选择是文化选择的基础,政治选择则是文化选择的保障,这三个选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映证,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由此可以说,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努力建设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党在21世纪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作出的科学的选择。在新的世纪里,只要我们党在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建设,切实做到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一定能够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人类文明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刘景泉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杜鸿林  天津市委宣传部研究员  李翔海  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旭炎  天津市委教卫工委副研究员  李朝阳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6页。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0页。

  ⑤《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7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32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自觉进程

<标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自觉进程

<类型>=g3

<作者>=寇清杰

<姓名>=

<内容>=

  中国的文化自觉之路可谓曲折而漫长。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先进知识分子为文化自觉苦苦探求。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时至今日,文化不自觉的现象在现实中仍大量存在,并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现代化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学界也不时传来对文化不自觉的批评之声和要求国人提高文化自觉意识的呼声。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在不断提高,这首先体现在作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已达到了应有的高度,她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一、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理性选择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悠久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曾有过自己的辉煌,它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1840年,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古老中国终于未能守住紧闭的大门。对绝大多数国民和统治者来说,“中央大国”的文化优越感在坚船利炮的轰击下,被扭曲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对西方文化义和团式的全面拒斥的文化心态。而对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思考更多的是贯穿在整个中国近现代的中心问题,即毛泽东曾精辟地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关于“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争论,表现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里,就是“古今中西”的争论。“五四”以前,学习西方,效法西方的文化发展道路模式是中国思想界对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主流。“五四”时期,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这种西方道路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古今中西”争论的内容,增加了是坚持中国封建传统,或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和优秀传统相结合,还是脱离中国国情,照抄照搬,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等重大问题的争论。在争论中,不同的思想派别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提出了不同的设计和方案。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自觉的里程碑。“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首的知识分子,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当时,西方先进文化是他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武器和价值尺度,“向西方学习”仍然是他们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说,新文化运动对东西差异之剖析、对传统之批判是切中要害的。但是,新文化运动表现出的反传统倾向,当时和后来一直受到一些传统文化中心论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责难,说新文化运动是数典忘祖,割断历史。这种责难如果不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失之偏颇的评价就是故意歪曲和中伤。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些人绝非没有一点偏激思想和偏激情绪。他们有时为了达到振聋发聩引人注意的目的,不免说话有些夸张;一些人在思想方法上也难免有矫枉过正的倾向。这在当时,从主客观两方面看都是不难理解的。即使如此,我们也应看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并非完全没有分析力,即以“打倒孔家店”①来说,当时人们主要是反对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特别是反对军阀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而提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及当时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愚昧迷信观念。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同思想派别的人们都在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模式进行新的反思,并作出新的选择。孙中山等革命派主张在坚持学习西方文明的前提下,寻找克服其弊病的方法。康有为、严复等人意识到中国文化发展应回到自身的特殊道路上来。但是他们认为恢复和维持封建国粹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这样他们就从改良派和积极传播西学的先驱转变为复古主义者。胡适等人仍然坚守“西化”主张,并在同其他派别的互相论争诘难中,最终走向“全盘西化”的极端。以梁启超、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同样强调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特殊性,他们出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忧虑,竭力维护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反对把文化的民族差异完全归结为时代差异,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要“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用“西洋的法子”整理、综合中国文化,以求“创造性转换”,使中国文化世界化。他们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实际上是一条“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特殊发展道路。而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则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当时的俄罗斯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主张中国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经过“五四”时期各种文化思潮激烈交锋的洗礼,中国思想史上自由主义西化派、新儒家的文化保守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三派之间相互争锋的格局基本形成。他们之间的论争共同构成这一时期波澜壮阔的文化景观。这期间所进行的“东西文化论战”、“科玄论战”以及此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等基本上都在这三大阵营之间展开。但是,应当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三大思潮中,马克思主义思潮无疑处于主潮的地位,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是其他思潮无法比拟的。尤其是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是它的辩证唯物论实际上已经主导了中国思想理论界,“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②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广泛应用,中国社会史、社会性质问题的科学解决,以及由此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成长壮大,不仅为马克思主义者开进传统文化论争领域准备了充足的学术研究力量,而且也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者以中国思想文化优秀遗产真正继承者的姿态,以千秋功罪由我评说的宏伟气势,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传统思想文化展开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清理、研究和批判,从而使关于传统文化的论争进入到一个获得初步解决的新时期。抗战时期,围绕传统文化如何评价的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现代新儒家用西学对传统意识所作的“创造性转换”,国民党集团对传统思想文化沉渣的高扬利用,都从不同角度,把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推到学术论争和理论研究的前沿,使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考虑与之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不能不表明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因此,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继承,作为其理论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出版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他们通过对新儒家思想的批判反驳,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和立场。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还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紧迫任务,即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遗产相结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这方面,毛泽东作出了巨大贡献。他1940年发表的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他一些重要著作,在如何认识与对待民族思想文化遗产,如何认识中西思想文化关系,如何进行新的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等问题上,系统地表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和主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的“古今中西”问题上,已经达到了其时所能达到的理性自觉的程度。

  至于曾喧嚣一时的“全盘西化派”的文化选择,本质上是与“五四”时期文化反省的基调及其所揭示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性相违背的。他们感触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危机,却忽视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暴露出来的西方文明的弊端,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先是视而不见,继而坚决反对,继续坚持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这种盲目效法西方文化发展道路的做法,反映出他们在文化问题上的不自觉。东方文化派的文化选择,已经突破近代以来中国人争相效法西方文化发展道路的模式,实现了文化选择立足点的根本转移,意识到中国文化发展应该回到自己的特殊道路上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可惜的是,他们所选择的发展方向是“向后转”,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风行的种种思潮当中,马克思主义无疑最富有系统、科学、革命及可操作等特性。而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思想体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代表了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1 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困扰中国人民一个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获得了政治解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她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就宣告了“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三流并发的状况成为历史,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也告一段落。

  二、新的文化论争呼唤文化自觉

  解放后,共和国走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7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文化问题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走过“文革”灾难的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传统文化,反思“五四”以来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重新估价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和丰富文化资源。与此同时,西方的思想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也再一次高涨起来。至80年代中期,形成了新的“文化热”。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文化热”,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继续,因为此间争论和研究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古今中西”问题。说明这一问题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是,应当看到,新时期的文化论争并不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老调重弹,而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提出的新的时代课题,是探索中国式的自主型现代化发展道路,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80年代的文化论争中,出现了两种不甚谐和的旋律:其一是有感于十年“文革”中封建遗毒大量的沉渣泛起,主张重归“五四”,彻底抛弃以儒学为代表的所有传统文化,积极迎接世界化(其实就是“西方化”)。另外一派则有感于“文革”之际的左倾思潮对于中国两千年传统儒学的大肆践踏,而主张重新评价与定位儒学传统,他们通过儒学“人文主义”精神的大量掘发,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根源感以及对西方后工业社会所生弊端的诊治良方。不难看出,上述两种并生共存的思潮差不多是“五四”期间西化派和本位文化派的旧话重提。有人把他们称为“新西化派”和“新本位文化派”。③前者的主张以1988年电视政论片《河殇》把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推到极端的地步为标志,使“文化热”达到了顶点。由于自身存在明显理论缺陷和实践上的不可操作性,“新西化派”受到学界和社会舆论的批评,而日见衰微,至80年代末期,几乎不再有人提起。后者则演成大观。尽管“新本位文化派”的政治倾向、思想信仰与现代新儒学不尽相同,甚至相反,但在弘扬儒学传统方面颇为同调。换言之,如果在政治倾向与信仰上降格以求,二者的学术话语是可以沟通的。进入90年代,“新儒学研究”渐乎成为大陆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界)的“显学”,与海外的激烈反传统派在大陆遭冷遇相反,海外新儒家则受到内地学府讲坛的热情接纳。

  综观20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化热,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的文化热的主调是西化和反传统,表现为一种政治激进主义的话语。但进入9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全面勃兴的大背景下,悄然兴起的第二次文化热出现了“话语转换”,一种“新文化保守主义”悄然生成,其主调是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和否定革命。“新文化保守主义”从反思80年代“文化热”中的激进主义到反省“五四”以来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主义,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到批判政治激进主义,反省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否定近代以来的历次中国人民革命,认为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都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总之,中国的革命都搞糟了,中国应该走“改良”、君主立宪的道路。在文化上,文化保守主义批判激进王义主要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在思想领域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有的文章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激进主义来批判,贬低以至抹煞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20世纪的中国文化运动被看作是一直受激进主义主导的,因此具有“反文化”的性质。20世纪的文化史成了一部反文化思潮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历史,成了一部“反文化史”。和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一样,当代文化保守主义也表现出一种回归传统的倾向。

  近年来,随着新千年和新世纪的临近,人们的神经被一种激情所撩拨,“世纪情结”日益浓烈。在展望中华文化未来前景的话题下,文化领域关于“东化”还是“西化”之争又以相当尖锐的形式重新开战。如至少已流行了十年、被称为“东化论”或“东方文化救世论”的“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的预言,在问世后受到学界不少非议和批评。这种有感而发的言论难免带有一定的情绪性。与之对立,有人提出“全球化论”,即把陈序经和胡适的“全盘西化”的口号改为“全球化”。还有的学者主张重评“全盘西化”论,他们很欣赏胡适的“文化惰性”论和“拼命走极端”的战略,提出了“‘孙子’战略”①。这种观点与“要当三百年殖民地”论如出一辙,有很强的情绪化特点。由于它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所以得不到广泛的群众认同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赞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研究估价,发掘其中有益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优秀遗产。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传统文化研究中,特别是在对“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进行重新反思、评价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关注得更多的是新儒家的观点和主张,致力于发掘其合理的成分;有的学者则对“五四”运动的反传统主义提出诘难,认为“五四”运动是“全盘反传统”,具有感情用事的非理性的色彩,造成了中国的思想危机;有的学者把“五四”运动跟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说成是偏颇的两极;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继承了“五四”的彻底反传统主义,是导致出现“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原因;还有的学者说“打倒孑L家店”在中国文化史上带来一股“左”的思潮,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先河,等等。这些看法起初由海外的一些学者提出来,后来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了共鸣。这些观点的传播,加上对“文革”时期左倾思潮给文化带来的灾难的揭露和批判,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向来如此,从来就没有处理好这一问题。实际上,这如果不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读,就是一种对当代人的有意识的误导。对此,我们必须予以澄清。

  三、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只要对“五四”以来中国大陆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看到这一事实,即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西古今”问题的认识逐步走向完善和正确,至抗战时期,由毛泽东总结和提升了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系统阐述了我们党在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对一百多年来的文化论争特别是“五四”以来文化论争的科学总结及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阐述,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的正确主张。可以说,自16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论争,到20世纪30、40年代,实际上已由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党外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本质上正确的结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年代,毛泽东坚持其民主革命时期关于“古今中西”问题上的正确文化主张,并且依据我国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但是,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代化建设屡遭挫折,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盛行一时的极“左”思潮,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统统斥之为“封、资、修”,一棍子打死,甚至连建国以来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成果也一概加以否定。这种文化不自觉造成文化的单一和萧条,一些封建遗毒反而以新的面目沉渣泛起。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正确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重大课题,而且为当代解决古今中西之争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理论中关于文化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

  邓小平强调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阶段,尤其强调弘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的革命传统。因为它们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扬和升华。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要把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作为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反对全盘西化的观点,明确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⑤他批评那种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经济学、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等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崇拜的错误倾向。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要把外来文化与中国的实际和民族特点相结合,形成一种既为中国文化所理喻,又能使先进文化形态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形式。这表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邓小平都继承了毛泽东的文化开放思想,使其上升到新的高度。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文化思想,把我们党对“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首先,把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从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等方面考察文化问题,确定文化建设的地位,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新论断。其次,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构想。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三个面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⑥上述构想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怎样建设这样的文化,是“古今中西”之争在当代中国的科学解决,也是中国文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根本方向。

  由上看出,近代以来,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殚精竭虑、费尽心智,但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正确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正确处理思想文化领域“古今中西”关系问题。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所选择的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是现代中国惟一正确的道路。尽管我们党在文化建设和“古今中西”问题上也曾出现过失误,但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文化建设的规律和“古今中西”关系的认识却在不断提高,并逐步形成了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和政策。建国50年的历程,也正是中国文化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不断复兴的历程。当然,在现实的实践和学术论争中,文化不自觉的现象仍然存在,但这已不是主流。相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华民族一定能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充满生机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寇清杰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五四新文化运动当年并没有“打倒孔家店”那样的口号,它只是“打孔家店”的误传。参见严家炎:《“五四”·“文革”·传统文化》,中国文化报,1998、2、21。

  ②艾思奇:《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艾思奇文集》第一卷,第6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何平:《儒脉兴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第27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④方克立:《二十一世纪,能否淡化东化与西化之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2期。

  ⑤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人物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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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GHDBSNWZK0033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标题>=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类型>=g3

<作者>=王勇

<姓名>=

<内容>=

  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①这一重要思想,是对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也是新形势下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对于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江泽民同志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党的建设的高度提出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建设先进文化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要按照“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努力做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定信仰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自觉实践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积极创造者和推进者。

  一、“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相互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

  先进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先进文化渗透在先进社会生产力之中,促进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三个代表”当中,首要的是要做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有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才有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只有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道路,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创造和推进先进文化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证,也才能更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要求有先进的社会文化与之相适应。我们党要真正成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必然要使自己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我们党只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为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到底,是要更好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今天,我们党之所以要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代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之所以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当代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文化,就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它代表着我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它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有机整体。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们党不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要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了精辟概括,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②。这一文化主要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科学性。一种文化,只有在客观地反映人类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真理性认识的时候,才具有先进性。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先进文化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指导上。这一特征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二是时代性。先进文化是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要求的文化。它反映时代发展的主流和方向,体现时代的特征,是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今天我们所讲的中国先进文化,是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

  三是民族性。先进文化总是代表一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反映民族振兴要求和发展方向。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了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凝结着民族文化的精华,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中国气派和强大的生命力。

  四是开放性。当代先进文化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融汇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一切优秀思想和文化成果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仅使世界充满活力,也使不同文化相互激荡,从而使先进文化获得向前发展的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特别是现代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代先进文化的开放性特征更加突出。

  五是群众性。先进文化的群众性,表现在它来自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代表人民群众意愿,是为提高人民群众素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服务的。先进文化,无论是先进的思想道德,还是先进的科学文化,从根本上说都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人民大众服务的。

  六是创新性。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先进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先进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先进性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我们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发展,才能始终保持文化的先进性,也才能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按照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同时也要看到,社会转型、对外开放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随着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复杂多样,社会热点、难点较多,一些深层次的思想问题显现出来。在新形势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面临三大历史性课题:一是如何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二是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长蔓延;三是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取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面向新世纪,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努力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努力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第一,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之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邓小平理论是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集中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只有牢牢地把握邓小平理论这一全党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此,要把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要增强政治意识,有效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蚀,用马克思主义牢牢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警惕来自右的或“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对违反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必须旗帜鲜明地批评纠正。

  第二,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和灵魂,集中体现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始终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根本目标,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要深入研究社会生活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人们思想活动的新特点,探索新形势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办法,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有效性。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新形势下的理想信念教育,在全社会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要大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坚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思想道德。

  第三,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唱响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新时期党的文化工作的方向,是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坚持“二为”方向,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和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激励广大文化工作者大胆探索、不断创新的重要保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就要唱响主旋律,深人生活,深入实际,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努力创作出一大批集中反映时代精神、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鼓舞人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同时要提倡多样化,为人民群众提供多层次的、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产品。要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学习和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果,努力占领文化建设的制高点,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

  (王勇  中国民航学院社科系  讲师)

  注释:

  ①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2页,中国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

  ②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34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试析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

<标题>=试析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

<类型>=g3

<作者>=何喜莲

<姓名>=

<内容>=

  在党的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并且对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在纪念党的80周年诞辰之际,回顾一下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借鉴意义。本文试从三个部分对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加以分析。

  一

  “在三十年代,文化、文艺界习惯于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称为苏维埃,简称为苏区”①。中央苏区是在赣西南、闽西等地武装暴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中央苏区建立之前,那里的极大部分的工人和农民都是文盲,尤其是劳动妇女可以说全都是文盲,文化状况异常贫瘠。社会上吸食鸦片和女人缠脚、封建迷信活动等恶习积重,各帝国主义国家与封建地主豪绅相勾结,趁机进行文化侵略。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封建复古教育、军阀主义教育等思想充斥于赣西南、闽西等地区。加之,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为了消灭革命力量,在军事镇压之外,在文化上叫嚣并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的反动文化教育。因此,面对赣西南、闽西等地的文化教育状况和国内的政治形势,党必须相应地进行两手准备,即军事革命的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所以。中共苏区在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之同时,进行了文化上各方面的建设,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一是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包括党、政、军、农、医等学校。其中著名的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和教育部门领导下的许多教育干部学校。二是各级师范学校:小学教员训练班、短期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和高级师范大学,它们分别担任不同的培训任务。此外,中央苏区还创办了各类专门人才的学校,如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无线电学校等。苏区创办的这些学校,形式多样,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密切配合革命实际,做到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前方和后方相结合。苏区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实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为此苏区普遍推广列宁小学、俱乐部、成人夜校和识字班,成立扫盲协会和识字运动委员会,广泛开展业余文化学习。在苏区尤其是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迫切愿望在苏区历史上是罕见的。苏区的教育是一种区别于过去剥削阶级教育的崭新的文化教育。

  中央苏区的文艺。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革新他们的精神面貌和配合战争,中央苏区的文化事业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唱歌、演戏、读报、演讲、写标语、发传单、办墙报、开茶话会、办游艺会、出版漫画和刊物等广泛开展起来。这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戏剧、歌谣上,而尤以戏剧最为突出。这不仅有以瞿秋白为首的文艺界领导人的大量贡献,还有戏剧家沙可夫、李伯钊等人的辛苦创作。他们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其中《我——红军》,“可以说,这是苏区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②红色歌谣如《红军歌》、《放哨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等,密切配合军事斗争,生动记录了中央苏区人民斗争生活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此外,还有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新诗、散文、美术等文艺形式。这些艺术形式都以工农大众作为讴歌的主要对象,“苏区文艺是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文艺史上的真正属于人民的革命文艺”③。

  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事业。中央苏区由于处于国民党政府的围剿之中,环境极端恶劣。为了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政策,指导军民更好地斗争,党和政府克服种种困难,创办了各种报刊。如《实话》、《斗争》、《青年实话》、《苏区工人报》、《红星报》、《中央苏维埃周报》、《少年先锋》等期刊,共34种。在当时革命战事频繁激烈和物质条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中央苏区的报刊种类如此之多,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它拓宽了军民的政治视野,提高了军民的政治辨别能力,同时也丰富和增进了军民的文化水平,真正起到了“喉舌”作用。

  除了教育、文艺、新闻出版之外,中央苏区还在体育、卫生事业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以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体育、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

  二

  中央苏区的文化是处在战争状态下的文化。因此,中央苏区的文化有它自己特定时代的特点。

  第一,鲜明的战斗性、阶级性和人民性。“一定社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④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把文化当作教育军民的重要工具、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苏区身处战争的严峻现实,使文化建设根本不可能是和平地、超然于战争之外地建设,而必然是围绕战争、以战争为核心的文化建设。因此,“要用阶级的文化教育做斗争的工具,来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⑤。在中央苏区建立之前,文化教育机关是被操纵在统治阶级手里,广大劳动人民被排除在文化教育之外,而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机关是掌握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利。所以苏区的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⑥从而体现文化为工农服务的方针。

  第二,实践性。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是紧密配合当时的战争实践来进行的,具有为现实服务的政治功能。同时,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客体是广大工农劳动人民,为了使他们在劳动之余,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必须把文化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使文化为生产服务,“以养成知力和劳力均衡的发展原则,并与劳动统一教育之前途。”⑦所以文艺作品的内容都反映具体的现实生活,切合当地群众的需要,采取当地群众的生活资料,不但一般地宣传战争革命,而且要在戏剧故事里表现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提倡妇女解放、家庭及生活条件等改善,揭破封建迷信的荒谬,提倡卫生及一切科学思想。如戏剧《惰二嫂不努力耕田》、《小脚妇女积极参加生产》等,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第三,兼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性质。中央苏区的文化,就其性质来说,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它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是从属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当时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制定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文化教育方针,其性质必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苏区的文化建设,一直把肃清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封建意识和宗教迷信作为坚定的任务,并在实践作坚决的斗争。但中央苏区的文化就其内容来讲,又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在“苏区进行文化工作,就是尽量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及一切无产阶级的教育和理论”⑧,因为居于领导地位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所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不是党建设文化的最终目的,党建设文化的目的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而建立相应的社会主义文化。“由此可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⑨

  第四,科学性和先进性。中央苏区的文化于过去一切旧文化而言,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的内容是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反对封建复古主义教育以及反对军阀主义专制教育,提倡用科学的精神教育广大工农群众,这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主义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具有科学性。中央苏区的文化是第一次在废除剥削制度基础上的文化,是第一次以工农大众作为教育主体的文化,这从人类的发展方向来看,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向着实现人的自由、平等以至全面发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它以平等性、大众性代替了旧文化教育的非平等性、非大众性,这代表着文化发展的先进方向,呈现一种向前发展的趋势。它使劳苦大众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利,体现着“民为本”的思想,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它是从过去专制文化走向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的过渡性文化。

  第五,民族性。任何文化建设,都不能离开本民族的土壤去构筑一种异域的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灵魂,它沟通全体成员的心理,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所以,要想割裂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生硬栽植另一种文化,结果是南辕北辙。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是外来文化,也面临外来文化本土化的问题。而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是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当中的。从文艺作品的语言特点来看,大量的艺术作品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强烈的乡土气息。这些艺术作品多采用民间口头语言,简明通俗,易为理解,广为传诵。从艺术的形式来看,山歌、戏曲、大鼓书、秧歌、锣鼓、板笙笛、胡琴、快板等,都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六,兼容性。人类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必然是开放的,而不是固步自封的。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必须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部分来繁荣自己。中央苏区的文化虽然具有浓厚的民族性特点,但把它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它是开放的,具有世界性的特点,这是苏区文化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鲜明的特征,中央苏区的文化就其指导思想来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文化角度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文化史上是一种崭新的文化;从获得文化资源的传播渠道而言,中央苏区的文化受到国统区左联文艺的影响,左翼文艺提倡的革命的普罗文学,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部分;从文化教育机关看,中央苏区普遍设立列宁小学,因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之下,“中国的苏维埃政府在文化教育领域内,就是根据苏联的光荣的经验来建设文化教育事业”⑩,在1933年设立的高尔基戏剧学校,是由苏区文艺领导者瞿秋白提议命名的,因为“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院的方向”(11),这明显具有借鉴苏联文化的倾向;从苏区的文艺领导及骨干力量的知识结构来讲,苏区的文艺工作者瞿秋白、沙可夫、李伯钊等都分别在俄国或法国留过学,对外国的文艺有一定的研究,像沙可夫精通俄文和法文,是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和翻译家。他们不但领导文艺工作并亲自创作了大量带有异域文化情调的戏剧作品,如《最后的晚餐》、《黑人吁天录》等,而且还把外国的活报剧和舞剧搬上中:央苏区的舞台。这些带有异国情调的作品,丰富了中央苏区的文化生活,开阔了人们的文化视野,提高了人们的文化品位和文化鉴赏能力。这样一来,中央苏区的文化在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呈现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布局,增强了艺术生命力,具有世界性特点。

  三

  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是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以来第一次由上而下的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的文化建设。它的许多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文化建设要深入基层,旧的民族艺术形式与新的革命内容要有机地结合。

  苏区的文化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就其文化渊源来讲,不是本民族的土产品,它是外来文化、异域文化。所以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嫁接于中国的本土,过需要高超的艺术。首先,苏区把文化建设的镜头对准民间,反对文化建设脱离人民,脱离实践。中央苏区的人民绝大多数处于文盲状态,无产阶级的文化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所以,苏区的文化建设把镜头紧紧对准本民族的土壤,关注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群众文化的底蕴和其承受能力。而这里面关键一点是苏区的文艺工作者抓住了无产阶级文化里面什么是最为工农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的东西。文化尽管有国别、地域的不同和内容的差异,然而任何不同形态的文化,从最深层次来讲是相通的。如无产阶级文化,它关注的是工农大众,以人民的解放作为自己最终的文化指针。这种关注“民”的思想,与中国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民为本”、“民贵”的思想是相通的,这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苏区人民来说是易于接受的。所以苏区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关注百姓的作品,这些作品语言通俗、节奏明快、内容生动,而其中深层次的被人们消化吸收的则是深刻的思想性、鲜明的革命性,如戏剧《非人生活》。其次在具体方法上,充分挖掘和利用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同时渗透革命的内容,把旧的民族艺术形式与新的革命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12)这些艺术作品较好地把革命的内容与朴实的艺术形式相结合,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通过人民熟悉的艺术形式渗透到人民内心深处,鼓舞和教育他们要打开套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苏区的文化建设对于我们今天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具有借鉴意义。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要反对文艺上“贵族主义”的偏见,反对轻视为工农大众所欣赏的艺术。因为“我们用不着像酒鬼迷醉酒杯那样,迷恋着玫瑰色的美丽诗词,我们需要运用一切旧的技巧,那些被大众所能通晓的一切技巧,作我们阶级斗争的武器,它的形式就是旧的,它的内容却是革命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伟大的艺术,所以应该为我们所欢迎所支持”(13)。

  其次,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给我们提供的另一重要范式是文化教育形式要多样性。

  苏区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工农劳苦大众,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虽然不满于政治、经济及文化的落后状态,但单靠他们自身无法挖掘内心深处的巨大革命潜力。党的任务就是用多种多样的文化教育形式把工农劳苦大众的“苦情”挖掘出来,激活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因此,党十分重视文化形式的多样性,使这些多样性的文化形式像“网络”一样遍布于人民大众之中。用“网络”传播信息,使文化建设呈现一种均衡性、普及性。以文艺为例,像花鼓戏、柳子戏、莲花落、快板、龙灯等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还有戏剧、歌谣、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新诗、散文、美术等。可以说形式多姿多彩。这些多样性的文化形式,以民族特色作为表现方式,加入革命的内容,激发了人民群众潜伏于内心深处要求改变落后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愿望。它极大地改变了苏区人民的精神面貌,并把无穷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中央苏区的人民生活气象一新,“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14)文化形式只有多样性,才能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才能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文化的品位,才能有效地支援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建设。在物质极度匮乏和战事频繁的条件下,中央苏区开创的这种文化模式,我们今天仍有咀嚼的意味。

  再次,中央苏区给我们提供的另一个重要范式是如何破除封建迷信的思想和活动。

  众所周知,延续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一直是制约我们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恶疾。如果不破除封建思想和活动,势必阻碍中国现代化社会的进程。而今天法轮功的一度“流行”,民间大量的敬神拜佛等活动也在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可见反封建的任务是历史性的课题。如何破除封建思想和活动,中央苏区的做法不失为一个好的范式。在破除迷信上,首先苏区的文化建设反对极左的、粗暴的办法,反对空洞的理论说教、口号式的宣传教育。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们知道思想一旦在人的头脑中定型,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更何况是持续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动摇其稳定性决非易事。当时,中央苏区存在着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破除迷信的做法,如没有进行宣传,就去毁祠庙、打菩萨、掘祖坟、焚宗谱,这激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感。因为,菩萨虽然打了,“甚至庙里面住了我们的机关,但是在庙的旁边,就是你的机关的旁边,他们也可以敬神”(15)。所以要做耐心的说服工作,要深人基层,用鲜活的事实从内心深处让人们明白封建思想的毒害,而不是靠强硬的行政命令,否则会适得其反。其次,要针对群众的实际水平,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苏区的文化工作者在破除迷信上最具特色的是把反封建思想的革命内容用各种艺术形式渗透到人民当中去。因为说服和政治宣传固然重要,但毕竟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绝大多数群众,相对而言是枯燥乏味的,而采用趣味性较强的艺术形式,人民易于接受,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革命目的。所以,苏区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反封建题材的文艺作品。这些经过加工的加入反封建思想内容的艺术作品,化解了由于文化水平限制而造成的创作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它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文艺形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奥原理、把反封建思想的内容,用艺术形式加以传播,使其通俗化、形象化、大众化、生动化。对于苏区破除迷信的做法,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者仍值得反思。

  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却不是尽善尽美的。实施文化建设的硬件:学校的设施、学习用具、戏剧等艺术活动的场所、舞台布景、灯光设置、乐器等,由于残酷的战争和自然经济条件的恶劣,都是粗糙、简陋的。相应地,实施文化建设的软件: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艺术修养、文化素质、知识结构等,都是较低的,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由于一味地迎合战争的需要而忽视了文化艺术内在规律的要求,这对以后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在今天看来,中央苏区的文化具有粗朴、速成、实用的特点。当然,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因此,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纵向发展来看,仍只是初具规模,处于一种雏形状态。然而站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其成就毕竟是主流,不足是支流,在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中起到了先锋作用。历史证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化建设都是在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基础上进行的,并进一步巩固、发展和完善了中央苏区的文化,从而奠定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所以,对于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我们今天的文化工作者很有必要进行研究。并继承其成果,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

  (何喜莲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注释:

  ①戴知贤著《十年内战时期的文化运动》第33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汪木兰、邓家琪编《苏区文艺运动资料》第38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③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著《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第5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陈元晖、璩鑫圭、邹光威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97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陈元晖、璩鑫圭、邹光威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20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⑦《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54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⑧陈元晖、璩鑫圭、邹光威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99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⑩陈元晖、璩鑫圭、邹光威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41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汪木兰、邓家琪编《苏区文艺运动资料》第32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汪木兰、邓家琪编《苏区文艺运动资料》第22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4)陈元晖、璩鑫圭、邹光威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18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陈元晖、璩鑫圭、邹光威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59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35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论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的选择

<标题>=论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的选择

<类型>=g3

<作者>=张静

<姓名>=

<内容>=

  文化,本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文明,应是超阶级、超意识形态、超地域、超国界,能为人类共同享用的精神财富。它当然也因使用者的不同目的,而具有阶级、意识形态内容,或种族、民族、乃至宗教和地域特色。但由于它本来的共通性,使用者本身也会在实践中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而不会始终互相排斥,定要见个高低。世界文化发展方向是不论上、下、古、今、东、西、南、北、中,不断地融会贯通,浑然一体。中国向来如此,外国亦莫不然,东、西方之间也是这样一种趋势。只是要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兼收并蓄,选择自身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在不断吸纳西学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从鸦片战争时的“夷学”始,经过洋务运动的“西学”,再到戊戌以后蜕壳而出的“新学”,这一包含着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认知程度和价值评判“流行语”的演变,大体反映出晚清“西学东渐”的历史,同时也反映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大体进程。

  鸦片战争时所谓的“夷学”,就是明末清初时大规模输入中国的“西学”。如此称之,是封建统治者对西方文化的轻视。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其后200年问先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可考者约500人。他们奉行“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的宗旨,在中国译著的西学书籍凡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占总数的57%,人文科学(包括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学等)55种,占总数的13%,自然科学(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医学等)131种,占总数的30%①,从而形成了西学传人中国的第一次浪潮。与此同时,“西学”作为一个特定的词汇已经出现,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高一志、王丰肃、殷铎泽等人所著译的许多书籍就直接以“西学”命名,如《西学凡》、《西学齐家》、《修身西学》、《西学治平》、《西文四书直解》等,且已被很多中国学者所熟悉,“不仅有梅文鼎、王锡阐到李善兰的‘西算’造诣可证,更由汉学皖派开山江永对欧洲历史现状的熟悉所透露”。西学的传播丰富了中国学者的知识,开启了他们的眼界,特别是在天文历算、地理、火器等方面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著作,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末之际的西学输入被雍正朝以后的闭关政策所中断。直到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奉派东来,才再次形成西学输入的又一次高潮,并揭开了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此后,传教士们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开展以宗教为主兼及其他知识的西学传播活动。至鸦片战争爆发时,“马礼逊等传教士共出版中文书籍和刊物138种,属于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知识的有32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贸易通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这些书刊,成为日后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畲了解世界情况的重要资料”②。这一时期,传教士们创办了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学校,开始了在华人中进行教育活动的历史,也培养了袁德辉等近代中国最早的译才。从总体上看,是时传教士们的在华活动,因为还没有不平等条约保护的背景,其活动通常不被视为西方国家政府的活动,传播者没有盛气凌人的姿态,受传对象也没有被压挨欺的心理,传、受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因此,文化交流尚在相对正常的状态下进行。

  鸦片战争的炮火改变了这种中外文化交流的局面。《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从事传教、开办医院和学堂。传教士们也随之将活动基地从南洋移到中国东南沿海,开始了晚清西学传播史上的新阶段。据统计,从1843年至1860年,上述6个城市共出版各种西学书籍434种,几乎与明末之际200年间译著的西书数目相等。其中纯宗教书籍329种,占75.8%,属于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105种,占24.2%。这一时期,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逼迫下,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主动了解、吸收西学的趋向,林则徐、梁廷枬、魏源、徐继畲、李善兰等堪为代表人物。尽管当时他们关心的主要还是国际常识、世界史知识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表层——劳动创造物(或物化劳动)的某些部分,但反映出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由冷漠转变为关注,对国外舆地知识和事态变化,由消极被动地接受转变为积极主动地探索,毕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的动向。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西学向中国内地的渗透拓宽了道路。这些条约中规定:增开天津、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11个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在这些地区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等;传教自由,“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各处游历、通商,中国政府应提供方便;开放长江,等等。这样,就使外国人可以在南起广州、厦门,中经上海、烟台,北至天津、营口,东起上海、南京,沿江西上,直到中国内地的广阔领域里自由活动。结果自然是在加强了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侵略、经济掠夺的同时,便利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与此同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京师同文馆的创办,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为重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兴起,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以及战后出现的空前严重危机,使更多的中国人将学习的视线转向西方。他们坚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梁启超在回顾是时他们用以变法维新的学理时即说,光绪年间,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派,而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③。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各种提倡“新学”的新式学会纷纷成立,“新学”也开始取代“西学”的概念,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时代意义的词语而流行于世。

  由“西学”到“新学”的发展,并非只是概念游戏,而是具有其内涵的深刻变化。最主要的就是后者开始从深层次上对比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差异和对立,并在文化选择的总体设想下,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模式,代之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模式,这是近代中国在文化发展方向选择上的一次飞跃。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受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即意味着地主阶级自由化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意味着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屈从,所以排除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被地主阶级应用的那部分的中国特色文化,就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一定阶段的要求。孔孟之道就是这样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中,既被视同地主阶级腐朽文化和政治行为的根源,也被视同中国文化的代表。矫枉过正,中国文化特色也一同被否定,代之而兴的是所谓的“全盘西化”。

  文化既有其共通点,只有特色之别,又何得谓“全盘西化”?所谓“全盘西化”不过是娶以文化的外国特色代替中国特色而已。此“全盘西化”论著者始终不愿承认而要求正名的原因。胡适之先生就一再声明,希望用“彻底现代化”取代“全盘西化”用语。他旧学根底很深,这是众所公认的。但却总也摆脱不了“全盘西化”始作俑者的形象。尽管这个用语既不是他发明的,且严格说来,这场以外国文化特色取代中国文化特色的新文化运动,也不是他发动的,而是陈独秀所首倡。他只是身体力行,而且最准确、最一贯、最持久地遵行这一方向,可能这就是他“浪得大名”的原因。其他同代人或则离开文化视野,或则转向,或则落荒,或则本不知其所以然。严复是既通外国特色,也懂中国特色的文化巨人,但他选择了中国特色作为行动的方向,成为中国第一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是一位文化巨人,通中国特色较外国特色为多,但他肯与时俱进,接受挑战,敢于用中国不只孔孟一家的全部文化特色与外国特色抗衡,开辟了中体西用文化交融的新途径,从而成为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第二代领袖人物,并构成与“全盘西化”派平分秋色的一个继续具有生命力的自由主义文化与政治派别,即通称新传统主义或当代新儒学的创始人。胡适本来也是中西兼通,但在行动上,他宁取外国特色,惟英、美文化马首是瞻。当向往“法兰西文明”的陈独秀于1919年果断选择了法国革命式的民主主义群众革命行动的方向,很快又“全盘俄化”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后,胡适固守“五四”前新文化运动阵地,而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代西化即西洋特色自由主义的当然领袖,“全盘西化”者,也随之好像一直就是“全盘英美化”似的。

  按照文化交流的规律,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向是站在自己原有文化的基点上去兼收其他外来文化的先进部分,不断调整确定,而不可能从零点开始。这就需要对民族文化有一个较准确的自认,时至“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特色文化的历史性思考才由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五四”前夕,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确实已把无论是孔孟之道,还是老庄之学均玩弄于实用主义的股掌之上,败坏了它们作为激励自身上进的功能,而仅将之作为掩盖自身政治低能、道德沦丧、智力闭塞的屏障。他们不仅企图用孔孟之道去压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也企图用以规范正处于发展中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行为,而本身却实行老庄哲学的极端主义,不对群体的任何利益负责,不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规范,恣意妄为。袁世凯瓦解国会,祀天祭孔,准备称帝最为典型。这实际就是蔑弃与资产阶级自由派联合专政的“共和”与《约法》,不再需要曾经帮助他巩固权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力量的匡扶,企图独占革命的成果,开启了他死后的那个地主阶级极端自由化的历史时期,而使国家与社会处于暴力肆虐,人欲横流,四分五裂状态,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曾经依附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于此等现象深感忧虑。在此情况下,来自新文化运动阵营的第一个历史性思考便是:由于地主阶级当权派背信弃义,失去了道德规范,俗谓“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新文化运动重镇北京:大学校长时声言:“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以至“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行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④1918年,胡适即以少见的激进态度攻击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他直截了当地说:“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⑤。1920年,蔡元培在湖南发表演讲时,继续指责封建统治者说:“近年政治家的纠纷,全由于政客的不道德”,所以,政治问题“不能不兼及道德问题”。他在北京大学组织有“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纳妾等,实际就是针对其时统治者所组织的“孔教会”的一种揭露和抵制。1918年,他和其他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活动家,在已被统治者败坏了的南北国会之外,倡导南北议和运动,也是对附从地主阶级自由当权派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议会政治道路的一种不再信任的表示。

  割断与封建统治者相联系的脐带,走自己的路,是新文化运动阵营对当权者失望以至绝望以后的第二个历史性思考。这就需要建立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以及自己的意识形态力量保证系统。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本是地主阶级自由化运动派生的产物,在意识形态上也一直寻求与群体本位主义的儒家思想相协调。特别是在反对外来侵略与压迫的大前提下,体制内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均深明个人、个性、自由之可贵,深知个体本位主义是现代化社会谐和与政治进步的基石。但在行动的纲领上,却莫不要求个人自由服从群体本位主义伦理观指导下的民族主义。如果这是争取多数人解放的民主主义的群体本位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群体本位主义的要求,必然会构成一种非常可贵的牺牲精神。但对于地主阶级群体本位主义来说,却只能形成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屈从,如果不改弦更张,最终只能使民族和社会受到损害,给自身带来屈辱。因此,全面抛弃中国特色群体本位主义伦理观与民权观,全面引用西欧北美文化特色的个体本位主义伦理观,重塑外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体系,进而采用西欧文艺复兴式层次的文化革命手段,尽可能多地解放中国特色群体本位主义伦理观束缚下的个体人的自然权利意识,以资扩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组建个体本位主义伦理观指导下的意识形态力量保证系统,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力要求准备条件。这就是“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所在,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平民化运动实质所在,也是为什么它的口号是人权和科学、白话文构成运动主要内容之一的原因。

  然而,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中国特色文化的历史性思考,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⑥。

  对中国特色文化进行真正意义的历史性思考和文化方向的选择是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⑦。

  三

  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坚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阶级性和时代性统一起来,确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不是国民党顽固派所鼓吹的专制主义文化,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从而选择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工农大众服务的阶级性。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中通过文化的统一战线坚持了鲜明的阶级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促使孙中山先生对三民主义作了全新的解释,一改旧三民主义没有提出反帝反封和反封建文化思想口号,而与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没有多大联系的局面,新三民主义被推广到全中国,从而形成轰轰烈烈的“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大革命运动。在以后漫长的革命与建设征途中,中国共产党莫不亦然。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时指出:“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⑧他深刻地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时代性,这种时代性突出地表现在资产阶级因其文化思想比政治还要落后而不得不将“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地位让位于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至多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无产阶级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结成最广泛的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最鲜明最迫切的战斗任务,忽视了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斗争目标,无庸置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阶级性和时代性有机结合,将时代性寓于民族性之中。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永恒主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综观近代中国80年的发展历程,封建的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在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制度的挑战和猛烈冲击下,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和变化。社会的变动,必然引起文化观念的变迁,民主与专制、民权与君权、西学与中学、改革与保守……。推翻封建专制,争取社会民主,发展民族工业应是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但是,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却使这一急务被争取民族生存与独立的更为急迫的任务所掩盖,民族独立成为社会一切发展的主题,因而民族性也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为时代所赋予不同的内涵。

  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并非固守中国一切文化而盲目排斥外来文化。综观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大致经历了三个大文化时代。第一个是周秦以下以迄于宋;第二个是宋明以下以迄于鸦片战争;第三个便是鸦片战争以迄于今,而又尚未结束。总的趋势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它是成就中华文化与文明泰山之高,江河之长的根本原因。中国三大文化时代即是中国文化史发展的辩证三阶段。周秦汉唐文化,就是一个不断融合各族、各家文化成果的时代。隋唐时期,佛教文化进入中华文化圈,儒释道并重,乃有唐代文化万国衣冠拜冕旒的那种空前气势;宋代实际是更细致地消化了儒释道文化成果,成宋明理学的独家之言。由于理学概括能力之强,其时世界范围的文明无有能出其右,再增其高,再长其流者。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中包容乃大的精神,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对外来文化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既不盲目自尊,也非全盘西化。“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⑨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是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正确发展的前提。毛泽东同志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界定为“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那么,如何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便成为其具体的内涵。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对于传统文化历史加以科学的分析,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才有利于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对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颂古非今或虚无主义都是错误的。

  新民主主义的大众文化是确定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方向的基础。大众的文化必定是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这就是要广大的工农大众真正掌握运用和享有这种文化,使之成为工农大众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才有其革命文化的地位。大众的文化又使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民众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这又要求从事文化的革命工作者用工农大众的生活、工农大众的感情、工农大众的语言和工农大众的形式去发展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里,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对马列主义的成功运用。它坚定地选择了这一方向,确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必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在文化战线上为实现这一目标作了充分的准备。

  (张静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副教授)

  注释:

  ①钱存训《近世译书与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文献》1986年第2期。

  ②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页。

  ③《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十四,第71页。

  ④《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1917年4月。

  ⑤《新青年》,《易卜生专号》,1918年6月。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6~69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7页。

  ⑧同上。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36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流变轨迹初探

<标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流变轨迹初探

<类型>=g3

<作者>=王克婴

<姓名>=

<内容>=

  1978年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确定,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得以初步确立。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并促进了各项事业的日益进步。本文将在论述文化建设与社会进步关系的基础上,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流变过程,并就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作用、特征及未来方向作出评价。

  一、中国改革开放与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

  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历来是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学者们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可以说,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有着紧密的联系。社会的变迁和进步会引起文化的变迁与发展,而文化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结构进一步的变迁与调整。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上,我们又很难将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作明确的区分,因为社会生活的本质就是文化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是在60—70年代的相对封闭,再次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标志着中国开始步入世界进步和发展的潮流中,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来I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深刻地阐释了改革与开放的关系,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改革就是对内开放,对内搞活,开放就是对外开放,发展与国际间的广泛联系。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也是有益的。

  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明显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发展是紧密联系的,改革开放促进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开放与创造既是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促进和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向纵深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良性互动关系。

  1.改革开放促进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我国,经济开放和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经济发展对文化发展的促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经济开放与发展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国内各地区、各产业部门以及跨国的流动,生产的规模和范围也急剧扩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原来相对封闭的地区、产业、群体及个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这样的过程,为文化的交流、发展、创造与融合提供了相对优越的主客观条件。单从我国开放的角度讲,经济开放为文化的开放提供了‘物质基础,使我国能够在开放过程中积极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要素,从而推动中国文化在新的时期向更高层次和阶段发展。

  第二,改革开放改变了我国原有的经济所有制方式,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状,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相关,其相应的文化层次和内容也产生了较大的差异。

  第三,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市场经济意识的不断培育,使人们有了更多的从事文化和精神享受和消费的机会与条件,对社会文化秩序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

  第四,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和人们对生存及生存体验的前所未有的关注,为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2.文化发展促进了改革开放进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文化结构由同质性向异质性的快速转换。文化结构的异质性主要指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社会结构功能的分化和个人选择的多样性,这种结构的异质性必然带来文化功能的多重性,即由单纯的政治伦理功能向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行为准则等方面的转化:第一,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由过分集权、家长制和个人崇拜等向民主、平等、主人翁精神、法制化等转化。第二,在经济领域,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从分配领域的大锅饭向承认差别转化。第三,在价值取向上,由官本位向多元化的发展。第四,个人行为取向上,由相对化的安于现状与得过且过,盲目服从与群体无意识,缺乏主体精神等向培育竞争精神、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及理性化、公民意识的转化等。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文化上述功能特质及其与主客体的互相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流变的三个阶段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各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与此同时,中国新时期的文化也以其结构的异质性和功能的多元化表现出了了进步、向上的时代主题,呈现出一条从单一性到多样化、从封闭到开放和走向世界、从彷徨不定到不断成熟的清晰的流变轨迹。对这一轨迹的了解、分析和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而且也有助于预测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走向,进一步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1.第一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其基本特征是西方文化的“流入”与中国文化的开放

  在这一阶段,无论是主流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表现出对世界先进文化积极开放和吸收的特点;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和谐。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刚经历了非理性的十年“文革”,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落后了许多年。所以,随着思想的大解放和国门的开放,文化的“水流效应”发挥作用,各种西方的思潮、生活方式源源不断地流人中国。这是一个中国人重新认识他人、认识自己、学会比较的时期。而这种比较显然又带着不够成熟的心态,常常拿自己的缺点和西方人的优点比,往往以偏概全。如当时许多小青年都以衣服上印着自己看不懂的甚至是错误的外文为荣。在很多人眼里,天上的月亮也似乎是西方的圆,外国人就是有钱的代名词。西方文化以强势文化的态势汹涌而来,在带给中国生气、将中国引向世界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因此,我国在这一时期内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对文化开放中的一些负面影响进行了及时的矫正。在西方文化流入的同时,中国文化也采取了对外开放的积极姿态,使世界各国加强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和理解,并对吸引外资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产生了极大影响。

  2.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其特征是中外文化在进一步交流中的“碰撞”与“冲突”

  这一阶段,大众文化继续其对外国文化的开放和交流,但在主流文化方面则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随着西方文化不断地由表及里地流人及中国文化的不断开放,文化的交流向深层发展,渐渐触及到核心文化,即思想意识形态和道德文化的层面,在某些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冲突。与民族外围文化与科学理性相比,核心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阶级性,比较坚硬和封闭,不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且具有很强的抗拒力和排斥力。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触及核心文化时产生的冲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基于民族传统和历史,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冲突的延续;二是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冲突。显然,这是中外文化深层交流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些冲突的存在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

  3.第三个阶段:90年代初期至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新时期中国文化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基础上的积极建设

  从90年代初开始,我国就开始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积极探索。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了明确而简洁的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时期现代文化,既是对我国社会发展实践的体现,也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支持和保障。而从文化交流的阶段特性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又体现了文化整合的特点。在一般状态下,一种文化不会彻底改变,但是可以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把原来不相融的、孤立甚至冲突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价值整合到一种文化模式中,使其具有体现人类整体利益、整体价值理想的力量,从而使人类的文化实践行为充满着一种健康自觉的人文精神关怀,这就是文化的整合。

  三、新时期中国文化流变的分析层面及其特点

  从发展阶段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的流变与发展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掌握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但是,由于文化内涵的广泛性、结构的多元化、价值的多重性、流变的复杂性等因素的存在,单单从发展阶段方面的研究并不足以揭示我国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从与文化流变相关的各个具体层面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1.从文化流变的时间层面分析

  从时间层面分析我国文化流变的进程有两层含义,一是如上所述,新时期文化变迁的各个阶段的时间分割并不是十分清晰,而且不同的阶段经历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其发展速度、影响程度和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较大差别。二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一定的文化特质随着历史进程中主体的变化反映出来,并显现出不同的价值。也就是说,同一文化特质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发挥的作用有较大差异性。这一特点在我国新时期文化建设与发展中屡见不鲜。

  2.从文化内容的基本层面分析

  从一般形态讲,新时期中国文化包括三个主要部分,即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迁过程中,这三种文化的发展轨迹各有不同。主流文化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道德要求等,已经发展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层次。精英文化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源动力之一,担负着教化、价值认识、真理与信念的确立等使命,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发展与流变深受社会环境、主体结构变化及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影响。与上述两者略有差异的是,新时期的中国大众文化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兴起与发展较前两者要相对顺利一些。中国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并体现着平等、民主、大众开放等基本特征。

  3.从社会各个阶层对文化发展的不同作用分析

  文化的发展需要通过人的进步来实现,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及人的发展的研究,可以寻求不同阶层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基本态度、发挥的不同作用、未来的基本方向等。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阶层和个人的价值和行为取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而且,在不同的时期,他们对文化的内涵、文化价值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因此,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可以更加细致地理解和把握我国文化流变的规律性问题。

  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通过其与自然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反映出来,即人在应对来自外界的不断发生的挑战时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构成了一定的文化特质和价值。同时,这种特质和价值在其所能够影响到的社会群体中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在某些特定的时段、地区和利益群体中,来自下层的优秀个体的影响力往往不可忽视,其对特定群体文化变化和发展的作用比来自上层的导向和说教作用都大。

  4.从文化流变主导与追随层面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的发展,首先基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也就是基于上层的导向和推动,当时的社会群体是随着上层的意志行动的,并没有很多的自觉性。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文化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和文化发展的动力,除了来自上层的以外,来自社会的力量也日益增长,并在发展中成为一股越来越重要的力量,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5.从文化流变的基本路径依赖层面分析

  文化的流变、创造与创新,需要通过不同的路径来实现。这些路径在文化主体上分为事件和人员;在依赖客体上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在范围上可以分为国内与国际;在方式上可以分为合作、交流乃至冲突;在工具使用上可以分为教育、媒体、文字材料、网络等等。对上述文化流变的具体路径进行必要的研究,也是揭示我国文化流变规律的一个角度。

  6.从现代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比较角度分析

  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具体问题展开:一是中国民族文化与各国文化交流、冲突与整合的领域、主体内容、沟通与解决的方式、路径等;二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先进文化的比较研究,寻找其共同性与差异性,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先进文化的创建提供目标、基本要素、途径;三是新形势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创建强势文化、对世界文化作出巨大贡献、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方式问题。

  四、新时期中国文化流变中的冲突、整合与未来发展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的流变,处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之中。从国际角度讲,在中国刚刚开始开放和走出国门、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还比较脆弱之时,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就已经显现;从发展角度讲,中国刚刚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从价值取向讲,中国人刚刚开始从传统的、集权的道德教化中走出,学习竞争精神、经济意识、自我表现意识和理性主义时,又遭遇了以反理性、追求和谐和精神价值的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空间,中国文化的发展实际上要在短短几十年中走过西方文化发展100年走过的路。因此,在这一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类型的文化冲突便在所难免。所以,目前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任务就是在考虑到文化发展的主客观条件下,充分地理解和尽力地改善文化的冲突,通过一系列的整合,达到融通、和谐、为我所用的目的。

  1.文化冲突

  目前,中国新时期文化建设面临着多重历史背景,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西方近代理性文化及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等等。在这些文化背景中中国文化的建设,所遇到的矛盾与冲突是多层面、多形态的:

  (1)在时空概念方面,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传统与现代价值的冲突,这一冲突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始终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道德,强调中庸,推崇克制、谨慎、循规蹈矩,轻视实践,这与现代讲求科学与理性、勇敢与无畏等理性主义价值观大相径庭,使中国传统和现代价值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另一方面,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所追求的协调、全球意识等等与中国现实的发展要求也有着较大程度的冲突,这也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一个两难选择。

  (2)在文化组成主次概念方面,存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冲突、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冲突。主流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作为社会统治思想的文化,而亚文化则是社会中辅助、边缘性的文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具体社会环境中,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和在所难免的失误的发生,使亚文化对主流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力,而且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这种影响力就越大。这是中国文化建设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至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则基本体现了“雅”和“俗”、“方”和“圆”的矛盾,其焦点问题是精英文化的“启蒙”性与大众文化的“世俗”性,精英文化的创新性和超脱感与大众文化的可复制性,精英文化的纯正性与大众文化的博杂性,精英文化的庄严性、使命感与大众文化的通俗性、娱乐性等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社会阶层的分隔、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及知识分子使命感等因素有着紧密关系。

  (3)在具体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包括竞争与合作的冲突、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冲突、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个体与整体价值的冲突、国家利益与全球化观念的冲突等等。  2.文化的整合

  冲突和整合贯穿整个文化的流变过程中,冲突与整合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在冲突中整合、在整合中又不断冲突,体现着动态与柔性化的鲜明特点。如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在冲突中互相矫正、逐步认同对方的价值观念,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在不断地寻找二者之间可以沟通之处等等。

  文化整合的最大难题就是,在民族国家参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以后,其社会系统的重新“结构化”,即在保留民族性、传统性和主导性的同时,又接纳现代性、国际性和先进性。文化的整合,既是制度的、过程的,又深受社会心理和风俗的无意识影响。新时:朗中国文化流变过程中的整合问题,在坚持国家与民族主导性的同时,逐步确立了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与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已深深地植入民族的灵魂之中、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传统习惯中、表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与工作的言行中,历史的发展有继承性和延续性,现代文化是在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完全否定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二是培养全球文化发展意识,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任何一种文化要取得发展,就必须树立一种开放的姿态和意识,在与其他文化体系的交流中共生共存。在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这一点更是显得日益突出。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正是得益于中国持续的开放进程。

  三是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宽容。文化的多元发展,带来了理性的活跃和思想的解放,而不同文化间的宽容和交融则恰恰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自由。因为宽容就是提倡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惟有宽容,才有文化的繁荣与人类的进步。

  3.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化的未来取向

  在20余年的发展与变化中,中国人看到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之处与落后的地方,了解了西方文化的先进与不足。中国人对西方的东西不再好奇、不再盲目崇拜;中国学习西方的声音不再那么狂热而变得有理性;中国人正在学会冷静。目前,中国人已经在做一件事,那就是更多的将西方文化中先进合理的东西吸收过来,将中华文化中的优秀东西发扬光大,从而创造出一种中华新文化,使中国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生,并且试图在坚持自主性、平等性的同时,广泛地与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文化交流和往来,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了解。

  在2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使社会主义的中国终于融入了现代化的世界潮流,经过20年发展的中国文化也进入了世界文化的发展体系,并日益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崭新的21世纪,中国文化已经解决了是否与世界文化接轨的问题,并且逐步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王克婴  天津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副教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37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把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

<标题>=把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

<类型>=g3

<作者>=王逸滨

<姓名>=

<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逐步纳入正常轨道,发展很快。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宏伟目标,既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又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同的层面。依法治国,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已成为治国方略,成为管理国家的根本方针之一。

  20年来我国法制建设规模很大,成绩卓著。但实践证明,在大力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法治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正因为如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提出“以德治国”,要求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作为一种规范体系,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具有法制不可替代的作用。

  江泽民总书记说:“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曾有人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比作建国纲领的主体,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比作它的两翼,这是很恰当的,中国现代化之鸟只有主体,没有两翼,或只有主体和一翼,是腾飞不起来的。就此而言,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依法治国方略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对青年、干部和群众的道德教育,努力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质。邓小平提出的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目标中的第二条就是“有道德”。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作出过两次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道德建设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中道德建设也是一个重要内容。但像他最近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把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江泽民同志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且强调二者的结合,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者的结合,对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以德治国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以德治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早在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周公姬旦就提出了“以德配天”的进步思想。以德配天的思想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政,这样才能获得天的保佑,长治久安。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了儒家,儒家的德政思想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年的历史。德治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仁政”、“王道”。儒家关于德治的论述很多,比较为人熟知的有:孑L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②“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④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的德政思想对于限制君权,缓和君臣、君民关系,稳定社会等方面具有进步意义。孔子之后,德政思想不断有继承,有发展。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⑤孟子提出王道、霸道之分,认为国君好仁修德,实行德政,就是王道,王道天下无敌。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也是提倡德政的。他认为,地上统治者施德政,天降符瑞以示奖励;若相反施以暴政,天降灾异以示谴责。唐代时流行“德政碑”,地方官员若行德政,便由当地士绅修建一座记录功德的纪念碑。这种德政的思想,一直影响到中国近现代的一些杰出人物。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多次指出: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但今天的德治是对儒家德治的批判继承。儒家的德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它是一种统治术,是剥削者统治人民的方略,当然,儒家也主张以身作则。(二)在德治条件下,人民遵守国家的规定,完成自己的任务,不是由于强力的逼迫,而是出于自觉自愿的接受。(三)儒家德治所倡导的道德信条多为抽象的,它们不仅具有其特殊性和封建性,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虚伪性。(四)儒家并不否定法制,但没有把法制提到与德治一样重要的地位,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这些特点决定了今天的德治与儒家德治的关系是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今天讲的德治,不仅把“德治”提高到治国方略水平的这一主张来自儒家,它的许多道德信条如主张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主张以身作则等,也来自儒家。但我们的德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的目的是借助道德规范建立有序的经济政治秩序,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力求达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与封建德治根本不同的。儒家德治中若干具有封建性质的道德信条如“三纲”之类,是应该抛弃的,而有些抽象的道德信条如“五常”之类,则是可以赋予社会主义内容的。那种认为今天的德治是对儒家德治的简单复归的观点,显然忽视了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二、德治与法制是相辅相成的

  党的十五大在强调以法治国的同时,就曾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江总书记又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⑦思想道德建设集中体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实质上就是道德建设,就是要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也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保证社会的正常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和道德都是由一定经济关系决定并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上层建筑,都产生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反映,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社会主义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在内容上相互吸收。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来源。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主要内容的集中概括,而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吸收了这些内容。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24条第2款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这就把社会主义道德的主要内容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

  不仅如此,许多道德规范通过立法程序已转变为法律规范。例如,围绕孝敬老人这一美德,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婚姻法》、《继承法》、《刑法》从财产、人身等不同方面作了保障性规定。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宪法、刑法、民法、治安管理法等已对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作了吸收,教师法、会计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等职业方面的法律已对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作了吸收,婚姻法、继承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婚姻家庭方面的立法,已对家庭美德的主要内容作了吸收。

  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提高公民的素质。公民素质包括哪些内容呢?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当前我国公民素质的主要内容是“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和“民主法制观念”。当通过宣传教育,法律由外在的规范成为公民自觉自愿遵行的规则,这时的法律规范对公民来说便成为一种道德规范。

  其次,社会主义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在功能上相辅相成。法律的特点是强调强制和他律。道德的特点是强调教育和自律。法律通过运用强制手段着力约束人的行为,道德通过运用教育的手段着力约束人的动机。法律着重要求的是人的外部行为的合法性,单纯的思想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而道德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的外部行为,它还要求人们行为动机的高尚、善良。对人们行为的“内在”影响,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特殊机制。动机与行为,教育与强制,是道德和法律的不同体现,但又是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的。

  法律与道德在调整范围方面既有分工,又有协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转化。法律调整的一些社会关系,如国家机关的某种职权划分、工作程序、技术规定等,道德是不去调整的。而道德调整的一些社会关系,如爱情关系、友谊关系等,法律是不去调整的。但法律与道德调整的范围又不是固定不变的。有些问题原来属于法律调整的领域,根据新的情况,法律可能不再过问而交由道德调整;而有些原来由道德调整的问题,由于新的需要,则可能进入法律调整的领域。

  再次,社会主义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在实施中相互支撑。社会主义道德的实施主要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法律的实施则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但两者殊途同归,目标都是促进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一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单靠国家推动和单靠社会力量推动都是不够的,只有两者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才最为有效。

  社会主义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有赖于道德素质高的立法者和执法者。保证立法者和执法者不滥用权力,廉洁奉公的重要措施,是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使廉政建设法制化。只有人的素质与制度约束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促成廉政、善政。

  因此,法治与德治二者必须并举,缺一不可。法制建设之所以不可缺少,不仅因为法律可以限制人的行为,防止犯罪,或惩罚犯罪,从而起到震慑作用,而且因为法律可以规范人的行为,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但法律的作用是有局限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深层次讲,法律的根据是道德规范。法律诚然是由立法机关以多数通过的途径建立的,是有强制性的,任何人不管同意不同意都必须遵守,但法律条文之所以如此规定而不如彼规定,之所以得到通过,不是没有理由可讲的,这个“理由”包含很多因素,而道德规范(道德上的是非标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立法是如此,过去的立法也是如此。一部人类法制史已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历来的统治者在立法时,总是努力地把一个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挑选出来,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从这一点来说,统治阶级的道德不仅是立法的基本原则,许多法律规范也是由道德规范转化而来,法律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法律就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即以国家权力来强制执行某些道德规范。因此,国民的道德水平提高了,犯罪率和民事纠纷率就会降低,发生了也易于解决。正如孔子所说,法制只能对人的恶行起震慑作用,不能改正人的恶念;德治则能使人抛弃恶念,从而端正行为。不仅如此,道德起作用的范围还远比法律为大,有许多问题并不涉及法律,而要靠道德来解决。当然,只有德治而无法制也是不行的,因为道德水平的提高是长期的事情,德治的作用是无形的、缓慢的,加之历史的、外部的,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原因,没有法制震慑不住犯罪活动和恶意的民事纠纷。

  三、以德治国是深化改革所要求的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通过形成社会道德舆论,树立道德榜样,塑造理想人格,培养内心信念等方法,来指导人们按照一定的善恶观念选择自己的行为,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推动社会生产力服务的。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的经济,但同时也需要道德规范来保障。当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制度和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出现了不少人不讲职业道德和商业信用,一味追逐私利,损坏国家声誉等现象。一些人道德沦丧,利欲熏心,坑蒙拐骗,抢劫走私,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甚至不惜违法犯罪。这足以说明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也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多么的重要。因此,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健全的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道德相配合。

  根据道德的永恒性与历史性原理,我们首先应当肯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道德依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市场经济毕竟是一种不同于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它对道德的要求也有了新的变化,道德建设必须适应这种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道德,有了新的特点,新的内容。对许多人来说,由于过去形成的社会生活习惯,对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道德有一个由不理解到理解、由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开始的初期.人们生活在新旧两种道德体系之中,生活中的道德冲突随时都会遇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无所适从,从而产生道德行为的混乱。另一方面,人们对社会道德的认识,也因为极容易感到道德生活的无序状态,从而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滑坡的印象。

  我们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道德发展的趋势是进步的,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同时要明确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又为道德进步提供了基础和机遇,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对道德建设丧失信心,才会对道德建设的前途保持乐观的态度。我们又要看到道德滑坡、道德失范的严重现实,寻找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从而准确地找到道德建设的途径和办法。如果看不到改革开放以来道德水平的提高与进步。不能正确认识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就会悲观失望,陷入在道德建设面前无所作为、自暴自弃、甘于堕落的情绪中去;看不到道德建设方面的严重问题,就会盲目乐观,顺其自然,使道德建设流于自发的过程。

  贯彻“以德治国”的方略,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站在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高度,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现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着眼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要坚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并积极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要正确处理和认识各种利益关系,树立社会主义义利观。要周密制定、实行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建设指导计划,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搞好规划,把基本道德要求融于有关法律法规和各项具体政策中,融于社会的各项管理中,不断推动社会道德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努力使道德教育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为群众所乐于接受。

  四、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第一,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一要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取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强制力。社会主义道德靠个人的良心和舆论来保障实施。然而,在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条件下,良心和舆论尚不足以防止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道德体系中,有一些道德义务是最低限度的义务,它们能否得到普遍遵守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能否存在,必须利用法律手段使之上升为法律义务,以法律制裁为后盾予以强制执行。这样就会大大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还可通过立法,以奖励性的手段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在对违反最低限度道德义务的行为予以制裁的同时,对见义勇为等先进行为,法律给予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奖励,积极引导人们向先进榜样学习,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二要通过公正执法,惩治不道德行为,增强公民社会公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和家庭美德意识。例如,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既可增强公民的监督意识,又可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既可增强公民对国家、社会的信任意识,又可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依法打击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活动,可以促进职业道德;依法惩处虐待老人行为,可以促进家庭美德的培育。三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

  第二,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道德守则、公约,法律对这种活动则给予一定支持。我国宪法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又是基层民主建设实行基层组织自治的重要内容。政府依法对这种活动提供一定经费、给予一定指导等。

  第三,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成为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和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表率,成为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有力推动者。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此,坚持这一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督促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同时,党要成为代表先进文化(包括先进思想道德)前进方向的党,党员领导干部要成为道德楷模。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示范群体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途径是我党的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立足本国实际,认真总结人类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实践,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法治和德治的鲜活经验,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和模式。

  五、落实“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关键是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运行机制

  以德治国的方略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问题。我国的道德建设20年来应该说已有很大成绩,例如已初步形成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基础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但作为治国方略的德治要真正实现,特别是要深人人心,体现为国民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还有许多问题要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只有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德来治理国家,才能真正落实“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因此,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明确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认真实践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搞好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全面领会与掌握“以德治国”方略的精神实质。

  “以德治国”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思想,更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性的口号,其实质是一个治国的方略或方策。因此,它应该而且必须落实在治理国家的制度和机制之中。要建立起完善的“以德治国”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机制,应该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建立起有力的领导机制。共产党是执政党,凡是与治国有关的事情都应该由党来领导。党的各级领导,应该亲自抓道德建设,抓道德监督。党不仅要管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建设,也要抓道德建设。制定道德的评价指标体系,把某个地区、单位的道德建设目标、步骤、措施等纳入该地区、该单位党的工作规划和日常工作,对于落实“以德治国”是极为重要的。

  其二,建立国家和地方立法、政府决策的道德保障机制。一种法律法规、一个政策举措,是不是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精神和要求,是不是与道德规则相悖,在执行过程中有什么样的道德偏差,都应该有专门的检查、审核。

  其三,建立起任用干部的道德考评机制,做好“官德”建设。新时期的干部,必须是德才兼备的人。在历史上的特殊时期,政治家们曾经为了达到特殊的目的,惟才是举,而不问品德如何。他们使用这样的人才,总有特殊的提防手段。当前我们主要是搞国家的治理和建设,应该把“德”作为政治人才的重要标准。“官”就是“管”。一个不能把自己管好的人,一定也不可能把众多的人管好。一个品德不好的领导,会用邪办法管人,会带坏一大片;一个好的领导,会用正确的办法管人,会带好一大片。上行下效,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新任干部应该有道德的考评,在任干部也应有道德的考评。考评不好的降职,考评好的提拔,才能把江泽民同志所说的“讲正气”落到实处,把“以德治国”落到实处。在这方面,我国历史上和西方的经验都有可借鉴之处。

  其四,改善家庭和学校德育。根据人的品德成长的规律,编写出适合不同年龄和人群的教材,创造出适合不同年龄层次人的教育方法,使从幼儿到大学生的德育成为一个完善的体系,这是时代的迫切要求。目前,在德育方面存在着不系统、不完备、不讲规律的现象,亟待改进。

  其五,充分发挥舆论媒体和网络的作用,搞好公民道德建设。如何搞好成人的道德教育是个难题。成人的道德教育搞不好,就会对青少年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应该多想办法。只有德法并重,多渠道、多途径地开展公民道德教育,使社会形成新的民风民俗,成年人的道德教育问题才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其六,对于社会渣滓进行有效的监管。我们这个社会,对于犯罪的人基本上能够进行有效的惩处。惩处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犯罪之人有多种,应该分别对待。对于那些品德恶劣、危害社会而且屡教不改的人,不仅要有法律的惩罚,还应在:其刑满后实施追踪监管,进行定期教育,使邪恶之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为所欲为,这样才能改善社会风气,从而收到止恶劝善的社会效果。

  只有这样,“以德治国”才能真正上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

  注释:

  ①《光明日报》评论员《把依法治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2001年4月3日第1  58期。

  ②清  刘宝楠《诸子集成》1《论语正义》卷2第24页。岳麓书店1996年8月出版。

  ③清 刘宝楠《诸子集成》1《论语正义》卷2第27页。岳麓书店1996年8月出版。

  ④清  刘宝楠《诸子集成》1《论语正义》卷15颜渊第12第331页。岳麓书店1996年8月出版。

  ⑤清  焦循《诸子集成》《孟子正义》卷3公孙丑章句上第147页。岳麓书店1996年8月出版。

  ⑥《光明日报》评论员《把依法治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2001年4月3日第158期。

  (王逸滨  天津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党总支副书记  副主任)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38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官德"先行是“以德治国”的关键

<标题>=“官德"先行是“以德治国”的关键

<类型>=g3

<作者>=孔月霞

<姓名>=

<内容>=

  新世纪伊始,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基本方略。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治国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极大丰富和发展,是对我国“依法治国”理念、内涵的扩大和延伸,也是第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把加强道德建设提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以德治国”国策地位的确立,对推进我国新世纪的改革发展、稳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宽广的研究领域: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尽快建立和完善与其相适应及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相配套的思想道德体系;如何确保“以德治国”方略的贯彻执行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认为“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在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个庞大系统工程中,“官德”先行是“以德治国”的关键。

  一、“以德治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依法治国”,反对“人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早已被我党作为一项治国方略确定下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在具体实施这一国策的过程中,“法治”必须依靠“德治”来配合。在此我们有必要界定“法治”、“人治”和“德治”三者问的不同。简言之,法治是以制度管理人,德治是用道德约束人,人治是靠权势控制人。人治是出现在某一社会形态或社会形态中某一时期的一种愚昧、落后的治国之道,早已废弃。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则是法治的思想前提,二者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也正是法治和德治以及二者的关系,架构了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科学内涵。

  “以德治国”作为国策确定下来,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一项重要措施,符合社会需要和发展趋势。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同时,西方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政治主张、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乘隙而入。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带来多样性,传统优秀的道德观和先进的思想价值取向受到冲击。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商品交换的法则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到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引发了见利忘义、权钱交易,导致公众意识、奉献精神的减退和腐败现象的出现。这些都为我们如何加强民主法制和思想道德建设带来了新的课题,也赋予了现代国家概念中新的内容——国家不但是政治、经济的产物,也应该是道德的产物。

  国家在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尊严方面,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机构,是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缔造者和保护者。因此我们说现代国家的职能应该包括维护人们道德公共生活和秩序的内容。“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表明了国家将对社会的公共生活进行道德的干预,这符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国民素质还需提高的具体国情。当人们思想只停留在因为某些行为没有法律规定就可以不遵守道德的认识层面时,国家可以借助其力量,通过推出确立一些新的道德制度来缔造一种全新的公共秩序,要求公民不仅要成为守法的公民,还要成为遵守道德的公民。因为法律的约束可以遏制违法行为但不能根除它,只有全社会成员都能遵守道德,才能彻底消除不良行为和丑恶现象。从此意义上也可以这样讲,“守德”比“守法”对人们的规定和要求更高,没有社会主义道德的支撑,社会主义制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依法治国”把中国建设为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就成了一句空话。

  那么我们以什么“德”治理国家呢?道德规范是一个变量,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道德规范。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必然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旧的道德观念被摈弃,新的道德思想为人们所崇尚。我们所提倡“以德治国”方略中“德”的根本正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价值体系。其内涵包括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更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体到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各级领导来说,“德”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真正身体力行“三个代表”、身体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

  二、“德治”先要树“官德”

  在我国实行“以德治国”基本方略,要求每个公民必须首先以德律己,为“官”者更应如此,“官德”先行是“以德治国”的主旨。从对成克杰、胡长清这些曾经身居高职的领导干部蜕变为腐败分子的过程分析看,无一不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忽视了思想道德的修养,信念丧失、私欲膨胀、官德低下,最后堕落为罪犯。它也警示了人们:腐败不除,无以立国、立党。“官德毁”不仅毁了为“官”者,也会引起“民德降”,引起整个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的沦丧,这点早已被历史所验证。作为建立了人类先进社会制度的国家,作为始终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更应把“官德”先行放在“以德治国”的首位。

  “以德治国”基本方略的制定和提出,为解决困扰我们党和国家百年大计的腐败问题提供了新的治理方案。根除腐败只有当结合了道德建设,才有可能真正地长久见效。也就是说一方面除了加大法制压力和打击外,另一方面还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整个社会成员的素质和觉悟,对其形成巨大的道德压力和社会压力。最近尉健行在重庆考察工作时就曾指出,在反腐工作中,要逐步从侧重遏制,转到标本兼治、有步骤地不断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一方面立足于教育,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另一方面着眼于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着力改革行政审批、财务管理和干部人事等制度。这就表明我党在反腐问题上提出治理的策略,即“以德治国”的方略已具体化为“官德”先行、“以德治党”。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是依法代表国家并受人民委托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民公仆,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其道德水准直接关系着国家形象、国民利益和国家高层次的政治道德,对国家前途和命运有着重大的影响。我国古人历来重视国家官吏的道德修养,把它提到事关“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位置。孔子曾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众星共之”①。鲁臧哀伯也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②。所以吏之行政,应以“德行为本”,否则,“官德”下降,将直接导致亡党亡国之灾。可见,“官德”的政治意义和作用是何等之大。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反腐廉政是政治上一个永恒的主题。

  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品德修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曾强调指出,越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越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党员和领导干部应该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责任感,充分认识当前加强自身道德建设、提高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为在具体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官德”先行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示范性作用。

  党的领导干部从事着国家各项行政管理工作,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发挥着重要的国家职能作用,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因而他们的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将对社会风气的改进和对社会上各行各业职业道德的建设和发展都起着示范、引导和带头作用。所以要全面净化社会风气和促进整个社会道德建设,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就必须首先加强党的作风和行政道德建设,纠正党内不正之风,认真提高廉政建设,切实改进政风。“身正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我国早有的古训。己身不正,何以正人?党的干部、人民公仆之德,其核心是清正廉明,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党的领导干部率先正其身,正其风,才能使自己“不以物感,不以情移”,筑起任何邪恶都攻不破的思想道德防线;才能以德律己,以德育人,“德高”才能“望重”。在“以德治国”,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才能起到带头、示范作用,有力地推动社会风气的改进和“以德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

  三、“官德”先行的具体措施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全民素质和觉悟,确保“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社会主义模式的治国方略需要造就一批道德素质、理论修养和组织管理才能具有很高水平的领导干部、人民的公仆。只有当社会中拥有了这样一批具有很高思想道德素质、过硬的工作作风的干部领导队伍时,“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才能有保障,“德治”社会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起来。因此可以这样讲,欲达“德治”,先树“官德”。当然这也就对我们的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理论修养水平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为此应着重在以下几方面加强教育,做好工作:

  1.热爱祖国,忠于人民

  党的领导干部、人民的公仆要树立高度的国家观念,热爱祖国,忠于人民。自觉地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该做到:第一,要牢固地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党的领导干部自身的价值在于为国家贡献,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索取,为自己发财,要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尽职尽责。第二,要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密切联系群众,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要深入人民群众,了解疾苦,倾听呼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第三,要努力学习,精通业务,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忠于职守、敬岗敬业,力争成为思想过硬,专业知识和技能精通的专家。

  2.遵纪守法,廉洁奉公

  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全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要以“遵纪守法、秉公执法、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的道德规范严格要求,应注意做到:第一,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处事以公,理财以公,任人以公,决不应滥用职权,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第二,要保持良好的作风,廉洁从政,一尘不染,坚持原则,铁面无私,敢于用正气抵制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做斗争,以维护法纪的尊严。这既是党的领导干部的义务,也是一条必须遵守的、重要的行为道德规范。

  3.艰苦奋斗,开拓进取

  我国目前正处于发展、创业时期,经济、文化等方面相对比较落后。这就更加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应带头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严于律己,洁身自好,经住“酒色财气”各种考验,为全社会树立起良好的公仆形象。在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历史工程中,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克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保守思想,为改革和发展做一名“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

  总之,“以德治国”,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能否完成这一伟大使命,关键在于我们党,首先在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因此我们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使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带头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身体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只有党的领导干部成为全党的表率,共产党员成为全社会的表率,才能更强有力的推进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文明建设、社会风气的改进和“以德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因此我们说“官德”先行是“以德治国”的关键。

  (孔月霞  天津工业大学社外学院  教师  副教授)

  注释:

  ①徐志刚译著《论语》通译,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②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一册第89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③《邓小平文选》,第32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39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爱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高扬的一面旗帜

<标题>=爱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高扬的一面旗帜

<类型>=g3

<作者>=薛振声

<姓名>=

<内容>=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巨大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和建设中,之所以能够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进行奋斗并取得重大胜利和成就,就是因为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了统一战线。

  一、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建立的统一战线

  1.在国民革命时期,在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旗帜下建立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际,正是北洋军阀黑暗残酷统治时期和帝国主义共同支配中国之时。因此,改变封建军阀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当时爱国主义内容,是我党当务之急。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革命进入到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投入革命运动,并在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二大上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一革命纲领而进行了斗争,京汉铁路的罢工遭到封建军阀镇压,使我党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残酷的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旗帜下,领导工人阶级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为此,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三大制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原则。三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国共合作作出巨大努力。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对内反对民族压迫,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人民民主权利等等。新三民主义与我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主要原则方面相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纲领。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在适应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客观要求的基础上建立的,如果没有这个爱国主义的基础,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不可能建立的。

  2.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爱国主义旗帜下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芦沟桥事变,步步逼近中国,加深了中华民族危机,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反对民族敌人、挽救民族危亡已成为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分析了整个形势,以民族爱国主义为重,为了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斗争,1935年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各项工作,如:与国民党初步接触与谈判,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统战工作,主动放弃“抗日反蒋”方针并将其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方针等四项保证。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以民族爱国主义利益为重的。在外敌入侵、国内外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为适应民族运动兴起的大趋势,为保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从拒绝抗日转到抗日。正是蒋介石的这个转变,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了事实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为基本目标而形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高扬民族爱国主义旗帜下建立的。

  3.以反蒋爱国主义为中心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拒绝任何民主改革,集中力量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以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维持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因此,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就是要建立以反蒋爱国为中心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反蒋爱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在1945年9月重庆谈判过程中广泛的进行争取团结民主力量的工作;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使以工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一系列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民主运动,团结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民形成反蒋的第二条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坚持支持、团结各民主党派,尊重并照顾他们的利益,在共同反对美蒋反动派斗争中与其结成同盟;争取国民党中的爱国主义分子,使他们投诚、起义、倒戈转人人民革命阵营;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中,发出成立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措施和步骤,逐步建立起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极其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因此,反蒋爱国是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旗帜。

  二、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富强、振兴、和平统一祖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为中心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建立的新时期的统一战线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已发展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向社会主义转变、巩固我们的新制度的统一战线。建国初期,我国面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任务,为实现这一中心任务,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提出了团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的统一战线,以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为了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了动员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依靠和团结手工业者进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方针和赎买的政策;为了正确解决和处理好我国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的某些矛盾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为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人民内部矛盾,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巩固我们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项方针。这就是:在人民内部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因此,建国后,党中央所采取的政策和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为中心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建立的统一战线。

  2.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建立的爱国统一战线。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但在十一届三种全会后,排除了“左”右干扰和破坏,在以富强、振兴、统一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开创了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这些措施有: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认真落实统战政策,调整各方面社会政治关系,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统战系统干部和党外工作人员摘掉了“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为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对原工商者、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政策,落实民族、宗教、侨务政策,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摘掉了长期被管制的地主、富农分子帽子并改定成分,这些政策的调整和落实,调动了社会各个阶层人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展开;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要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坚持完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时期与民主党派合作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基本方针,还提出我国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国家政权,不是在野党,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为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为了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党中央领导同志发表了创造性见解重要讲话,讲话提出非常具有建设性内容的推进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进程的主张。党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和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所采取的措施使统一战线的爱国主义性质更加显明,在中华民族大团结大统一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凡是赞成祖国统一的,不管是属于哪个阶级、政党和集团,不管其政治主张、思想信仰如何,都是爱国统一战线争取、团结的对象,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主义成为新时期统一战线高举的旗帜。

  三、继续高扬爱国统一战线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爱国统一战线工作,都把它看成是战胜敌人、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把统一战线称作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认为,没有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江泽民指出,统一战线历来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组成部分。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时期把爱国主义作为统一战线高扬的一面旗帜,就能够团结和调动一切革命力量,就能够顺利地和有效地进行革命和建设。因此,在任何时候都要高扬爱国统一战线旗帜。

  在当前,在为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的新时期如何高扬爱国统一战线旗帜呢?

  从认识上说,要认识新时期爱国主义内容。新时期爱国主义内容:一是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祖国与热爱社会主义是统一的。历史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我们的社会主义代表着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今天繁荣富强的中国,就没有中国的独立、尊严和今天的国际地位。今天我们不仅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且要向敌视、破坏、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内外反对势力作坚决斗争。二是爱国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坚决反对分裂。维护和坚持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每一个爱国者的神圣职责,也是判断一个中国人是否热爱祖国的一条基本原则。在当前,不仅要和分裂祖国的台湾当局和台独分子作斗争,还要和阻碍国家统一、干涉中国内政的外来势力作斗争。三是爱国要增强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国家、民族、个人利益和前途是密切联系、密不可分的。没有祖国就没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前途。而国家的繁荣强盛是靠每一个中国人奋斗取得的,是靠民族的精神和凝聚力而取得的。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发扬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以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建立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基础上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结成的最广泛的联盟。

  在实际工作中,要切实、加强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为此要做到: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爱国统一战线的领导,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和发展党同爱国宗教界的统一战线;二是要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爱国主义具有团结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是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强大动力。只要有利于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只要有利于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只要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论哪一个阶级、阶层,哪一个党派,哪一个人,我们都要团结;三是要继续发展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大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的联盟,一个是大陆范围以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盟。这两个联盟的范围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整体,具有空前的广泛性,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团结,因此,要发展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两个范围的联盟。

  (薛振声  河北工业大学社科系副主任)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40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从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看我党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理论和政策的成熟

<标题>=从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看我党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理论和政策的成熟

<类型>=g3

<作者>=王贵书

<姓名>=

<内容>=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1945年毛泽东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这24年中,中国起了变化,而且变化得很快。”“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两千四百年,甚至超过了三千年、四千年”①。那时,抗日战争已接近胜利,但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最后打倒、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而现在,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尤其是经过艰难的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80年来,中国经历了20世纪两次历史巨变。我们党也由最初时的几十名成员,发展为6000万党员的执政党。真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②。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指出,18年党的历史证明,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即统一战线问题。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本文拟从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中,研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理论和政策走上成熟的历史过程。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从共产党方面的情况看,我党成立不久,力量比较弱小,还是一个幼年的党。但她却代表着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确方向。从国民党方面的情况看,它是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松散联盟,其领袖是孙中山。他是一面通俗的革命旗帜,主张“联俄”、“联共”。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国民党“一大”,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基础,按照我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就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纲领。

  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称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主动向十年来不共戴天的仇敌蒋介石伸出合作抗日之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自从1924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这是两党统一战线破裂了的结果”。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③。当时的国民党掌握着全国政权,是全国最大的政党,拥有几百万军队。它企图利用自己在统一战线中的优势地位,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达到“溶共”的目的。中国共产党这时已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而且掌握着一支人民的军队。力量虽小,但这时已经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她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台柱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广泛的民族性。除了极少数的汉奸和卖国贼之外,几乎整个民族都参加了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英美派。为此,毛泽东曾经概括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四种情况:(1)在国民党区域:在野的与在朝的统一战线。(2)在八路军与新四军区域:我们与其他党派、阶级在政权内的统一战线。(3)国民党政权与我们政权之间的统一战线。(4)在敌人占领之大城市:下层统一战线④。第二、复杂的阶级矛盾。与广泛的民族性相联系,国内所有的阶级矛盾也就都带进了统一战线。尤其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由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进步势力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构成的顽固势力之间,更是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斗争。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懂得,统一战线里是一定有摩擦的”。“因为有不同,所以有摩擦”⑤。又因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有政权和有军队的合作,因而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斗争甚至会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现。毛泽东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反摩擦”斗争,称为是民族革命中的民主革命。第三、没有组织形式的统一和没有共同纲领的合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问题,中国共产党曾一再提出具体建议,而且多次与国民党谈判、协商。但由于蒋介石始终把自己摆在指挥一切的地位,不愿意以平等的地位同共产党合作,因此一切谈判均无成效。实际上只能采取遇事协商、临时约见的办法。周恩来将此种方式称之为特殊的“东方手续”。这一方面固然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为我党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和活动的空间。第四、有利而复杂的国际环境。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是支持中国抗战的。英美等帝国主义与日本有矛盾,因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中国抗战,不赞成国共分裂。与此同时,英美又与日本有妥协的一面,甚至企图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这又助长了国民党的投降倾向。所有这些,既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战争时期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的外部条件,又是我党打退三次反共高潮的外部条件。

  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反对的敌人虽有所不同,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主要对手都是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没有正确地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结果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分裂了革命的统一战线,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我党领导的人民力量被欺骗,被损害,“无产阶级从台上滚下来,鼻子也跌烂了”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坚定而灵活地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同汪精卫、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结果,汪精卫集团彻底暴露其汉奸嘴脸,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蒋介石集团始终没有敢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反共阴谋屡屡受挫,始终没有能够分裂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

  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严格保持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是坚持统一战线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本条件。

  1923年,我们党的“三大”,确定了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强调统一战线必要性的同时,就强调指出:我们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要求共产党人在政治上要保持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要时时提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要阻止国民党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以及在革命运动中的妥协改良倾向。中共在11月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更进一步明确了“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的中心地位”。党的“三大”既强调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又强调了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对国民党错误观念的批评也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我们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统一战线的经验,因而也明显地存在着以下不足:其一,在批评国民党忽视民众运动、单纯从事军事行动的错误时,我们自己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全力集中于民众运动,而忽视了对军队的争取。不掌握军队,我们党的独立性就是很有限的,而且也没有保障。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说的,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其二,只看到了国民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的妥协倾向和工农运动中的改良倾向,而对他的反共倾向估计不足。其三,对如何在统一战线内部坚持独立自主,在强调独立自主时又能坚持统一战线的问题,更是缺乏认识,缺乏经验,左右摇摆。由于上述原因,在一系列国民党右派制造的反共事件面前,共产党人被动挨打,步步退却。当1924年6月国民党右派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试图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限制共产党人的行动时,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就曾产生过退出国民党的念头,强调我们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工农运动方面。表现出对独立性的片面理解。1925年“五卅”运动后,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趋于激化,代表国民党新右派的“戴季陶主义”出笼,其主旨是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更促使我党对党内合作的形式发生动摇,于是1925年10月中共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同国民党的关系不再是从前的“密切同盟”,而是“政治联合”。中共同志在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的工作,而要在统一战线外部全力领导工农运动。认为这是加强中共组织独立的重要方面,要在组织上与国民党划清。认为要保持独立性,就要由党内的联合变为党外的活动。美其名日让左派起来积极负责,我们不要去代替。王若飞同志在一篇讲话中批评说:“须知当时国民党左派就是共产党,我们如果不去代替。就无所谓左派,大的错误就由此铸成”⑦。总之,从中央的政策上说,这时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已经开始从统一战线内部退到了统一战线外部,采取了“退而不出”的回避策略。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在上海,而国共合作和革命的中心在广东。在广东从事实际工作的陈延年、周恩来、毛泽东等同志,仍然努力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处于国共合作的中心地位。

  1926年3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发动反共阴谋事件——“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坚决地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于是又有1926年7月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召开。会议批评广东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政策是“包办国民党机关”,没有执行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毛泽东曾回忆说:“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许多事情由我们帮他办好”⑧。第三次扩大会议以后的中央虽然没有退出国民党,但实际上采取了所谓“办而不包”的消极政策。还自以为这样做是为了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独立,确立自己在工人及多数农民中的势力。“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策略表明:当国民党右派发动反共事件时,共产党要退让;为了防止国民党右派制造反共事件,共产党还要主动地退让。总之,就是不敢当主人,不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由于中央的直接干预,在“中山舰事件”中,让掉了第一军的军权。默认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提案“整理党务案”,退出了国民党高级党部的工作。什么叫独立性呢?“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⑨。我党的几次退让,其实质都是让掉了独立性。尽管如此,在广东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对中央的右倾政策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抵制。而且北伐开始后,国共两党的矛盾在一段时间内被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所掩盖。国民党忙于军事上的争权夺利,共产党忙于发动工农运动。半年后,当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兴起时,又激起了国民党右派的公开反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外的独立活动也受到右派的限制。中国革命到了一个紧要关头。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统治了全党。会议认为,要拉住日益右倾的蒋介石集团,就必须限制工农运动。不惜牺牲工农的根本利益,去迎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会议解释说,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仅仅是指政治宣传和党的组织的独立,中共不能独占一切民众运动,甚至独立宣传也须得特别小心,以免与国民党发生冲突。此时武汉地区成为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中心,我党的领导机关和实际工作全部集中于武汉,陈独秀实行“家长制”在全党强行贯彻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927年4月初,蒋介石磨刀霍霍,政变在即。陈独秀却在《汪陈联合宣言》中粉饰太平说,国民党右派绝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这就使蒋介石集团毫无顾忌地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政变的实质就是,右派以实际行动来取消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和组织独立性。

  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对汪精卫右派集团更是百依百顺。“马日事变”发生后,怕引起“政局纠纷”,陈独秀下令撤退已经包围了长沙的农民自卫军。之后,连政治宣传的独立性也不要了,下令给在国民党党部和报馆工作的共产党员,要他们服从国民党的指示,不得有任何独立的主张。不但如此,甚至发出一系列命令,要求共产党人自己限制自己,自己束缚自己,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比如,命令新闻记者中的党团员写文章批评农民运动的幼稚;命令中央宣传部出宣传大纲,纠正所谓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下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把全部枪支甚至连童子军的木棍都交送国民政府。1927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最后一次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提出一个《国共关系11条》,规定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为避免“政局纠纷”,共产党人可以退出国民政府;规定工农团体均应受国民党的领导和监督;规定工农武装均应服从国民政府之管理与训练。这是一个全面放弃共产党独立性的纲领,也是一个全面投降的纲领,这也就必然地导致了汪精卫的“7.15”反革命政变。从此,中共被一巴掌打入地下,政治上的独立性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被完全取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三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就着重强调了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会议针对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独立自主地提出了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强调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会议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放手发动抗日民众运动;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把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高到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这实际上是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会议确定,党要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的军队,敢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我党又明确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明确提出,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展阵地”。“‘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⑩。不难看出,同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对独立自主原则的认识和政策上,有两个方面的明显进步。其一,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起来了,认识到不坚持独立自主,就不能冲破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其二,把坚持独立自主的问题同实现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紧密联系起来了。显然这是接受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那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11)。因而,资产阶级的脸色一不好看,共产党就要闹退出。

  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国,打着“国际路线”的旗号,反对洛川会议确定的路线。反对在统一战线中划分左中右,反对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领导人民军队,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于是,就有1938年9月至11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什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会议指出,用长期的合作支持长期的战争,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但在此方针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与自主权。这就是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具体说来,在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中,就要坚持我党的绝对领导,决不许国民党插手;在国民党统治区,就要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放手发动抗日群众运动,争取应有的抗日民主权利;在敌人占领区,不管国民党允许与否,要放手发动人民游击战争,扩大人民武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2)为什么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首先,只有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其次,坚持这一原则,是实现我党全面抗战的关键;再次,坚持这一原则,还是克服投降主义危险的重要条件。(3)怎样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会议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不对的。国民党是全国当权的党,他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无法“一切经过”。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能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具体的政策是:针对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区别不同情况,有时可以“先奏后斩”,有时可以“先斩后奏”,有的则要“斩而不奏”,有的就要“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防碍大局的事情”(12)就要不斩不奏。不难看出,我们党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政策上,都已走向成熟。其一,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不仅包括政治上、组织上,而且包括思想上、军事上。对内容的认识上显然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更全面了。因为这时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强调军队和政权是我党独立性的中心支柱,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对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作了科学论述。所谓独立自主,主要是指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统一战线外的独立自主是不言而喻的。独立性不能超越统一性,统一性也不能抹杀独立性。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则不然,人虽进入了统一战线,却始终未牢固树立在统一战线中争独立的意识,一讲独立就要退出统一战线搞独立。其二,独立自主原则的实施范围是全方位的。它包括国民党统治区、日本占领区和敌后解放区中国所有的地方。因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因而也就无所谓内外,应当包括一切地区。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的独立性,实际上是逐步从统一战线内退到统一战线外。而在大革命的后期,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外的独立活动也被严重限制。其三,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毛泽东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13)。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和倒退。亲日派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英美派蒋介石集团则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准备投降的方针。以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为标志,其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会后,国民党接连制造多起“摩擦事件”,而且愈演愈烈,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针对这种形势,1939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毛泽东提出,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鉴于大革命的教训,毛泽东指出:“不是降低阶级斗争就能够克服投降,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14)。为此,中央及时而明确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毛泽东强调,抗战、团结、进步,这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15)。中国共产党“从他诞生的一天起,他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比上天还要困难”(16)。当国民党由“政治限共”发展为“军事限共”时,1939年9月,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提出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毛泽东坚定表示: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中国共产党已非1927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17)。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我党独立自主的政策又有发展,就是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配合,在军事上坚持自卫,在政治上采取攻势。由于这一成功的斗争策略,使得“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18)。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在总结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时,中共中央指出:“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19)。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综合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的政策,就是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总政策,毛泽东解释说,“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20)。不难看出,在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我党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认识和斗争策略,又有新的丰富和发展。其一,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本性已经有了高度认识和警惕。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勾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21)。而且,对反共与投降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了深刻的认识。要求全党“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主要的特点”(22)。因为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不反对它,就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投降。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是我们没有精神准备,思想糊涂,政策错误”(23)。“当国民党准备叛变了,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我们还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这就犯了右的错误(24)。其二,当反共潮流到来时,当共产党的独立性受到限制和压迫时,我们的策略,不是以退让求团结,而是以斗争求团结,坚持“独立就是斗争”。三大政治口号就是这一斗争策略的生动写照。三个“坚持”,坚持的是我党的独立性。三个“反对”,表现出我党的斗争原则。为了要坚持前者,就必须同后者作斗争。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反共潮流到来时,总是害怕“冲突”,害怕“纠纷”,害怕“破裂”。坚持的策略一直是,“独立就要退出”,“团结就要退让”,“联合就不能斗争”。其结果是,“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葬送了统一战线,也葬送了大革命。其三,当国民党顽固派由“政治限共”发展为“军事限共”时,我党就毫不犹豫地站在自卫立场上,以武装斗争的形式进行反击。而且创造出一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25)。而且,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密切配合,“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其四,揭示了我党坚持独立自主的目的和实质,明确提出了我党的“统一论”。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企图利用“统一”的名义,来消灭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为了保存自己的阵地和发展自己的阵地,就必须击倒国民党的“统一论”,树起我党的统一论。毛泽东指出:“统一,统一,投降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投降;反共顽固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我们能够信这些道理么?”“我们今天开大会,就是要提出我们的统一论。我们的统一论,就是全国人民的统一论,就是一切有良心人的统一论。这种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27)。这个表明我党独立自主实质的“统一论”,同陈独秀制定的那个《国共关系ll条》形成鲜明的对比。那时,共产党不敢作主人,共产党的“统一论”,是统一于国民党,统一于国民政府。如此“统一”的结果,是造成了统一战线的分裂和大革命的失败。

  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总结“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始终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摩擦则要同它斗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抗日战争初期只有一个很小的党(不超过4万有组织的党员)和一个很小的军队(只有四万五千人),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万的党员和近五十万的军队”(28)。之后不久,他又领导全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七大”政治路线。毛泽东说,这是“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这样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29)。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就是蒋介石不让我们放手,汪精卫也不让我们放手,我们自己也不敢放手”(30)。总结这一教训,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就实行了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放手发动了群众,壮大了人民力量,因此就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终于打败了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正是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理论和政策,才创造出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王贵书  天津大学  教授)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

  ②《毛泽东文集》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

  ③《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364页。

  ④《毛泽东文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⑤《毛泽东文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⑥《毛泽东文集》3卷,人民出版社1 993年版,第308页。

  ⑦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lo页。

  ⑧《毛泽东文集》3卷,人民出版社1 993年版,第293页。

  ⑨《毛泽东文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

  ⑩《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394页。

  (11)《毛泽东文集》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12)《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540页。

  (13)《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539页。

  (14)《毛泽东文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15)《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718页。

  (16)《毛泽东文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17)《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774页。

  (18)《毛泽东文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19)《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782页。

  (20)《毛泽东文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

  (21)《毛泽东文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22)《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573页。

  (23)《毛泽东文集》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24)《毛泽东文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

  (25)《毛泽东文集》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26)《毛泽东文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27)《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719页。

  (28)《毛泽东文集》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29)《毛泽东文集》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

  (30)《毛泽东文集》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41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标题>=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类型>=g3

<作者>=陈志远,温淑华

<姓名>=

<内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两次大发展。第一次大发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创立的一整套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学说,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大发展是以邓小平为代表创立的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的继承和发展,成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的一部分。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运用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作指导,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面对来自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严峻挑战,牢牢地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形势下的统一战线实践中,掌握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并上升为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

  一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刻地、创造性地阐明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和主要社会职能,明确地提出“大团结、大联合”的新命题,开创了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江泽民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党的一大法宝。”①“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②三个“绝不能”表明,江泽民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战略性、全局性的工作,事关人民政权的巩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祖国和平统一,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事关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为此,江泽民强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③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将爱国统一战线的主要社会职能概括为六个方面:是实现广泛团结.凝聚人心,完成新时期总任务的基本保证;是多党合作,参政议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形式;是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是体察民情,反映民意,密切党同群众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安排人事,合作共事,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必要途径;是联络友谊,沟通感情,促进祖国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桥梁和纽带。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基于对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的认识,创造性地提出统一战线的宗旨——“大团结、大联合”的新命题,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

  “大团结、大联合”关系到统一战线的根本,影响党和国家的全局。首先,大团结、大联合的新命题揭示了统一战线的本质。江泽民曾经说过:“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统一战线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统一战线宜宽不宜窄。”据此,江泽民结合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进一步指出:“发展统一战线,必须着眼于扩大和加强团结。只要有利于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只要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只要有利于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与和平演变,不论哪一个阶级、阶层,哪一个政党、团体,哪一个人,我们都要团结。”①这就是说,在三个“有利于”的条件下,爱国统一战线应该是包括全体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大联合,而团结的基础是爱国主义。爱国与否是最大的政治分野。对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只要是爱国的,赞成祖国统一的,即使不赞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我们也要积极争取团结他们。这就把统一战线对象扩大到了极限,充分体现了大团结、大联合的宗旨。

  第二,大团结、大联合的新命题是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新总结。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紧紧围绕着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和发展了团结、稳定、振奋、活跃的新局面,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加强民族团结、推动祖国统一作出了新贡献,积累了新经验。而新经验集中到一个根本点上,就是围绕大目标,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大团结、大联合的新命题明确提出,不仅深化了爱国统一战线的根本宗旨,而且更加明确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

  第三,大团结、大联合的新命题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客观现实需要。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利益原则、竞争机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人民生活的普遍改善,也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现在,我国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发展之中。这些复杂多变的社会状况,对我国政权的社会基础,对统一战线的社会构成和政治诉求,势必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这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爱国统一战线只有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这个主题,发挥统一战线的社会职能,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才能实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为完成祖国完全统一,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三项伟大任务服务的要求。

  第四,大团结、大联合的新命题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方针。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广纳群言,以收众议”的响亮语言,让人振奋,让人深思。在这种大好形式下,统一战线工作更应以“大团结、大联合”为指导方针,因势利导做好各项统战工作。要进一步凝聚各民主党派成员的力量,充分发挥知识分子无私奉献、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进一步发挥各民族儿女振兴中华的积极性,调动和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积极作用,广泛吸纳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力。这样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爱国统一战线的光荣使命和艰巨任务。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紧紧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根据新时期统一战线社会成分的深刻变化,明确论证了爱国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的变化,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由两个范围的联盟所构成,并论述了两个范围的联盟和相互关系。1990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大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在这个联盟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一个是大陆范围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侨胞的联盟。在这个联盟里,求爱国和祖国统一之同,存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异,不要求人们都赞成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赞成祖国统一、“一国两制”,都要争取和团结。这两个范围的联盟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整体。第一个范围的联盟是主体,主体安定团结、坚强有力,第二个范围的联盟才能巩固、扩大,整个统一战线才能蓬勃兴旺。联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这是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内部构成及其相互关系更准确更完整的概括和表述,也充分体现了大团结、大联合的宗旨。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各领域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有了多方面的发展和建树。

  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1989年年底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是指导新时期多党合作和民主党派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多党合作制度迈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此后的十年里,多党合作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完善。1992年中共十四大将坚持和完善这个制度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并上升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高度。199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使之成为国家的意志。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起,作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三大制度,列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之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它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江泽民指出: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效果着眼。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⑤按照这四项标准看,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坚定不移地支持和完善这个制度,是关系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关系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原则,绝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

  第三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出并领导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五大历史使命:要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深化对国情的认识,不断对人民群众的实践进行理论概括,掌握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这就需要知识分子进行艰辛的探索;要努力掌握、推广、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这就需要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技术专家的创造性劳动;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知识分子负有重要职责;要推进社会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民主建设的理论研究,宣传、普及民主知识和法律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民主素养和法制观念,这些都需要知识分子付出许多心血;从中央到地方,在决策的研究、论证、咨询、制定和组织实施中,知识分子的作用都越来越突出⑥。因此,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全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必须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宗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民主、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贯彻“双百”方针,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引导知识分子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在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社会价值。

  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非公有制经济及其代表人士的定位和方针政策,是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带有突破性的发展。江泽民指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并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纳入统一战线范围。中共中央制定了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着眼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帮助他们树立在党的领导下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做到爱国、敬业、守法,在加快发展自身企业的同时,也要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活动,帮助更多的人走向富裕之路⑦。

  第三代领导集体支持由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发起的“光彩事业”,是做非公有制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途径。江泽民为“光彩事业”的题词“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促进共同富裕”,为“光彩事业”指明了方向。“光彩事业”这种社会扶贫形式把道德行为、经济行为、政治行为有机统一,符合我国国情。意义重大而深远⑧。进入21世纪后,“光彩事业”仍将根据国家的战略部署,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西部大开发作出新贡献。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鉴于不少国家和地区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矛盾和冲突的严峻现实,江泽民提出了“民族、宗教无小事”的名言,要求全党都要充分认识民族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对当前存在问题的潜在危险性,要十分警觉,切不可掉以轻心。⑨在最近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再次强调:“国内外的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没有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正确解决,就没有国家的团结、稳定和统一。”⑩

  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共产党的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根本方针。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行动纲领。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将着眼点转到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文化事业上,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当前,中共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重大战略措施。

  江泽民强调:“要坚持在全社会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11)使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优良传统世代永存。

  江泽民指出:“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关系到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12)因此,做好宗教工作具有重大意义。“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保证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3)江泽民对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也好,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也好,目的都是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种适应,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有神论的思想和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14)这是对邓小平的宗教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的思想的发展,从积极方向对宗教界提出的严正要求,进而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宗教界人士和宗教信徒,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社会发展多作贡献。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祖国统一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顺利地实现了香港和澳门归回祖国,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保证了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和发展。这就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的道路上迈进了重要一步,也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起到了示范作用。

  1995年初,江泽民根据海峡两岸形势的演变,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对台问题的八项主张,成为指导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八项主张的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八项主张对“台湾独立、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言行,予以坚决反对。八项主张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提出了创见性的意见,即分步骤进行,“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江泽民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并指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15)。江泽民曾针对台湾当局领导人提出要在国际场合见面,以达到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严正指出:“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16)江泽民在十五大上重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要是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提出来。祖国统一问题,应当由两岸中国人自己解决。在2000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要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充分调动和发挥统一战线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和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广泛团结和联合大陆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反对“台独”,反对分裂,促进祖国早日完成统一。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拥护祖国统一,不论什么阶层,什么学派,什么团体,什么人,我们都要同他们加强联系,广泛团结,努力形成全体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政治局面。

  综观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对台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充分体现大团结、大联合的精神,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更加灵活,更加宽松,经过中华儿女的不懈努力,祖国统一大业必将早日完成。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坚持党的领导,仍然是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也是统一战线内部各方面人士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17)在一个人口众多、多民族、多党派、经济文化仍较落后的国家,没有共产党这个领导核心,就不可能凝聚、动员、团结、组织全国人民的力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目标而奋斗。中国共产党80年的斗争历史证明,统一战线必须在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才能有正确的方向,蓬勃的生机和光明的前途。否则就必然涣散:无力,不会有协调一致的步调。共产党领导越坚强,统一战线就会越团结壮大,发挥的作用也越大。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基础上巩固和扩大两个范围的联盟;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使多党合作制成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才能始终坚持“十六字”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关系;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统一祖国问题上,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认定,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和改善领导,并将实现对统一战线领导所必备的条件概括为四项:一要依靠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及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党外人士为实现共同任务而奋斗。二要与党外人士平等协商,认真听取意见,接受监督,使他们理解和接受党的正确主张。三要尊重党外人士的利益,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和具体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四要发扬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18)。这四项条件是一个整体,四条缺一就难以实现领导,这四个条件是对中共实现对统一战线领导的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总结。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第三代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和准确地把握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统一战线发展的新趋势,不失时机地提出统一战线的新任务和方针政策。江泽民鉴于不少国家和地区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冲突的复杂形势,在1993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民族、宗教无小事”,要求全党都要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根据十几年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演变,江泽民于1995年春季发表了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为核心的八项主张,推动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统一事业的进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纳入统一战线的范围,等等。总之,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统一战线的发展趋势,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任务和政策,引导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前进,牢牢掌握了统一战线的主动权和领导权。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统一战线工作高度重视。率先垂范,经常研究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主持制定统一战线的重大方针政策,亲自参加统一战线的重大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起到了有力地教育和带动作用。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明确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是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全党努力才能做好。首先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带头做好统战工作。“要把有没有统战观念,懂不懂统战政策,会不会做统战工作,作为衡量主要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工作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19)2000年12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纳群言,以收众议,这应成为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座右铭。”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还提出,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要寻求、增进共同性,又要注意差异性;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既要讲团结、合作、人情,又要有善意的帮助和教育;既要有批评,又要有自我批评;既要反对关门或敷衍态度,又要反对迁就态度。李瑞环于1999年11月在“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班”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做好统战工作需要把握许多重要原则,但有一条特别要引起重视,这就是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原则。求同存异是对立统一体,二者不可偏废。统一战线的首要任务是“求同”,就是坚持全体中国人民基于共同利益而确立的共同目标和要求。对于共产党来说,放弃“求同”。就是放弃方向,放弃领导,放弃工作。“存异”就是允许不同阶层、界别在信仰上、世界观上、具体利益和要求上差别的存在。正因为有这些差异的存在,才有统一战线,若否认这些差异,也就是否定了统一战线的存在。所以,要加强和改进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就应该把握好“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原则,做工作要“宽容一点,谅解一点,豁达一点”。

  总之,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发扬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探索创新,进一步提高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水平,开创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20)伟大的理论指导和推动伟大的实践,伟大的实践发展和创新伟大的理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在新世纪里的统一战线实践中必将继续发展和创新。

  (陈志远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温淑华  天津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注释:

  ①《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23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②《团结报))2000年12月5日。

  ③《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233~234页。

  ④同上,第235页。

  ⑤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中国统一战线》2001年第1期。

  ⑥参见《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220~221页。

  ⑦参见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的报告和2000年1 2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⑧李瑞环会见“光彩事业”促进会理事代表的讲话,《光明日报))2000年4月21日。

  ⑨参见《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611页。

  ⑩《团结报》2000年12月5日。

  (11)《人民日报》1999年9月30日。

  (12)《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286页。

  (13)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统一战线》2001年第1期。

  (14)参见《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616页。

  (15)同上,第692~693页。

  (16)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台湾问题》第94页,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

  (17)《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237页。

  (18)同上,第252页。

  (19)同上,第607页。

  (20)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中国统一战线》2001年第1期。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42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浅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蒋政策的演变及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

<标题>=浅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蒋政策的演变及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

<类型>=g3

<作者>=尚丽亭

<姓名>=

<内容>=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审时度势,顺势应变,不断地调整和改变对蒋的方针和政策,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它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总结的统战工作经验,对我们今天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蒋政策的演变

  (一)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面对日本的进攻,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政策逐步演变,最终从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内外政策,并率先放弃了“反蒋”口号,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前,“反蒋抗日”是中共处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根本原则。

  “九一八”事变后到“一二八”事变这段时间,中共提出的统战口号是“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和独立”。①但当时的民族革命战争与后来所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所包含的革命力量是不同的。当时的民族革命战争不包括国民党蒋介石,也不包括地主、资产阶级。所谓“民族革命”实际就是“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②。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认为“推翻国民党政府,是胜利的进行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③

  1933年1月,中共以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了用“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并庄严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抗日。④这个文件表明的统战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但从其后中共对待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的两个事实中,可以看出,此时党的统战思想仍未超出下层统一战线的范围。

  可见,“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但国共两党都未作出准确分析,未能及时改变内外政策。国民党认为日本侵略矛头是对准西方帝国主义的,以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定会引起西方帝国主义的干涉,因此实行不抵抗主义,寄希望于“国联”的出面干涉,自己则以全部力量剿共。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认为只有消灭共产党,然后才能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我党正处于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之下,对日本侵略也未作出正确分析,以为日本侵华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因而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认为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抗日的前提。虽然“九一八”事变后,我党提出了一些统战主张,但实际是下层统一战线,口号是“反蒋抗日”,把反蒋放在第一位。

  (二)从1935年8月“八一宣言”发表到1936年“五五通电”发表前,“抗日反蒋”则成为中共处理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政策。1935年,华北事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国共两党都重新考察自己的内外政策。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以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它比较完整地规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以前发表的团结抗日的文件相比有许多特点,宣言不再是局限于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或工农兵学商的联合,而是扩大到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各军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⑤,“并认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强调了“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⑥并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有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为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共中央内外政策的重大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革命斗争的重点也由反蒋向抗日转移,它为由“抗日反蒋”转变到“逼蒋抗日”,进而实行“联蒋抗日”奠定了基础。

  (三)从1936年5月“五五通电”的发表到1 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处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方略是“逼蒋抗日”。1936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蒋介石对日态度的日趋强硬,中共也适时地放弃了“反蒋”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新政策。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共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充分估量主客观情况,重新调整了内外政策。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军队、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五五通电”。通电敦促国民党政府,“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⑦。这封通电直接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意味着中共在公开宣布不再提“反蒋”口号。

  尽管中共一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而未能实现。而当时形势的发展却促使全国一致抗日成为可能。日军向华北加强进攻,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更加高涨,从根本上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也加深了与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矛盾,因此英美逐渐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强硬起来。这必然影响到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在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改变对日态度也成为可能。1936年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对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作了解释。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⑧蒋介石的态度较之以前的妥协退让有了很大进步。

  鉴于这种情况,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行为及卖国政策,再次申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重新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并提出用“民主共和国”口号代替“人民共和国”,以便动员和团结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参加统一战线。从此中共放弃了“反蒋”口号,开始了“逼蒋抗日”的新政策。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这是中共政策极为重大的转变。

  中共政策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张学良、杨虎城及其率领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与红军停止敌对状态,形成西北抗日统一战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使国内战争过渡到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共“逼蒋抗日”阶段胜利结束,从此开始了“联蒋抗日”的新阶段,这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必要条件。

  (四)西安事变以后,中共处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方针是“联蒋抗日”,国内和平局面的出现是两党再次合作的前提。

  西安事变后,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尽快促成国共合作,实现“联蒋抗日”。周恩来以中共全权代表身份在西安、南京、庐山等地与国民党代表多次会谈,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蒋介石对建立统一战线虽无诚意,但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反共内战政策在现阶段是行不通的。蒋介石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政策。2月10日,中共中央为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希望国民党执行五项基本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电文说,如果国民党能执行上述政策,中共本着团结御敌的诚意,愿从四个方面作出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之武力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领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⑨这是中共“联蒋抗日”政策的具体成果。

  “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蒋政策的重大变化:由推翻国民党政府转到承认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这虽然是对国民党和地主阶级的一次重大让步,但却换来了民族战场上的前进。我党高举抗日的旗帜,赢得了一切爱国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在与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中步步紧逼,使国民党蒋介石处于被动,不得不接受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促使蒋介石在内外政策上也作出了重大调整,在对外的政策上,明确表示:如果忍耐超出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实行自卫。在对内政策上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的原则。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15日,中共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国共合作抗日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几经周折,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才正式发表,23日蒋介石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谈话,承认了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中共从此开始了“联蒋抗日”的实施阶段。

  以上事实证明,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不计一党一派之恩怨,宽宏大量,对蒋介石国民党作了重大让步,最终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开始了中国革命史的新纪元。

  二、中共统战政策的主要经验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的统战政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经验。

  (一)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时,把统一战线称作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是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之一。同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党仍然依靠了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才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的失败和胜利,后退和前进,缩小和扩大,曲折和顺利,大都和统一战线有着密切的联系。实践证明,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将敌人最大限度的孤立起来。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统一战线依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中国建立之初,统一战线在反对国外敌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各项社会改革,在促进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爱国统一战线在为四化建设服务方面,尤其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发挥了其它组织形式无法代替的特殊作用。也正因为如此,1990年6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方针,是党在政治上的一个巨大优势,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特色。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仍然是一大法宝,只要中国共产党存在,就必须坚持党领导下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这个法宝。

  (二)统一战线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统一战线的核心和支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广大和巩固的统一战线。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胜利的。”⑩

  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实行政治领导,及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党依靠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通过对同盟者进行宣传教育,逐步取得认识上的基本一致,同时给同盟者以物质利益,使同盟者愿意采纳并付诸实行,从而实现党所预期的革命目标。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奋斗目标,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也反映了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共同心愿,从而实现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三)要适时转变统一战线的工作重点,为党在不同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服务。

  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是不同的,统战工作的重点也必须适时转变。针对迎接全民族抗战的总任务,1935年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党的统战工作重点也从争取地方实力派,逐步转向争取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建立统一战线,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作出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重大政策变动,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这是党的统战工作重点适时转变的成功例证。

  (四)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

  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和必要的灵活性。“”即是说,党的纲领、路线和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不可动摇,而为了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奋斗目标采用的形式和方法可以灵活多样,甚至可以作出非原则性的重大让步。新时期,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统一的典范。是对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发展。

  由上可见,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也是我党统战工作的成功典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方针,是党在政治上的一个巨大优势,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特色。统一战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大法宝。

  (尚丽亭  天津音乐学院  助教)

  注释:

  ①《红色中华》第18期,1992年4月。

  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1931年9月。

  ③《中国现代史》,第21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午。

  ④参见《中国现代史》,第61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⑤《中国现代史》,第26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⑥《中国现代史》,第26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⑦《中国现代史》,第28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⑧《中国现代史》,第28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午版。

  ⑨《中国现代史》,第29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⑩《毛泽东选集》4卷,第1257页。

  (11)《毛泽东选集》4卷,第1436页。

<人物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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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GHDBSNWZK0043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新中国成立后党在不同时期对国际环境的判断与国家对外政策的演变

<标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在不同时期对国际环境的判断与国家对外政策的演变

<类型>=g3

<作者>=刘秀华,李卫捷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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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中,对国际环境的判断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影响其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的决定性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国际环境有着不同的判断,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战略及其对外政策的确立和调整。其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即为对战争与和平的判断。

  我们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对国际环境的判断与对外政策的调整,大体经历了四次演变过程,现分别阐述如下。

  一、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中后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了“雅尔塔格局”,即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两个阵营的存在,“冷战”的开始使国际形势一直非常紧张,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全面的武装冲突,但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却长期对峙。正当此时新中国诞生了,它的出现不仅打破了远东的“雅尔塔格局”,而且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它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使之横亘欧亚,连成一片。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它们继续支持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颠覆、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的政策,拒绝承认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则由不承认新中国转变为敌视新中国,它们将战争烧到鸭绿江边,派出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使新中国的国家安全遭受严重的威胁。这种情况明显地反映在党的领导层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和把握上。

  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根源的基本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制度酝酿着战争,只有帝国主义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毛泽东认为,只有针锋相对,才能求得生存。他对当时基本情况的判断是“东风压倒西风”,新的世界大战既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制止的两点论。1950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地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①而当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并将战火烧到我国边境线之时,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果断地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并顶住了美国的核威胁。

  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周恩来等根据国际形势及中国的状况,提出了一系列的外交政策和方针,为新中国的外交奠定了基础。

  1.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即一边倒战略)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宣布“必须一边倒”,倒向苏联社会主义一边。他深刻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②邓小平认为从“一边倒”产生的背景来看,中共与美国改善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所以才有倒向苏联的政策;从意义上看,主动地倒向苏联比将来不得已而被动地倒向苏联要好得多,对我更有利;从内容上看,中共倒向苏联并不是屈从于苏联或依附于苏联,其基本点仍是自力更生。毛泽东在1949年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环境所做出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决策。

  2.“另起炉灶”

  1949年春,毛泽东说,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方针就是“另起炉灶”。历史上,有的国家在独立后将旧的外交继承下来,这样就会很快得到外国的承认,因而也承继了旧的外交关系。周恩来说“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坚决断绝一切旧的外交关系,“这是一百年来旧中国政府所没有做到的”。③为了表示外交上的严肃性,新政府提出了“建交要进行谈判的手续,我们要看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④毛泽东则郑重向世界宣告:“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的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⑤新中国不承认一切旧的外交关系,一扫百余年的屈辱外交史,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创了独立自主的外交。

  3.“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949年初,毛泽东在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会谈时指出,“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里到外,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子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来。”⑥周恩来说:“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的活动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⑦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认为,为了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我们同一些国家建交的步伐宁可慢一些,宁愿等一等。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必须清除干净。中国的历届旧政府都保留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才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而一扫百年的屈辱。

  “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周恩来提出的“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和“团结全世界人民”等外交政策及方针,是在当时国际环境下,我党制定的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形成了新中国初期的外交政策。依据外交三大决策,新中国在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基础上,首先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为中国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一些民族主义国家和西北欧国家也先后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使中国在国际社会站稳了脚跟。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重点是发展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外交关系,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国际问题方面互相支持、友好合作,不仅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而且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新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完全敌对状态。中国处于两大阵营尖锐对抗之中。朝鲜战争的胜利,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的成功,充分显示了党的外交政策的正确,使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显著的提高。

  二、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末

  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的周边环境和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58年~1959年,苏联将中苏两党有关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1960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制造边境事端,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此后,苏联的霸权主义野心急剧膨胀,军事强权猖獗,军事扩张频仍,军事部署增强,不断加大对我军事压力。到60年代后期,苏联在与我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的军队猛增到100万人,部署的导弹一度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一,对我形成重兵压境之势。1969年,苏联挑起珍宝岛流血冲突事件,策划对我发动“预防性战争”,甚至想联合美国对我实施“核外科手术”。印度1959年无理地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同时借助武力手段单方面改变边界现状,蚕食我国领土,导致两国边界不断发生流血冲突。1962年,我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苏联在中印冲突中始终偏袒印度。美国则继续强化其遏制、孤立和包围中国的政策,加紧构筑针对中国的反华军事包围圈。1961年,美国派“特种部队”入侵越南南方,发动了所谓的“特种战争”。1961年9月和1962年9月,美国先后两次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代号为“高跟1”和“高跟2”的核战争演习。台湾当局则在美国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加紧对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武装骚扰。1964年8月,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随后派遣大批地面部队入侵越南方直接参战。此后,美国于1968年10月和1970年3月先后两次组织目标包括中国,代号为“高跟68"和“马球帽”的核战争演习。一时间,形成特有的所谓“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的局面,当时中国领导人不仅对美国人侵作了准备,而且对美苏联合入侵也作了准备。1965年9月29日,中国外长陈毅元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如果美帝国主义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么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人做出这样的决定。”⑧这一宣言,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即把事情放在最坏的估计之上,极而言之,四面八方的反动派都来进攻中国,中国人民也有这样的胆量和志气来对付。而对于美苏的核威胁,中国政府在1969年10月7日昭示了严正立场,声明中国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攻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⑨

  面对着日益复杂的周边环境和不断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我党我国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活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把问题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从各方面作好应对大规模侵略战争乃至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准备。1964年8月,美国轰炸北部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他在一项批示中提出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1965年,他又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鉴于此,我党对国际环境的基本认识是,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强调决不能忽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强调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准备同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同他们打核战争,基于这样的判断⑩,我国军队以及各方面都作好了准备,始终处于一种备战的状态。并由此安排了一、二、三线建设的布局,制定了“山、散、洞”的方针,以求有稳固的后方和战略回旋余地。同时我们还一度认为战争必将造成新的革命形势,会加速帝国主义的灭亡,把革命作为世界形势发展的主流和主要倾向,提出了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推进世界革命的外交政策(又称“两个拳头打人”)。毛泽东曾极为乐观地说道:“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11)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要推进世界革命。由“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是我党我国第一次调整外交政策。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其深刻的国际国内原因是:从国际原因来看,第一,50年代末,中苏两党的分歧由意识形态扩大到了国家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本是正常现象,但是苏联将中国视为机会主义国家,中国把苏联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双方分歧和斗争由两党扩大到两国。这样,毛泽东提出打倒修正主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中苏关系的破裂,促使中国在国际斗争中需要寻求新的依靠和团结的力量,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第二,民族解放运动出现高潮。民族解放运动的滚滚洪流不仅冲击着旧、新殖民主义体系。而且也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基本力量,使中国推进世界革命有了基础。第三,当时中国面临美苏两个敌人。中美关系仍然处于相互作对之中,中苏反目为仇,对此,中国也不得不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从中国的内部原因来看,首先是中国认为自身实力增强,为推进世界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其次是中国认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苏联已变成修正主义国家,作为另一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担负起了推进世界革命的重担。再次是中国国内左倾政策对外交政策产生了必然的影响。

  毛泽东是以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光来审视世界的。特别是当他认为中国的实力有所增强的时候,他不仅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还将改造整个世界。毛泽东改造世界的宏伟大略,总体是趋于理想主义的。这种理想主义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国际关系实际。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夸大民族解放的作用,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分析国际问题,把国家关系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把中国的前途同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等等都带有这种色彩。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此时的中国外交重点是发展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即单一性;外交政策是以打倒帝修反为主。即斗争性;外交目标是推进世界革命,即世界性。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利用,出现了外交工作中的极左思潮,直到60年代末,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重大外交政策和处理重大外交事件中,坚决排除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才基本走上了正常轨道。

  三、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

  随着中美关系改善的到来,中国的外交进入了第三个发展的时期。

  60年代末,国际风云变幻。1968年美国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苏联出兵人侵捷克斯洛伐克,对世界构成威胁。1969年3月珍宝岛流血冲突的发生,使中国面临苏联的严重威胁。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的卓越胆识和气魄,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毅然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平衡国际战略力量,缓解苏联对中国的压力,制约战争爆发,维护世界和平。

  这次外交政策演变是我党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后进行的第二次战略调整。其主要原因如下:首先,中国面临苏联的严重威胁。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到60年代末,双方已在边境屯兵愈百万,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战争。特别是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中国认为,苏联已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即列宁所讲的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灭亡的日子不会太长久了,一个历史新时期开始了。1969年3月珍宝岛大战使毛泽东认为,苏联亡我之心不死。此后全国大抓备战,搞“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一场大战,甚至是核大战。为了缓解苏联的威胁,中国调整了外交战略。其次,国际战略态势对比变化的影响,美国到处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到70年代初已使国力大衰,不得不推行“尼克松主义”以求改善国际环境。这便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国际战略态势。美苏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在核武器的数量方面已超过美国,在常规武器方面也优于美国。在经济上,苏联同美国的差距也明显缩小。因而,苏联凭借其在经济上军事上的实力,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采取进攻型的扩张战略,并处处得手。对此美国感到力不从心,为了增加同苏联竞争的筹码,美国开始谋求同中国改善关系。再次,扭转受到极左思想影响的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外交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外交面临重重困难,中国对外关系几乎陷于中断,不仅建交步伐迟迟迈不开,而且许多国家纷纷从中国撤走领事馆和人员。为扭转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急需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建立一条更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于是,我党和我国重新审视了国际环境,制定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方针。

  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来访的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即“一大片”)以抗衡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1974年1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强调了这一战略思想。邓小平在谈到这一战略思想时说,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是从东到西建立一条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当时苏联搞得很凶,向世界各个角落伸手。毛泽东的“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的主旨,是要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如果说“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新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话,那么“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促进完成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加快完成同西方建交过程,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应该指出,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智慧结晶,在制定这项外交政策过程中,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在被打倒的情况下,依然研究国际问题,提出具体意见,上书毛泽东。他们在《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等报告中,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上,分析国际形势。报告指出,目前的世界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国与国、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激烈复杂的斗争如风雨雷电,山雨欲来。欧洲各国对美国有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危机冒出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结束战争,超级大国瓜分世界的美梦能否实现,归根结底取决于世界上90%的人民的觉醒与斗争。报告特别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终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反华大战不会轻易发生。美国出于对付苏联的考虑,急于拉中国,中国应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必要时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陈毅还提出,除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之外,还应准备更高一级的会谈,对会谈双方都不要提出任何条件,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战略行动。老帅们的建议对党中央的决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中国意味深长地发表了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一同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照片;周恩来开展了著名的乒乓外交,使小球推动了大球。当听说尼克松下决心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对斯诺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鉴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为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外交的影响,特别是防止“四人帮”对中美关系的影响,5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为中美预备性会议制定对策。会议确定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主要原则。会议内容经毛泽东同意,作为解决中美问题的纲领性文件。1971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统一全党对即将解冻的中美关系的认识。

  在这次外交政策的演变中,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在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和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的基础上,整个70年代中国先后同近7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完成了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从而形成了第三次建交高潮。到1979年底,中国已同包括美国在内的120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已有了明显的提高。

  四、80年代初至今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任务的需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从而发展和充实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外交调整的内部原因是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离不开发展;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们,离不开发展;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和平统一祖国,离不开发展。归根到底,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不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不论国际形势发生怎样变化,我们都要牢牢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必须向世界开放,要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吸收他们的技术和资金,为中国现代化腾飞打下基础。战后国际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经济生活日趋国际化,世界经济在相互依存中求发展。任何国家都必须把对外经济关系放到战略位置上来考虑。社会主义更不能例外,相反,它应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提出到20世纪末,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达一万亿美元。

  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国家总的形势与需要,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在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实现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改变也必然引起我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一贯的外交目标,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对世界战争危险的估计过于严峻,强调世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甚至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这种极为偏差的认识和行动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而且也不利于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正常开展。

  进入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苏攻美守的态势为互有攻守、各有得失的对峙态势所替代。他们的争夺所造成的全局性的对抗紧张因国际和平力量的斗争而归于既有对抗,又有对话的状态。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危险在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壮大。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对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贯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因此,中国自身的发展就是对世界发展的最大贡献。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环境,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世界潮流。

  经过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科学分析和认真酝酿,我党第三次调整了对国际环境的判断,确立了中国新时期的外交政策。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是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宗旨,也是创建新型社会主义外交的基本立场。80年代以来,中国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作为外交目标。为此,中国改变了70年代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采取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在新的形势下,邓小平对独立自主原则赋予了新的内容。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3)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就是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也不为某种临时事件所左右。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对一切国际问题,中国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第二,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的形势。进入80年代以来,根据国际环境的新特点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有了新的看法,认为:战争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和平的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争取实现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希望的,可行的。邓小平在1980年初指出,我仍有信心,如果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1985年,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这几年我们仔细观察了形势”,“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4)1987年,他在会见荷兰首相时说:“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5)

  邓小平同志关于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是有希望的分析和判断,是以冷静观察世界大势为基础,以客观分析国际上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为依据的。这些分析和判断,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为我党、我国坚持不懈地开展和平外交,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一心一意搞好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复杂的宗教、民族矛盾以及领土争端而引发的局部战争和冲突愈演愈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机进行干涉,导致新的“热点”不断出现。北约东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野蛮轰炸、美日新防卫指针的出笼,这些都表明,在当今世界,来自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天下并不太平。和平与发展这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至今一个都没解决。

  第三,采取了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这次对外政策演变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采取了灵活与务实的政策,如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对中国自身定位比较客观,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但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客观的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国家利益成为我国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指导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经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国际环境的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称霸、不结盟、不当头的策略。在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韬光养晦”并不是为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

  (刘秀华  天津财经学院理论课部  讲师  李卫捷  天津财经学院理论课部  副教授)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16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出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2~147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③《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④《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⑤《毛泽东外交文选》第7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⑦《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⑧王景科编著《陈毅的外交艺术》第88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⑨《人民日报》1969年10月7日。

  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_992年版。

  (11)转引自《人民日报》1966年11月4日。

  (1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人物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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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GHDBSNWZK0044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试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标题>=试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类型>=g3

<作者>=高展

<姓名>=

<内容>=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为争取、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讲到:“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族抗战政策就是要使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这其中自然包括大批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也成为抗战的中坚。为实行全民族抗战、为团结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条件。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左”倾错误思想开始泛滥,特别是1931年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王明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在各方面清算“左”的错误,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得以逐步实施。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党尤其注意团结广大知识分子,这首先突出表现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正确认识上。

  首先,抗战爆发后,针对“左”倾错误思想残余造成的一部分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错误认识,特别是“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一情况,党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39年12月,中共中央还颁布了《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决定》,提出:“组织工农劳动群众与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也必须吸收大批的文化人及青年知识分子使之起先锋和桥梁作用,才能达到目的。各级党部必须懂得知识分子的极大重要性。”1940年10月,中央发出《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也指出:“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此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知识分子问题亦有正确的分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指出,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193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提出:“陕北公学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当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②。1939年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一文中针对国民党与我们争夺青年的问题,指出: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引革命知识分子。毛泽东还把知识分子比喻成一支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军队,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939年12月,陈云在陕甘宁边区党的二大上作了《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他说,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他还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党的指示及主要领导人的这些认识无疑对团结知识分子、相信知识分子、重用知识分子共同抗战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其次,再次重申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毛泽东等人曾有过不少论述,早在1925年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讲过:学生界、中小学教员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周恩来同志在批判党内错误思想时曾讲到:“因反对机会主义而变成反对知识分子这是错误的。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内的纠纷。”在这里周恩来同志不仅把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批评了出身论者。早在1924年他就在文章中也曾写到:“……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也都为着国际资本主义侵略压迫之故,迟早都要走入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同时,他还把知识界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一起作为国民革命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③。但这些正确的认识当时没有引起全党足够的重视,而如“知识阶级”等一些不科学的提法却不时被采用。遵义会议后至抗战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再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论述。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1939年12月,党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也指出:“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决定》还对“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等错误进行了批评。

  二、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为团结抗战,为真正发挥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以“团结、教育、改造”为中心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第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到我们的党、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各项工作及军队中来。党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炼,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1940年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又指出:“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1939年5月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也讲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也有着重要作用。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特别在今天抗日战争中,都证明他们之中有许多是能够为正确的政治方向而英勇斗争的。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是他们成为党与群众之间的必要的桥梁。我们党应该吸收许多能够献身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同时,经验还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知识分子中间的革命的贫苦的成分入党。”1941年1月15日《解放》周刊发表题为《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的社论,文章说:“我们欢迎自由主义的文化工作者、新闻记者、教育家、学者、专门家来抗日根据地共同进行文化建设与各方面的抗战建国工作,我们欢迎一切抗日青年来根据地入学。”“。在《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里要求:“对于未加入党的知识分子,应当经过考察,凡合格者,吸收他们入党。对于过去被开除党籍或停止党籍的同志,要加以重新考察,如发现其开除及停止党籍错误时,应当恢复其党籍。”⑤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积极吸纳、利用知识分子的政策。

  第二、给知识分子以充分的尊重和信任,尽量做到人尽其才。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中国共产党对于他们在政治上的态度与选择给予充分的尊重、给予他们在专门工作上充分自由的权利。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对于不能入党和不愿入党的一切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1941年4月中央军委下发的《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中要求对于各种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等,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信任”。“对非党的专门人才,只要他们服从我军纪律与各种规章条例,不强迫他们作政治学习,不强迫过政治生活,不强迫他们上政治课,参加政治集会及测验等。对于政治学习和政治生活,他们可以自由参加或不参加。履历表只填他们的学历及工作经历,不填政治历史(包括社会出身经济地位等),对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应干涉。”对于军队中一些政委不懂技术,自作聪明,妨碍专家工作,如管理该专家工作部门的政治委员,是不懂技术或技术水平较低的话,“则应该规定该政治委员无权干涉该专家的专门工作,亦不对上级负保证该专门家工作之责任”。对于国民党及无党派专家也应给以工作。在《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中规定:“对少数不愿入党,只赞成共产党民主领导,不一定拥护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要求不应过高,不应排斥他们,而应把他们看作我们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对于知识分子中个别有政治问题的分子,应当加以慎重的严密的考察,务求切实的彻底的弄清楚。对于政治嫌疑分子,不作详细调查,只凭主观推测,随便作出开除的逮捕的处理,是极端有害的。”在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上,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为了做到人尽其才,延安地区先后于1940年3月和1944年5月两次对整个地区具有一定自然科学知识的人进行调查、登记,发起专门人才和技术人员的“归队”运动。对于文化工作者及文化人,“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的给以他们写作上的任务外,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的限制与干涉。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1946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规定:各根据地上的文化教育工作,不论是消灭文盲工作,学校教育工作,报纸刊物工作,文学艺术工作,除党校与党报外,均应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而不应该由共产党员包办。要注意收集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使他们参加我们领导下的广大的文化战线,应反对在文化领域中的无原则的门户之见。

  第三、在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在物质上给予优厚的待遇。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团结知识分子、为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为全民族共同抗战,制定了一系列能够为知识分子创造较好的工作、生活环境的政策。中央军委发出的《关于军队中吸收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中规定:对于各种专门人才“一律依照中央指示,物质上给以特别优待。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能力、学识的程度规定之,要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金延聘。要尽可能购置他们所需要的科学设备,在战时要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中央书记处在有关条例中还就物质待遇拟定了具体标准:甲类技术干部,每月津贴15元至30元,伙食以小厨房为原则,窑洞一人独住;衣服每年特制棉、单衣各一套。其妻儿生活待遇与本人相同。对非党技术干部临时之急需困难(如家中接济、卧病、妻子生产等),应酌情予以必要之补助。边区政府还规定:带病工作经医生证明者,另发病员补助费或保健费。凡参加晚问工作者,另发夜餐费。出差应有牲口驮行李或代步。饮食尽可能有勤务打饭打水。晋察冀边区规定了《奖励科学发明暂行条例》,讲到:凡工业、矿业、林业、交通、医药、水利、畜牧等各项技术人员,愿在边区举行实验研究的,边区各级政府对于试验研究之进行,均需尽力予以工作上之便利及帮助。技术人员凡科学技术有所发明、改良或创造者,均得呈请边委会、各省省政府、行政公署及市政府核定予以奖励。奖励办法分荣誉及奖金两种。奖金每项由五万元至五百万元。有特殊发明及贡献者由边委会特别奖励之。《晋察冀边区优待技术干部办法》规定:技术人员依其资力、技术水平计对边区经济建设的贡献分为四级,甲、技正:每月小米700斤以上(最高额不加限制);乙、技士:每月小米500斤至1000斤……前项薪给,每月折价发款。有特殊功绩或有特殊技术者,得特别优待,其经常工作有成绩者得与加薪。技术干部如因工作劳累或受伤致残者,视其情况给以长期之生活供给优待。技术干部子弟入学按干部子弟入学办法待遇。其家属待遇在政治上与一般干部家属同。技术干部因年老或其它事故请求退休时,给以退休金。《晋冀鲁豫边区优待专门技术干部办法》中规定:现任工程师每月津贴40元至50元,技正30元至40元……除津贴外,制服、粮食、鞋、菜金、旅费等与其它干部待遇相同。提供技术干部需要的图书仪器及工具,免除其背粮、机关生产。《晋西北行政公署优待专门技术干部办法》中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⑦。

  第四、号召知识分子不断克服自身弱点走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信任、尊重、重用知识分子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如对艰苦奋斗缺乏准备、特别是有些人自视清高、自命不凡、瞧不起工农群众,不愿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等。1935年9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强调:“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1942年5月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的文学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每月前途的。同时由于中国革命敌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1929年5月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强调:“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分子们和青年学生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到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结合中,关键要破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并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因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口号。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过程中,他们必须深入实际,与实践相结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仅仅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这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因为他的知识不完全。而仅有书本知识的人要成为完全的知识分子“惟一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践工作中去,变为实践工作者,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因为有了正确的知识分子理论及政策,才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来到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统一战线中,为党、军队、根据地建设,为抗战的胜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高展天津财经学院理论课部  讲师)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②转引自曲峡等著《当代中国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第22页。石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周恩来选集》(上),第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537页,1998年版。

  ④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四),第64页、第22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⑤转引自贾春增著《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变革》,第106页,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

  ⑥《张闻天文集》,第29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8月版。

  ⑦赵德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第154~16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GHDBSNWZK0045

<书名>=《光辉的八十年》

<参考文献>=《光辉的八十年》

<目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

<标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

<类型>=g3

<作者>=王墨君

<姓名>=

<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是史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因为它无论对历史和现实都有着重要意义。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下面,仅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领导地位最终确立的深刻内涵

  早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即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还不可能直接进行实践和理论上的系统阐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建立国家的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提出了建立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建国方案。但它毕竟是在土地革命战争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在对待资产阶级、富农等以及其他方面,还存在着“左”的偏向,还很不完善。

  “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深对中国的入侵,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顺应形势,顾全大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适应这一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开始了新的探索。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国防政府的主张;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的可